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由乱到治、由治及兴的关键时候，香港迎来了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这是新选制下的首次行政长官选举，也是进一步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重要选举，标志著香港特色民主制度迈出新的步伐。目前行政长官提名期已经结束，选举主任在提名期限内共收到1份提名表格，该候选人为李家超，他获得的有效选委提名数为786名。香港各界纷纷对李家超参选表示支持，赞同李家超日前提出的政纲，热切期待香港选出一位符合“五个善于”及“五有”条件、有担当能作为的新行政长官，在当前极为困难的内外环境下，带领香港勇毅前行，不断开创新局面。在《紫荆》杂志5月号上，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发表独家署名文章，探讨香港新任行政长官面对的内外挑战和未来施政重点。

文｜香港 刘兆佳

新任香港行政长官就职后，他将要面对一个前所未有、复杂凶险的外部环境和一个充满挑战性的内部环境。他和他的管治团队要在这个艰难的环境中维护好国家和香港的安全、顶住来自美国和其西方盟友对香港的制裁和打压、为香港的未来发展找准定位、提升特区的治理能力和水平、强化特区政府预警和应对危机的能力、加快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扩宽香港的产业基础、以改革创新的政策和措施破解香港的深层次矛盾、通过教育和其他举措实现“人心回归”。他所领导的特区政府要迎难而上，而且会备受考验，但要完成的肯定是伟大和光荣的历史任务。要想克服困难、实现良政善治、达成政策目标和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扭转香港过去的困局，巩固中央在香港拨乱反正所取得的成果，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打下坚实的基础，新任行政长官和新一届特区政府无疑任重道远。相信在中央的领导和指导下，加上爱国力量的鼎力支持，新一届特区政府应该有能力攻坚克难，开拓创新，为“一国两制”的全面准确实践和香港的繁荣稳定开启新的篇章。

过去几年，香港和“一国两制”的实践都进入了历史发展的转折点，成败得失悬于一线。回归前后尚未解决的、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重大矛盾不断累积，交叉重叠，而且愈趋恶化和复杂，并因为“修例风波”而彻底暴露和大规模爆发出来，酿成香港史无前例的特大危机。不过，特大危机的暴露和爆发也迫使中央下定决心，采取果断措施和行动彻底解决危机背后的重大矛盾和因素，有效遏制了内外敌对势力，实现“爱国者治港”，让“一国两制”能够在新的基础上稳步前行。然而，这个过程必然充满挑战性，并会引发不少新的摩擦和带来一些不确定性。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来袭，令本已严重的经济社会民生状况雪上加霜，导致各种深层次矛盾急速恶化，政治不稳定因素陡然增加，也加剧了特区管治的困难。国际环境不断恶化，西方世界对香港愈趋不友善，亦使得香港的内部问题更趋严重化和复杂，香港将无可避免地面对越来越多的艰难和挑战。

香港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外来挑战

过去十多年来，香港面对的国际环境越来越复杂和凶险。中国的急速崛起和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日增，引起了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恐惧和反弹。它们将中国定性为美国历史上首次碰到的“同级战略对手”，认定中国的崛起会摧毁美西方的世界霸权，严重损害它们的利益。它们无所不用其极地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遏制，在中国内部特别是边陲地区制造动乱，并力图拉拢中国周边国家构筑围堵中国的“铜墙铁壁”。美西方不再相信香港能够成为它们可以利用的“颠覆基地”，反而一口咬定香港已经变成助推中国崛起的“帮凶”，以及践踏民主和人权的“凶手”。过去一段时间，美西方对香港的打压源源不绝，包括将香港问题“国际化”、贬损香港的国际声誉、对香港的个人和实体施加各种制裁、削弱与香港的联系、在香港宣扬反共反中思想、以不同方式插手香港的管治、与香港的“反中乱港”分子联手策动暴乱、削弱香港对国家发展的价值、阻挠香港成为那个由中国推动的反美西方霸权的金融和服务中心等。毫无疑问，美西方日后会继续成为影响香港繁荣稳定的破坏因素。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以及尚未完结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必将对国际局势产生巨大和深远的冲击，把一些对香港这个开放的、与美西方关系颇为密切的国际大都会发展不利的趋势和因素进一步强化。它们包括：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金融和贸易秩序加速崩塌，世界进入失序和动荡的局面；全球经济陷入衰退；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和排外主义愈趋猖獗；去全球化特别是贸易和金融去全球化加快；去美元化趋势增强，美元作为促进国际贸易、投资和储备的角色逐渐下降；金融、贸易、网络和科技保护主义肆虐；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断裂；各地人员的交往陷于停顿；美国进入加息周期，令不少发展中国家陷入困境；通货膨胀冲击各国经济；粮食、能源、矿物和商品供应短缺危机日趋严重；美西方更加忌惮中国的崛起并加大对中国的遏制力度，并且把越来越多的东西“武器化”，尤其是美元、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外国存放于美西方的财政储备和资产，以及科技、贸易、媒体、艺术、教育和意识形态等。

对香港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是世界将会出现两个意识形态、核心利益和游戏规则不同的阵营。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担心自己正在走向衰落和越来越忌惮被挑战、越来越排外的西方阵营；另一个是由中国推动，联系俄罗斯、伊朗、巴基斯坦和众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部分东南亚国家）所组成的反对美西方霸权的阵营。这两大阵营在贸易、金融、科技、安全、标准、规则乃至文化等领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脱钩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香港过去作为中西方桥梁和通道的角色将难以为继，而香港从美西方所能得到的发展机遇和“特殊优惠”将会不断被剥夺。

