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将召开中共二十大。回望十年前，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采访十八大的中外记者见面时，清晰地告诉全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十年，中国沿著这一目标坚定前行，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际社会是如何看待这十年里的中国？本刊开设“中国这十年”专栏，邀约国际知名专家学者撰文或接受专访，以海外视野讲述他们对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取得的发展和进步的感受与理解。

记者兼学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被视为对中国最有研究的外国人之一。他是全球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与西方世界的衰落》的作者，该书于2009年首次出版。他是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客座教授，也曾是剑桥大学政治和国际研究系的高级研究员。今年将召开中共二十大，本刊特别专访马丁．雅克（原文为英文），与读者分享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在过去十年中取得成就的分析与看法。

2012年起中国在很多方面蓬勃发展

我认为对中国来说这是相当复杂的十年。这段时期始于2008年西方国家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异军突起——相较于美国等地，这段时期中国取得了非常成功的发展，并且对自身在世界上的角色形成了更加清晰和广泛的认识。我认为从2012年开始，随著习近平成为新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在很多方面有了蓬勃发展。

首先是经济的增长。中国经济发展日趋成熟，越来越重视技术的重要性，并且随著微信（指腾讯公司—— 编者注）、阿里巴巴和华为等公司的发展而蓬勃发展。因此，中国向世界宣告，通过提升自身能力，包括创新能力等，在速度和质量上都是快速增长的经济体。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中国也发展双循环，有观点认为中国在减少对出口占GDP比重的依赖，更多地依赖国内市场及其增长。在过去10年间，这已经是一个稳定的过程。

其次，我认为中国不再相对沉默和谨慎，而是更愿意在世界上发挥更广泛的角色，不仅是规则的接受者，更是规则的制定者。而我认为最重要的两个表现形式是“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但如果要强调哪个最重要，我认为“一带一路”显然是最好的例子，因为这是一个极具创新性的想法，在欧亚大陆的枢纽与中国建立一套新的国际关系，从其近邻到中亚到中东，再到欧洲。我认为这已经激发全世界许多人的想像力，并产生了奇异的效果。中国外交政策的这一点始终是正确的，最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在此期间，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进展顺利。

第三，对中国来说，这也是相当复杂的时期，因为有两个非常大的变化，其中一个也许能预见，另一个显然完全无法预见。可以预见的是美国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敌意，或者说对中国的消极态度。我们在特朗普当选之前看到了点点滴滴，随著特朗普当选而看到全貌。因此，中国必须在这一时期找到应对办法，应对充满敌意和侵略性的环境，还包括解决其自身经济发展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是两个大国之间长期紧张关系的开始。这种紧张关系不会消失。我们已经应对了5年多，至少还有15年。很遗憾，这很可能是实际情况。所以，中国现在确实不得不从全球经济和政治环境的角度重新考虑其发展，这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6年之间的情况大不相同，尽管在2016年之前对此已有所了解。

不可预见的显然是新冠肺炎疫情。这对中国和世界来说都是巨大的冲击，是百年不遇的。当然，我们曾经历过SARS和MERS，但这次是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疫情，与西班牙流感以来的任何疫情都完全不同。中国实际上对此反应出色，并且非常成功地将自身死亡数字降低至4,500人左右，相较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尤其是除新西兰之外的西方世界，中国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而新西兰实际上在关键方面与中国采取的方法相似。当然，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并没有解决。正如我们今天在上海看到的问题，显然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认为中国可能需要调整其做法以适应新的形势。但这种调整会是什么，还有待观察。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而非简单的问题。西方人则认为这是个简单的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对中国来说非常复杂。

应该反思我们现在的处境和未来

在我们回顾过去10年时，我们也应该反思现在所处的阶段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从2016年开始，中国面临的问题与1978年到2016年间的问题截然不同。中国面临的全球环境与早期大不相同，我们姑且称那段时间为“邓（小平）时期”。那时国际环境对中国发展十分有利。中国（在国际关系上）既没有表现出领导力，也在小心翼翼行事，如果愿意的话，就寻求成为国际秩序一部分——邓小平的这个策略非常成功。因为中美之间相对良性的关系，最终让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那个时期显然给中国带来了发展空间。后来中国虽然被孤立冷落，但确实设法走出来了，以各种形式为自己的发展赢得了默许。尽管仍有负面和敌意，中国还是设法赢得了支持。

下一个时期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这个时期始于特朗普。这是很不一样的时期——中国面临一个日益分裂的世界，这个世界非常不稳定，也不可预测，在某种程度上还很混乱。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主要原因是美国的衰落。自1945年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霸主，是国际秩序的缔造者和领导者，但是现在越来越无法行使这种领导权，因为美国正在衰落。虽然不会马上倒下，但已衰弱很多。全世界都能看到这一点。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以单边或多边的方式，为自己的利益行事。美国不再拥有同样的控制权。全球秩序正在支离破碎，缺乏以前存在的一种权威和纪律。

