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行政长官候选人李家超先生在《政纲》开首强调“以结果为目标”的治港理念，又在《政纲》最后一点提到要“充实国民教育体系，提高学生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这唤起了笔者对特区教育早日拨乱反正，切实创建“一国两制”相适应教育体系的憧憬。就“提高学生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方面，笔者有以下三项建议供李家超先生当选后制定教育政策时参考：

第一，全面落实“两文三语”政策，积极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众所周知，语文具备工具性和人文性。就人文性而言，语言有延续民族历史、传承民族文化的功能，也是去殖民化的关键要素之一。普通话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语言，是现代汉语的标准语。因此，香港有必要全面落实“两文三语”政策，积极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样，将有助增强特区居民对国家的认同并加速融入至国家发展大局中去。为此，笔者建议新一届特区政府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特区政府应发挥带头示范作用，积极提升全体公务员及立法会议员的普通话能力，并规定各级官员和立法会议员在公开性场合以普通话发言，潜移默化地确立普通话的官方地位。与此同时，公务员调升至某高级职位时，也应先通过国家语委的普通话测试，这样，才会引起各级官员对普通话足够的重视。

其次，特区教育当局应为学校扫除不必要的政治障碍，厘清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的工具价值与人文价值，并确立“普教中”的教学语言政策，分3至5年在全港官立及资助学校分阶段实施。与此同时，小学语文科课程更应有系统地向学生介绍汉字的简化规则，以便学生从小能够读懂内地出版的图书，增强对国家方方面面的认识。

最后，特区教育当局一方面应加强“普教中”语文教师的培训，另一方面宜逐步鼓励并培训其他学科教师运用普通话作为课堂教学语言。这方面的工作，可借助内地师范大学，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力量协助。与此同时，建议特区政府设立奖励机制，经过评估后，对于能够纯熟地运用普通话作为课堂教学语言的教师作出一定的奖励，如增加一个薪级点，或做满若干年享有若干个月有薪进修假期，或于申请升任高级职位时作为必要条件等。除此之外，教育当局也可以考虑借助外力，仿效现行的“外籍英语教师计划”或透过“优秀人才入境计划”，从内地引入合适的中文科教师和普通话科教师，协助香港特区加速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根据中国《宪法》第19条，“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香港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在“一国两制”下享有制定教育政策的自由，惟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关乎到年轻一代对国家历史和文化的认识，关乎到民族的沟通、融合与国家认同，这正是香港回归25年以来，至今仍未做好的事情。因此，笔者寄望新一届特区政府能够坐言起行，落实“以结果为目标”的治港理念，站在更高的位置来看待这个问题，敢于要求一众政府官员和立法会议员带头示范，并从制度上确立以普通话作为课堂教学语言的政策及其短、中、长期目标，更要做好教师培训工作，及扩大普教中教师人才库，这才是“一国两制”下特区政府应有的表现。

第二，加强“国史教育”的同时，也不应忽略“国家地理”教育。

众所周知，个人的出生地和居住地是决定一个人国民身份的关键要素，所以世界各国政府都非常重视自己国家的地理教育。惟香港20多年前的课程改革，肢解了“中国地理”的学习内容，国家地理的课题分散至小学常识科、中学综合人文、生活与社会、地理、通识教育等学科中。加上在“校本管理”政策下，各校所开设的课程又各不相同，导致大部分学生对自身国家地理的认识残缺不全和流于碎片化。

笔者建议新一届特区政府积极重建“一国两制”相适应的“国家地理”课程，具体的措施可以透过修订小学常识科和中学地理科的课程纲要，以议题的形式加插以下与国家地理相关的学习内容于不同学习阶段的课程中，或索性以“我的祖国”或“国家地理”单元课程的形式组织以下的学习内容，有系统地对学生进行教育。建议课题包括：(1)中国疆域与区域、(2)中国地形与地貌、(3)中国水文状况、(4)中国不同区域的气候、(5)中国自然资源、(6)中国自然灾害与治理、(7)中国能源需求与应对、(8)中国省级行政区划分及其分布、(9)中国国土的分离与统一、(10)中国不同民族的区域分布与民族风情、(11)中国农业、工业、商业和科技发展、(12)中国海陆空运输、(13)中国可持续发展方略、(14)香港特区在“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发展的机遇与挑战等。

正规课程是学校教育的主轴与核心，其他的一切（包括活动和环境）都只是影响教育的周边因素，故寄望新一届特区政府教育当局在新形势下尽早纠偏，聚焦于课程规划、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估三方面进行系统性变革，从而建立起“一国两制”相适应的学校课程和课堂实践，这才有助香港特区的学生潜移默化地建构出正确的国家观念和民族身份。

第三，全面检讨“校本管理政策”，加强特区政府对学校的教育管治。

众所周知，港英殖民管治结束前，以所谓“民主化”为借口，匆忙地推出“校本管理新措施”（The School Management Initiatives），把教育管治由“中央集权”转为“权力下放”至民间办学团体，形成今天教育当局与学校只能存在著“松紧相控”的伙伴关系，导致整个特区教育体系的能动性非常低，无法顺应“一国两制”新形势的教育需要，大规模地为特区培养出具备国家观念和民族情怀的接班人。因此，寄望新一届特区政府尽早成立“校本管理政策检讨小组”，全面检讨殖民地管治结束前颁布的校本管理措施，从而建立起“一国两制”相适应的教育体系，以提升特区政府对全港学校（包括大、中、小、幼学校）的管治效能。这样，便能从制度上确保李家超先生“充实国民教育体系，提高学生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的治港理念得以成功落实。

（笔者黄晶榕博士，为创知中学校长、华南师范大学港澳青少年教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