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银香港经济与政策研究主管、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荣誉研究员王春新博士日前接受中评社记者专访，就香港股市大波动背后的原因、外资撤离趋势、香港人才流失问题、新加坡与香港之间的竞争、中美金融冲突、人民币国际化契机、香港如何从区域性金融中心升级为全球金融中心、与内地通关与否对香港金融中心影响、疫后香港经济调整、香港楼价下调趋势等一系列热点问题作出了深入的分析。

王春新表示，近来香港股市出现了“过山车式”的大幅波动有多重因素叠加，最重要的因素有三个：一是第五波疫情影响；二是俄乌冲突；三是和内地监管加强有关系。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前两个因素影响比较大。他认为，虽然这次的三个因素相叠加给港股造成了很大的调整压力，但都属于外部性因素影响，对中长期影响比较小，而且香港资本市场的根基也没有因此受到动摇。他估计，港股到今年下半年可能会开始慢慢恢复，年底到28000点都有机会。

对于外资撤离的问题，王春新认为，目前外资大规模撤离现象尚未发生，只出现了少量外资短期外流的情况。这主要是受到三个因素影响：一是疫情突然大暴发对外边境管控比较严格带来了一些不便，二是受到地缘政治危机影响，三是美联储加息。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从内地来的南向资金在持续流入，而且流入的资金量相当多。

在国际金融中心的竞赛跑道上，新加坡一直处于“作战状态”，频频出招吸引人才、企业及资金落户，日前更是宣布放宽防疫限制并果断迈向“与病毒共存”。对于如何看待来自新加坡的竞争，王春新表示，香港和新加坡虽然都同为国际金融中心，但它们的情况和特点却不一样，面对的市场也不一样，各有分工。一是规模不一样，香港金融规模比新加坡大很多。二是金融行业结构不同且区位优势影响不一样。三是金融市场功能不一样，香港以资本市场为主，新加坡以外汇市场为主。王春新也指出，它们各自服务的对象不一样，香港以中国内地为主，新加坡主要面向东盟市场。香港三元经济中的金融业一直发展特别好，受香港本地经济影响不大，因为它主要是为内地企业服务，香港股票市场80%市值来自内地。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除了法治和自由开放非常重要外，它的发展最终取决于其所服务的经济体，也就是为谁服务。香港服务的是整个中国内地，而且总量越来越大，这也是新加坡很羡慕香港的地方。

至于香港如何从区域性金融中心升级为全球金融中心，王春新认为，未来香港要发展五大市场：一是亚洲最重要的资本市场；二是人民币离岸市场；三是一带一路金融服务枢纽；四是亚洲主要财富管理中心；五是要打造绿色金融中心。当然要做到上述，香港还要加强和内地合作，比如区域化发展、一带一路等，内部则是要做好创新产业，同时解决居住问题，加强金融监管和风险管控。

对于如何看待疫情防控和香港经济发展的平衡问题，王春新认为，保持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平衡最好的方法是动态清零。香港也可以针对特殊情况探索更好的防疫方式，但根据香港的情况也要有底线思维。一方面，香港是国际都会、国际金融中心，另一方面，香港也是一个老龄化社会，且住房条件又不好。所以，在抗疫政策上要兼顾这两个方面，且要有两个底线思维：第一是生命安全至上；第二是要把和内地通关摆在首位。香港的金融发展非常重要的是内地因素，港股是内地经济的晴雨表，所以和内地通关让内地的企业来香港做生意、内地的金融人才来香港发展更重要。

对于后疫情时代的香港经济发展，王春新认为要非常重视两个转变。他指出，全球经济在疫后面临两大转变，一是从传统经济转向创新经济，中美贸易战最重要的是科技战，谁能够抢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制高点，未来发展就是谁说的算。二是从全球化转向逆全球化、区域化，这意味著全球化告一个段落，当然也不是说都没有，而是未来整个市场会有各类的限制措施不断出台。他认为，这种逆全球化的趋势在短期内很难转变，同时全球也出现了一个新趋势，那就是区域化发展。其中，东亚地区的区域化发展最为重要。对于香港而言，还面临另外一个转变，即从回归前的殖民管治转向爱国者治港时代。因为不同的管治，目标和任务是不一样的。爱国者治港除了发展经济以外，更多的是要照顾民生、解决深层次矛盾问题。此外，他也就以后经济发展发现给出了五点方向建议。