我认为这是世界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但并非唯一原因。这就是中国在实际中面临的情况。这意味著什么？

首先，我认为全球经济增长无法保证。在早期，全球经济总体上以合理的速度增长。现在，我认为我们完全不能依赖于此。我们正面临非常不确定的全球经济形势——西方对这一点已经熟悉一段时间了。2008年以来，特别是欧洲，经济几乎没有增长。那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有15年之久。按照经济史标准，这是一种新的发展。我认为，现在这种不确定的全球经济环境将变得更加不确定、更加消极。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完全有可能在某个时候出现一场重大的全球经济危机。回望1918年至1939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当时英国是全球霸主，而不是美国，但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非常衰弱，无法再发挥领导力。这是一个被低估的主要原因——英国无法再行使之前拥有的各种领导力，而随著1929年到1933年的大萧条，世界最终分裂成不同的货币区，然后出现巨大的不稳定、大量失业、法西斯主义兴起，最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事情并不是现在都会发生——我不认为会发生——但在未来的新环境中，发生的趋势很强。

关键因素：中国赢得全球支持的能力

现在中国将不得不应对这种情况，在这种区隔中发展和繁荣，这种区隔将变得更加复杂，在国际化的治国之道上具有比以往更多的挑战性。我认为，这是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

在某种程度上，邓时期很简单——提出一个好主意，很容易就成功了，基本上是安安静静、埋头苦干——效果非常好。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实际上，中国对这类问题比较陌生，直到2012年才真正开始实施更为广泛的外交政策。虽然很多事情做对了，但我认为在这个时期，中国在应对敌对环境时也会做错一些事情——因为天然地，中国对这一环境非常陌生。通常来说，这不一定是中国的错。但中国仍然必须应对来自美国的情况，也可能是澳大利亚，可能是英国，可能是欧洲等，这加剧了对中国的敌意。

所以，我认为这对中国来说将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时期，包括在经济上，因为全球环境更加困难，这势必影响中国的增长。其次，在这个更加艰难和敌对的国际环境中，这一问题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我认为会持续很长时间，不会只持续五年然后消失——冷战都持续了40多年……1972年毛泽东与尼克松见面后，中美友好关系再次持续了40多年。所以这一时期——并不是说会持续40年——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尽管美国正在变得衰弱，但在世界上仍然保持著非常重要的地位，从长远来看，关键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两国可以结成新的关系？目前还远未达到这种情况。我们看到特朗普、拜登并没有区别，对中国的立场基本相同。纵观美国政坛，两个政党都反对中国。因此，我们距离两国建立任何新的和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认为这个时期至关重要，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能够赢得全球支持，赢得对其立场的感同身受。在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中，中国必须以高超的技能行事。我首先要强调“一带一路”的重要性，所有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致力于让“一带一路”取得成功，创造这些新的纽带和关系，而中国在过去一段时期做得非常成功。那将是我的出发点，这方面显然（不仅有）欧亚大陆，还有非洲和拉丁美洲。

最后一个问题是欧洲。现时的欧中关系是有问题的关系——我认为关系没有冻结，而是卡住了。欧洲目前在地缘政治上飘忽不定，在冷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欧洲非常缓慢且不均衡地远离美国。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完全改变了这一点，欧洲现在再次感受到大西洋联盟以及与美国关系的拉动，比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期都要强烈。我认为这不会轻易改变，但我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在与美国的关系变得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欧洲非常重要。中国需要找到与欧洲建立建设性和创造性关系的方法。

我最后的想法是，当今世界的特点是一种退却——退到旧时代，退到过去。中国被西方用冷战标签化，他们用冷战的术语这样说中国：“中国和苏联有什么区别？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是一样的。”这完全是胡说八道。这是一场巨大的智力侵略。

当非常强大的势力——在这个例子中，是西方势力——这样做的时候，世界，包括中国，很难不受到影响，因为不得不对此作出应对。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绝不应忽视创造力的重要性，以及想像力的重要性，不应忽视寻找新方法，以及做出令人惊叹之事的重要性。不一定要坚持以往做过什么，而要找到一种做事的方法，去联系人们，让他们惊叹。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在经济、政治和知识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下，人们既恐惧又害怕。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更开放，因为旧秩序正在瓦解，他们正在寻求新的解决方案。

我认为这个时期的中国，当务之急是要有创造力和想像力。我们已经看到，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发展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当然，自2012年以来，随著“一带一路”的推进，有很多有趣的想法。现在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时代，在非常不同的背景下，即使不比从前重要，也仍然是个重要的时代。

（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2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