明天，《大公报》就将迎来一百二十岁生日。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神圣的日子，因为，母亲和我都与《大公报》结下了不解之缘。二十四年前，母亲已离我而去；如果母亲在天有灵，一定会给我布置一份特殊的作业：为《大公报》一百二十岁生日撰文。

我的母亲高肖笑，曾任《大公报》高级记者兼上海记者站站长；也许是因为命运中的默契，从二○一四年开始，《大公报》为我开设了「点击香江」政论栏目，我每周都要撰写三至四篇政论文章，至今已经撰写了一千八百多篇，将近四百万字。在为《大公报》撰稿的过程中，我早已把自己当成了这个大家庭中一员，延续着母亲对《大公报》的挚爱深情。

记得那是三十二年前的一个深夜。母亲把我从睡梦中叫醒，兴奋地告诉我：「今天，香港《大公报》社长杨奇找我谈了，她让我尽快调到《大公报》担任驻上海高级记者，并且着手筹备《大公报》上海记者站。」望着我母亲高兴的样子，我知道这是她朝思暮想的一天，她新闻生涯即将开启新里程。

母亲是一九四九年从浙江温州考进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她就一直献身于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一干就是三十七年，采写了成千上万篇新闻报道。我于一九八三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职业生涯的第一站也是《解放日报》。一九八八年，我和母亲同时当选上海市「首届十佳新闻记者」，从德高望重的老市长汪道涵手上接过了奖状证书。汪道涵握着我们的手说：「你们母子俩同时当选上海首届十佳记者，这就是今天最大的新闻。」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母亲正好有机会赴香港采访。经她的同班同学、时任《大公报》副总编辑唐驾时的引见，我母亲见到了刚刚出任《大公报》社长的杨奇。杨奇社长热忱地邀请她为《大公报》撰稿，还专门向上海市领导打了招呼，让我母亲挑起为《大公报》撰稿的重担。《大公报》这些来自上海的文章刊登后，经常被其他港媒所转载。《大公报》的读者也渐渐知道了报社有一位上海的特约记者叫高肖笑。

写着写着，母亲越来越钟爱《大公报》。她与报社编辑部的许多同事也越来越熟悉了。杨奇社长很快决定成立上海记者站，并动员我母亲出任首任站长和高级记者。就这样，一九九○年，我母亲在她五十七岁那年，成为了《大公报》的正式一员。

白手起家，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从约稿、采访、编辑到广告、发行，她一身数职，什么活都干。虽然很累，可她干劲十足。有一天星期日下着滂沱大雨，家里来了不少客人，可我母亲急着要外出，当客人问她：「你星期日也要采访？」她回答：「有一件很重要的事需去报道。《大公报》是没有星期日的。」

后来，我母亲拉来了她在《解放日报》的二十多年老同事、著名经济记者干谷。自此，《大公报》反映上海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各种新闻报道更加有声有色，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启用、浦东的开发开放，到上海地铁建设、中外合资企业落户，《大公报》见证了上海发展的每一个节点、每一项成果。上海首座越江大桥「南浦大桥」竣工通车，我母亲与干谷一起，写了十多篇文章，约了三十多版祝贺广告，其宣传的角度、深度和广度甚至超过了上海的地方媒体。有一次，杨奇社长和副总编辑陈彬访问上海，拜会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上海市长黄菊，上海领导亲切地对杨奇说：「感谢大公报的大力宣传，感谢你们在上海设立了记者站，感谢你们选派了优秀的记者。」

在《大公报》日子里，我母亲十分节俭，一分一厘都为报社考虑。外出吃一顿饭、坐一次出租车、打一个长途电话，都是省了再省，浑不在意或追求已经开始漫天飞舞作诱惑的名缰利索。她和干谷不仅白手起家为报社添置了好几处物业，还为报社创造和累积了许多财富。母亲常说，虽然远离总社，但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经得起领导的监督，经得起同事的评价，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以后，记者站升格成了办事处，我母亲担任了办事处主任，《大公报》在上海的影响也更大了。

一九九六年，我母亲在为《大公报》兼职和全职工作了八个春秋后，因为年龄关系，她离开了报社。可就在她一年后身患绝症住进医院治疗和抢救的最后时刻，她依旧念念不忘《大公报》和那些曾在《大公报》一起共过事的香港同事。她每天都要我把当天的《大公报》送到病房。在她人生的最后两个星期，她颤颤抖抖地给我一张名单，里面整整齐齐写着二十多位她的好朋友的姓名、单位、地址。她告诉我，这是她三个多月前就写好的。她让我要保持与这些好朋友的联络，以后有空要代表她经常去看望他们。在这份她最为挚友的名单中，有好几位都是《大公报》的老同事。

一九八九年，我做了人生最艰难的一项决定，告别了我工作了六年的解放日报社，来到香港定居。后来，我下海经商，又回到上海兴办房产公司。随着事业的发展，我也渐渐有经济实力做慈善事业，曾获得「中国慈善特别贡献奖」、「上海市慈善之星」等荣誉，还连续担任了五届上海市政协委员和常委。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用财富救助他人，救助的范围是有限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更能推动社会进步，也更能体现人生价值。