对于香港楼价下调趋势以及美国加息对香港楼市影响，王春新认为，今年前三个月香港的楼价差不多跌了3.9%左右的水平。这次下跌和疫情失控以及俄乌冲突造成全球股市震荡有关，影响了香港楼市气氛。不过这都是属于短期的外部因素，对香港楼价的影响不会很厉害，而且幅度也不会很大，一旦下半年这两个问题控制了，香港楼市的气氛可能又会回来。他预计，今年大概会下调5%-8%左右，这也考虑到了加息的因素。他表示，从长期来看，就要看正负利率，正利率的时候香港楼市会调整下降，而负利率时香港楼市可能会长期上升。同时，他也指出，香港现在这套房屋发展模式是解决不了住房问题的，还得需要双轨制和新居屋计划。以下是具体访谈内容。

香港股市波动受到三大因素叠加影响

香港资本市场的根基未受到动摇

记者：近来香港股市出现了“过山车式”的大幅波动，恒生指数曾一度下跌触及18000点边缘。您认为，港股受到如此大冲击的主要原因有哪些方面？您预计将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修复回归？

王春新：这是多种因素叠加结果，最重要的因素有三个：一是第五波疫情影响；二是俄乌冲突；三是和内地监管加强有关系。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前两个因素影响比较大。具体而言，有三个阶段波动：第一个阶段是今年年初开始到2月23日俄乌冲突之前，香港的恒生指数没有太大变化。第二阶段是从2月24日到3月15日，港股从23660跌到了18415，跌了5245点，差不多是22.2%的跌幅。这一阶段主要就是受到了香港疫情大暴发和俄乌冲突引发全球资本市场大震荡这两个因素叠加影响。第三个阶段是3月15日以后，内地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3月16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了专题会议，研究了当前经济形势跟资本市场的问题，要求要把发展作为执政第一要务，坚持资本市场的平稳发展，要求各部门要切实承担起自身责任，积极出台一些对资本和市场有利的政策，慎重出台收缩性政策，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自此之后到了4月4日恒生指数又回到了22502点，回升了22.2%。

如果从一个比较长的周期来看，这一轮港股的调整从去年2月17日开始，到那时到达一个新高31084点。因为当时刚好是中国疫情防控已经做得很好了，资本市场的经济也恢复的很快，所以香港股市就一下子冲上去了，那个时候的香港市值达到57000亿美元，居全球第五位。但后来因为内地加强了一些监管措施以后就开始逐步调整，比如房地产市场调整对房地产板块的影响比较厉害。所以，在内地监管调控的影响以及后来2月24日之后俄乌冲突和疫情大暴发三者因素叠加影响下，香港恒生指数从去年最高峰至今年3月15日最低点总共调整了12669点，差不多下跌了40.8%的水平。

我认为，这个调整只是受短期因素的影响，和过去金融风暴时候的调整还不太一样。金融风暴下的股市调整是内部整个金融系统受到严重冲击，加之全球经济受到严重打击，这对香港影响是非常大的。香港2008年在全球金融海啸暴发之前，恒指最高峰是2007年10月30日31638点，但金融海啸之后在2008年10月27日就突然只剩下了11015点，调整了65.2%。亚洲金融风暴时期，香港恒指从最高峰16820点调到了6544点，差不多调整了61.1%，这个调整还是因为当初香港特区政府及时入市才稳住的。所以，虽然这次的三个因素相叠加给港股造成了很大的调整压力，但都属于外部性因素影响，和金融危机下的内部性因素影响相比还是要好很多。

另外，这次和过去有所不同的地方在于，亚洲金融风暴时期的香港股市主要是以香港本地企业为主，加上房地产大调整造成了很大伤害。但现在的香港股市有一半左右是中国内地企业，市值占到8成左右。地缘政治和香港疫情给这些企业带来的风险还是比较小的，因为他们的运作主要是在内地。根据前几波疫情及海外经验，最近香港股市大跌影响也会是短期的，对中长期影响比较小，而且香港资本市场的根基也没有因此受到动摇。当香港疫情以及俄乌冲突缓和后，香港股市很快也就会慢慢恢复。我估计，港股到今年下半年可能会开始慢慢恢复，年底到28000点都有机会。相比去年底来讲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升幅，但要恢复到去年2月17日的阶段性高峰可能还比较难，还需要一定时间。

