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构想最先在香港实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历史性重要作用。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笔者从历史亲历者的角度，回忆讲述了“一国两制”设想的由来、回归以来的风风雨雨以及对香港前景的思考。

文｜香港 郑耀棠

香港回归，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香港有过150年被港英殖民管治的时日，这里的中国历史文化传承曾在中途被奴化教育刻意割断。当中国向世界表明不承认不平等条约，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时，如何避免流血、冲突甚至战争，妥善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实现安然过渡？考验决策者智慧。国家采用了“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设想的由来

“一国两制”的伟大在于尊重历史、尊重现实。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央已开始派人来香港调研考察，结论是国家必须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同时要尊重香港同胞一贯的经济和生活习惯模式，达致平稳过渡。邓小平先生是“一国两制”的总设计师，他在1984年6月22日会见香港各界知名人士时曾说过：“我们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保持城市经济发展，相信香港人自己可以管好香港而不用北京派人来管治，甚至提到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以吸取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宝贵经验。这些设想在当年来说是十分大胆而开放。

在历时四年多的基本法草拟及广泛咨询过程中，处处体现著开放、民主，以及充分信任香港人，这是笔者在参与过程中的深刻感受。除了公开吸取香港人意见外，中央透过不同渠道也收集各方人士意见，不断修正、完善“一国两制”的体现模式，过程中吸纳了资本主义一些方面的先进性如经济管理、金融制度等等，真诚期望造就香港成为一个比内地城市更新型、更先进的城市，并且以“特别行政区”来区别于内地城市。

“两制”认知的歧义

遗憾的是，在草拟香港基本法期间，发生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严重政治风波，令不少香港人对内地产生很大的顾虑和怀疑；西方敌对势力借机攻击“一国两制”，在中、英两国政府谈判过程中妄想推倒重来，并对香港进行各种形式的渗透，过程惊心动魄，当时也令中央承受一定的压力。但为照顾香港人的心理状态，令回归能平稳过渡，中央在一些社会政策上不得已地作出一些让步，例如在1990年通过和颁布的基本法中，将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权利写进去，而集体谈判权则要暂时搁置。

广义来说，香港同胞是爱国的、具有民族自尊感，因地缘上只是一河之隔，与内地同胞同源同种，家乡情重，中国文化承传也很自然。但由于百多年来的殖民地式教育、西方社会长期抹黑新中国，加上早年内地政治运动频繁，令不少香港人对执政党产生恐惧、怀疑和疏离感，对于“两制”认同多于“一国”。不少港人以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为傲，视“五十年不变”为教条，高筑防火墙，抗拒与内地沟通接触，这也给敌对力量提供了可以钻的空隙。因此，如何令香港同胞普遍认同“一国”根本，发挥“两制”优势，是一个艰巨的过程。

廿五年回归路阻力重重

要去除百年殖民地式的东西，实现恢复行使主权和人心回归，1997年之前的15年过渡期和之后的25年回归路，总有跌跌碰碰，不畅顺的地方。过渡期间，中、英两国的角力频仍，国家对此也有充分考虑，在必要时候，以我为主，另起炉灶。 1994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我和其他31位全国人大代表向全国人大会议提出议案，对末代港督提出的“三违反”政改方案在1997年6月30日予以终止，并按基本法在同年7月1日建设特区政府和立法会。该议案在1994年8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通过，中央政府在1997年恢复行使香港主权时即实施符合基本法的政制。顺利过渡后，发现当初以为回归后港人可以同心共建家园是一种很单纯的想法。重温邓小平文选，了解到领导人在决策时也对未来不是平坦之路已有思想准备。回归后的实践证明，一百多年西方殖民地式教育及其思想已在香港人思想意识上留下根深蒂固的影响，很多人的脑子都被奴化教育遗下不良影响。部分市民对国家的印象停留在贫穷落后，有待改进；另一类带有政治偏见的人始终认为中国等同于极权、不民主。更大的问题在于特区政府内部，一些高官的思想仍停留在港英时代，比如听惯英国国歌的他们，一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便极不自然。笔者在回归初期进入行政会议，接触到不少政府高官，言谈间感到他们常怀念过往香港在英国人管治下的种种，说不出口的后半句是“没有英国人便不能成事”，因而极不屑与内地官员接触，甚至千方百计“筑起围墙”或“挖濶河道”，隔离香港与祖国。这反映出一些高官的被殖民心态很强烈，甚至成为了一种圈子文化，令当年有心做事的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推行一些好的政策时也遭遇很大的阻力，例如要推行奏国歌、公民教育也被视为无必要。这种被殖民心态和意识形态令回归后十多年间推行改革都寸步难行，“一国两制”观念、家国情怀、认同中央政府的风气更是难成。