记得二○一四年初夏的一个傍晚，我正在维港岸边散步，晚风习习，灯火璀璨，「东方之珠」的魅力令人沉醉。突然，电话响了，是我母亲生前的闺密、《大公报》资深主笔叶中敏打来的，她约我写点评论文章，驳斥一下某些人所谓「真普选」的荒谬观点。那正是非法「占中」爆发前期，反中乱港势力频频造势，蛊惑人们上街抗议。我想了想，答应了叶师姐的邀约。

重新拿起笔，心中激荡着爱国爱港之情。我写下了《荒谬逻辑一捅即破，「爱国爱港」不容挑战》《反「占中」签名十天破百万：真实民意击穿谎言》等多篇政论文章，在《大公报》上刊发。初次出手，阅读量就达到每日排行榜的前几名，令我有了信心。我根本不曾想到，已经搁笔二十年的我，因为一份《大公报》，会重操旧业、重温旧梦。不久，《大公报》为我开设了「点击香江」专栏，让我有了固定的「用武」阵地。

二○一九年是香港回归后最动荡的一年。一群自称「爱香港」的人，把香港蹂躏得遍体鳞伤；一群高喊「自由」的人，不断侵犯他人免于恐惧的自由；一群自诩为「民主斗士」的人，不允许不同政见者发出声音；一群分享着「一国两制」巨大红利的人，公然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底线。

那一年，我在《大公报》刊发了近二百篇政论文章，与「港独」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我的政论文章大致分为四类：紧扣一个「理」字，讲好「一国两制」的硬道理；紧扣一个「法」字，阐明法治底线不可逾越的大原则；紧扣一个「情」字，唤起香港同胞爱国爱港的真情感；紧扣一个「梦」字，激发香港同胞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精气神。正是因为讲「理」说「法」、聚「情」筑「梦」，影响力越来越大，许多文章在社交媒体广为传播，其中《大学生沦为暴徒是全香港的悲哀》一文，读者点击量高达三千五百多万次。我还将在《大公报》刊登的政论文章汇集成册，先后在香港公开出版了《救救患病的香港》等四本书。

二○二一年三月八日，全国政协成立七十二年来首次颁发「全国政协委员优秀履职奖」，我有幸成为二十名获奖者之一。当我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手中接过奖状，我明白：这个奖状是给我的，也是给《大公报》的。能在《大公报》这个平台上为国发声，我感到无比骄傲！

往事历历，令人感慨万千。我还清楚地记得──

 二○一九年「十一」期间，我应邀赴京参加国庆七十周年观礼，在九月二十八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我作为第一嘉宾，我的座位被安排在汪洋主席身旁。「海鸣，辛苦了！」汪洋主席一见我，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说。席间，他仔细询问香港的情况，对香港同胞的关爱之情溢于言表。他鼓励我，要继续主动发声，用正义之声驱散人们心中迷雾，回击反中乱港势力的进攻。

二○二○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出席全国政协港澳委员联组会议讲话时说：「我每天都阅读来自香港的新闻报道，中央时时刻刻都关心关注着香港。」会后，他亲切地对我说：「我常常阅读你的评论文章，很好！」

这些年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更是对我悉心指导和鼓励。我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文章，他几乎每篇必看，并经常交流观点。

二○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十三届全国政协三次会议举行大会发言。我第二次站到人民大会堂的讲台，作了《坚定「一国两制」制度自信 彻底铲除「港独」生存土壤》的发言，我告诉全场全国政协委员，二○一九年六月以来发生的数百起暴力事件，彻底颠覆了人们对香港的认知，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动荡中，街头战和舆论战同时进行。作为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我从一开始就主动参与这场舆论战，撰写了二百三十多篇政论文章，在《大公报》等香港主流媒体刊登，与反中乱港势力进行坚决斗争。我的发言，多次被政协委员们的掌声所打断……

风雨过后是彩虹。如今，香港处于由乱到治、由治及兴的关键时期，舆论战场上的激烈交锋已经过去，但我的笔不能停。我明白，在穿越一百二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大公报》始终保持「铁肩担道义」的本色不变；作为《大公报》的特殊一员，《大公报》的基因已经融入我的生命，我与《大公报》不可分离，魂魄如一。

 《大公报》走过了一百二十年，母亲和我两代人有幸与《大公报》同行了三十四年。我想，假如母亲知道《大公报》今日的辉煌成就、社会影响和责任担当，一定会感到由衷的骄傲和自豪；假如母亲知道我现在在为《大公报》撰稿，一定会为我点赞。她对《大公报》的挚爱深情，没有因为生命的逝去而消失，而是在我的手中延续。

 人世间，难道还有比这更令人欣慰的事情吗？

（本文作者为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时代发展智库主席，暨南大学「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长、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