外资大规模撤离现象尚未发生

内地南向资金持续大量流入

记者：国际金融协会(IIF)称，俄乌冲突发生后，外资以前所未见的规模流出中国。尤其是今年3月份以来，境外金融资本从股、债市场加速流出，其中包括大量港股市场国际金融资本的流出。您如何看待外资撤离趋势？这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将会带来多大程度的影响？

王春新：从目前来看，社会上可能关于外资撤离的舆论比较多。但其实外资大规模撤离现象是没有发生的，只是少数且短期的行为。这主要是受到三个因素影响：一是疫情突然大暴发对外边境管控比较严格带来了一些不便，二是受到地缘政治危机影响，三是美联储加息。其中，美联储加息可能会带动一些资金的回流，但主要是从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政治动荡的国家抽走资金比较多。香港这边有没有呢？有，但相信是比较少量的，属于短线、少量的流出。我们来看一些数据：

2月份港元兑美元汇率呈现走低状态，4月5日下午五点多港元汇率为7.8326，是偏弱的，因为以前一般是7.75-7.76。另一个指标数据，4月4日香港银行体系的结余比1月底的高位大概减少了差不多202亿港币；而外汇基金的票据未偿还总额比1月底的高位大概减少了379亿港币。从这个数据来看，的确是资金有少量外流的情况。因为过去如果资金流入香港，这两个指标都是在增加的，但总量上其实减少并不多，甚至外汇基金票据未偿还金额4月4日比2月底还增加了199亿。这也说明资金少量流出主要是在2月底。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有一些少量外资短期外流，但从内地来的南向资金却在持续流入，而且流入的资金量相当多。3月份因通过港股、沪港通、深港通交易的南向资金中只有一天是净流出的，其他全部是净流入香港，总流入资金高达795亿人民币。其中，4月4日一天南向通的净流入达到225亿，当天港股涨了400多点。这也说明内地资金对港股还是有信心的，尤其是现在港股属于低位，很多内地资金对在港上市的中资企业股也都比较熟悉，所以也会趁低位吸纳。

虽然香港海外资金很多，但来自大中华和东亚地区的资金会越来越多。比如香港前一段时间公布了一个香港财富管理资金来源，2020年香港财富管理曾经有差不多超过4.5万亿美元，其中来自香港本地的资金差不多占到36%左右，非香港的海外资金大概占到64%。其中有10%是中国内地资金，再加上澳门、台湾，大中华资金来源差不多接近一半左右。另外，还有一部分是来自日本、韩国和东南亚，所以来自东亚地区的资金差不多达到55%左右。欧洲和美国资金则是差不多占到三分之一，所以香港的资金并不是都来自欧美。

除此之外，从银行存款来看，香港2月底的银行存款比去年年底增加1.5%，差不多增加了2209亿港币。过去几年在正常情况下，每个月香港存款大概是增加700亿，但今年前两个月每个月增加1100亿。去年一整年香港存款增加5830个亿港币，每个月大概增加486亿，这个就没有达到过去的平均水平，但是今年前两个月反而是增加的比较多。所以，从银行存款来看，其实也没有太大的资金流出情况。

香港要正视人才流失问题但也要有信心

记者：香港总商会最新公布调查结果显示，近期的香港移民潮导致技术人才流失，大大小小企业皆受影响，约38%受访企业表示因员工移民离港而受到较负面影响。另外，香港的欧洲商会日前发表调查报告也称，近半数在香港设点的欧洲公司考虑2023年全部或部分撤离香港。您如何看待香港人才流失的问题？您认为，香港应该如何提升吸引国际人才的竞争力？

王春新：我认为，香港出现人才流失问题也属于是短期性的，一些人离开和前两年的社会事件有点关系，也和比较严厉的抗疫措施有关，只要是疫情控制好了，这个局面就会好转。香港欧洲商会调查的对象70%企业是少于100人的中小型跨国公司，但一般在香港总部的跨国公司都是在100人以上的。事实上，欧洲大型金融企业一般不会撤离，比如瑞银等他们生意都做得比较好。影响比较大的可能是一些零售公司，因为疫情关系内地客也来不了，生意明显受到影响。