此外，回归后因没有及时进行去殖民化工作，以及没有大力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反倒被敌对势力乘虚而入，将扭曲和仇视中国的思想不断渗透至学校、传媒及社区之中，尤其内地改革开放初期的不正之风与贪污腐败个案，经常被本地传媒利用来造谣抹黑，刻意妖魔化以至去中国化。 2019年“黑暴”中蓄意针对中资机构及攻击爱国人士，正是这种恐共仇中思维的极端反映，也是西方敌对势力在港推动颜色革命的铁证。

爱国主义教育如逆水行舟

2014年的非法“占中”事件及2019年的“黑暴”，彻底暴露出香港社会的复杂性，是各种政治力量为明争暗夺管治权而进行的一场大博弈。物极必反，这亦令不少香港市民更清醒，深刻反思香港存在的问题。

2020年幸得中央出手，推行香港国安法及完善选举制度，明确“爱国者治港”，坚持在“一国”之下实行“两制”的原则，逐渐在社会上赢得愈来愈多的和声。

不能不提的是，爱国工会、社团、民间团体等出钱出力支持爱国行动、庆祝回归活动。例如1998年成立的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每年在回归纪念日及国庆节等重要日子举行庆祝活动，宣扬爱国意识、民族文化及国家政策。这些并非只是歌舞升平般简单，而是向港人介绍国家发展成绩和综合国力，让港人分享国家荣光的机会。又例如1993年27个民间团体组成香港基本法推介联席会议，进行基本法普及教育，在逆境中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笔者在参与这两个组织的多年工作经历中，体会到中国历史、中华文化的教育与推广宣传是长期工作，不容停步，应久久为功，潜移默化。

回归初期，如何加强两地交流沟通也是一个难题。一方面在于中央政策限制各省市官员来港，而香港官员又不愿与内地官员接触，形成很多人为的沟通阻隔。因此，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笔者在回归初期成立“中港关系策略发展研究基金”（现“香港发展研究基金”），发挥民间组织的沟通桥梁作用。曾致力推动24小时通关、“一地两检”及河套区发展等，以民间智库提出这些倡议。犹记得当年建议被一些特区政府官员嗤之以鼻，有幸目睹至今都一一落实执行，尤其呼吁推动河套地区的发展转眼已二十多年，如今也开始见到起动实现的步伐，甚感欣慰。

香港的定位与前景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今年两会期间提到，“五十年不变”不是一个数字问题而是哲学问题。笔者认为这启示我们要从宏观上看待“变与不变”，因为“一国两制”是建基于历史、现实和长远的考虑，而不是短期或权宜之计，故此不应被数字、年期所束缚。

看待香港问题必须承认历史、面对现状，才能坚定前行的信心。承认历史就是认识到，在百多年港英殖民管治下的洗脑教育、缺乏公民教育对港人的影响，是不可能用两三年时间彻底改变的。 25年回归路上所遇到的种种阻滞和走过的弯路都是正常的，因为有历史的因由导致的内部矛盾和人心不一，也有外部敌对势力和冷战思维所带来的干扰。

“一国两制”是一个整体，香港应在“一国”之下发挥“两制”的最大优势。只要相信“一国两制”是符合国家长远发展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便应百折不挠、坚定向前，不要对“一国两制”失去信心或否定香港存在的价值，反而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深入思考应用甚么方法更好地推动落实，不断优化完善，丰富“一国两制”的实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香港人首要是定好位，不盲目追随西方虚伪的民主自由，认知到香港只有根在中国大地，背靠祖国，才能有大好的前景。香港人更要学习做主人，学习如何治理好香港，加强与内地的紧密联系与合作，探索如何实现大湾区融合，与湾区内地城市携手把大湾区建设为“共同家园”。

总结香港回归廿五年实践的经验，加强港人认识国家和认同中华民族文化是刻不容缓，而且应该有策略、有部署、有系统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弘扬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并且要持之以恒。要大张旗鼓宣扬爱国主义，结合国家发展的历史和经验，在社会上树正气，刹歪风。只有在爱国家、爱民族、爱中华文明文化的土壤中培养出的管治人才，才能令香港走上人心回归、落实“一国两制”的光明正道。

（作者系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发展研究基金主席、香港工联会前会长）

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2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