在愈趋严峻的国际格局下，美西方对香港的制裁和打压将会更为严厉和频密，对香港的稳定和发展必将造成冲击和损害。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其未来发展的战略定位必须是在可能范围内尽量维持与美西方的经济、贸易和金融联系的同时，加强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稳定的能力，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强化与亚洲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经贸联系，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从而让香港能够得到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新的经济增长与产业发展的动力。

香港的内部环境充满挑战性

来自香港内部的挑战因为过去十多年的动乱和内耗已经越来越严重和复杂，新冠肺炎疫情和外部环境的巨变令这些问题更为扩大和恶化。这些挑战包括：尽快控制或者结束新冠肺炎疫情，恢复与中国内地和外部通关；落实好国家“十四五”规划关于香港的部分、积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强深港合作特别是香港与前海的合作；在心理上和行动上处理好“脱西入东”（即与美西方关系愈趋弱化、与国家和亚洲地区关系愈趋密切）的历史大趋势，支持和配合国家所推动的反对美西方霸权阵营的建设；妥善应对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和金融动荡，纾缓其为香港人所带来的困苦；保护好香港的外汇储备，减少对美元和其他西方货币、资产的依赖，做好准备应付突如其来的金融动荡和危机；应对好愈趋严峻的经济民生状况，特别是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贫富悬殊、住房问题、医疗卫生问题、能源和粮食价格上涨、年轻人就业与向上流动等；确保与香港人生活息息相关的粮食和日用品供应充足和价格不至于难以承受；推进有利于建构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和政策改革，克服反对势力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扶持新的产业，拓宽香港的产业基础；加大力度推进教育和思想工作，促进“人心回归”。

内外挑战对新任行政长官的治理能力和水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要妥善应对内外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以及在严峻环境下落实施政蓝图，香港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必须尽快提升。新任行政长官应该在以下方面切实著力推动。

首先，需要组建一个强有力、有家国情怀、勇气担当超群、锐意创新和具备广阔和长远视野的领导团队。亟须在政府内部、香港社会、中国内地和世界各地网罗各方面的英才，尤其是那些有助于应对金融风险、推动经济发展、开拓新产业、破解民生问题和提升教育质素的专才。这个领导团队必须尽快以骄人政绩来建立管治威信，为香港人带来希望和憧憬。

第二，在治理香港的过程中，虚心接受中央的领导和指导，切实执行中央的指令，并在重大问题上与中央保持一致。在维护国家安全、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破解香港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上，特区政府肯定需要得到中央的支持，中央也会切实行使全面管治权，对特区政府的工作进行监督和问责。

第三，与中央通力合作，加大力度进一步壮大和团结爱国力量，包括设立相关的制度和制定合适的政策、物色和委任爱国人士进入各种行政和政治职位接受培训和磨练。行政机关应该积极与由爱国者主导的立法会加强合作、相互支持。特区政府应该强化与社会上爱国团体和人士的联系，并在有需要时组织和动员他们支持和配合政府的政策和行动。

第四，港英政府和特区政府以往所坚持的“积极不干预”或者“小政府、大市场”的管治思想已经不合时宜，必须彻底扬弃。取而代之的当然不是无所不管的政府，而事实上也不可能，但是在今后香港经济发展、与内地强化经济联系、贯彻国家“十四五”规划有关香港的部分、开拓新产业、减少垄断、改善民生、改革教育、促进“人心回归”等事务上，新任行政长官领导的特区政府绝不能够是“不干预”的“小政府”。这个政府也一定要能够在重大事务上“干成事”，并以实际成绩赢取中央和市民的信心和信任。为了强化管治效能，必须优化、简化和改革那些阻碍政府施政的、过时的和多余的法律、法规、程序、惯例和机构，让政府能够在“拆墙松绑”下提升政策制定和执行的速度和效率，加快问题的解决，尤其是要节省日益珍贵的公共资源。

第五，推进特区政府的改革，提升特区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主要包括：提升各政策范畴的统筹协调，为重大政策订立明确目标；强化行政会议的政治战斗力，特别在国际上争取话语权的能力；加强政府领导团队对公务员的领导和驾驭，强化政府内部的纪律、问责和执行能力；严明和改进公务员的考核和任用标准，不能过度看重“论资排辈”；讲求工作成效和施政目标的达致，而并非以“程序”和“投入”为鹄的；奖励创新、改革和进取；鼓励对国家和民族尽忠尽责；从香港社会、内地和外部适当引进精英人才进入政府高层，尤其要开放政务体系；加强战略和政策研究；设立重大危机研判、预警和应对机制。

第六，回归前港英政府把部分原来属于政府的职能和权力交付给一群新成立的法定机构，由于政府的相关部门与那些法定机构之间的协作出现不顺畅的情况，导致政府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失去连贯性和协调性。特区政府对法定机构的领导、协调和问责必须加强。

第七，回归后香港原来的咨询组织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不但难以负起培训人才的作用，更没有发挥专业人士和精英阶层支撑政府施政和提升政府威信的作用。各类咨询组织必须得到强化并成为特区政府施政的亲密伙伴。

第八，在应对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时，香港基层和地区组织的薄弱和散漫对特区政府的防疫抗疫工作构成很大的掣肘。今后必须加强地区和基层组织的建设，让特区政府更能了解、联系、组织和发动群众，为中央、特区政府和爱国力量建构更扎实可靠的群众基础。

结语

总而言之，香港的前路多艰，新任行政长官和新一届特区政府任重道远。不过，在一个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不断提高的特区政府的领导下，在中央的指导、督促、支持和问责下，在愈趋强大的爱国爱港力量的大力襄助下，我们期望新一届特区政府能够成为一个奋发有为、开拓创新、让人耳目一新的政府，在极为困难的内外环境下砥砺前行，为国家和香港的安全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

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2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