对于人才流失的问题不用看得那么悲观，我们看到香港人口这两年虽然在减少，但香港的就业人数却在增加。比如2021年香港人口比2019年减少了11.76万，其中2020年差不多减少了9.4万人，去年减少了2.3万人，但去年第四季度的就业人数却比前年同期增加了5.03万人。其中，高中以下学历去年第四季度比前年增加3.17万，包括文凭、副学位和学位在内的专上教育增加1.86万人(当中大学以上学位增加1.67万)。所以，虽然有劳动人口和移民情况存在，但香港市场的就业人数供应量其实没有减少。

未来随著香港的发展，的确也面临人才不足的情况。劳工福利局曾发表过一个2027年人力资源推算报告指出，2027年香港对学士学位以上的人力需求增加31万，到时候可能会欠缺差不多3.5万，因此需要大力来培养吸引人才。当然，我认为，一方面要正视人才外流或移民问题，另一方面也要有信心。根据IMD去年12月发布的2021年世界人才竞争力报告指出，香港的人才竞争力在亚洲排名还是第一位的，在全球排名第十一位，新加坡是第十二位，说明国际机构对香港人力资源还是有一定信心的。

至于如何提升香港人才的竞争力，其实有很多办法，比如现在很多大型企业推出了加强接班规划和招聘计划以及提升自动化和数码化水平等，也有一部分企业通过提高工资和福利以及制定一些挽留员工的计划等。另外，我们也看到IMD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对吸引和留住香港人才方面的隐忧，香港吸引和留住人才的指标从原来的18位跌到了去年第26位，生活成本水平更是排第61位，是因为生活成本太高，尤其是住房上，这对海外人才的吸引力也是打了一些折扣，这也是我们需要好好面对的问题。

香港和新加坡各有分工

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取决于其所服务经济体

记者：在国际金融中心的竞赛跑道上，新加坡一直处于“作战状态”，频频出招吸引人才、企业及资金落户，日前更是宣布放宽防疫限制并果断迈向“与病毒共存”。有外媒报道，有一些国际企业也考虑减少在港人员，把经营重心移往新加坡等。您如何看待来自新加坡的竞争？您认为，应该如何强化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王春新：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香港和新加坡都是亚洲四小龙，这两个城市特别相像，所以一直有“双城记”一说。然而，香港和新加坡虽然都同为国际金融中心，但它们的情况和特点却不一样，面对的市场也不一样，各有分工。

第一是规模不一样，香港金融规模比新加坡大很多。2020年新加坡金融业附加值是450亿美元，而香港大概是767亿美元。在世界金融行业的发展上，金融规模越大意味著影响力越大。第二是金融行业结构不同且区位优势影响不一样。第三是金融市场功能不一样，香港以资本市场为主，新加坡以外汇市场为主。香港的资本市场要比新加坡大很多，特别是股票市场。新加坡的外汇市场则比香港的规模要大一些，尤其是家族办公室差不多超过500家，当然家族办公室占整个金融比重不大，主要和理财有关系。其次，香港人民币市场比新加坡要大很多，香港是境外人民币最大枢纽，而新加坡排名第三。再者，各自服务的对象不一样，香港以中国内地为主，新加坡主要面向东盟市场。香港三元经济中的金融业一直发展特别好，受香港本地经济影响不大，因为它主要是为内地企业服务，之前提到过股票市场80%市值来自内地。所以，香港股市是中国内地企业的晴雨表，而不是香港经济的晴雨表。另外，香港的银行业中差不多超过45%的贷款和中资企业有关，中资企业的贷款越来越多，且这批中资企业和香港本地经济关系不是非常大。因此，新加坡和香港的金融市场可以说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

对于未来发展，金融市场的要素很重要，比如是否自由开放。其实，香港的自由开放程度比新加坡要高，因为新加坡现在对一些金融活动还是有一些限制的，香港其实是全球金融体系在亚洲的重要节点。虽然亚洲美元市场在新加坡，但港币其实就是小美元，香港是全球第三大美元交易中心，而新加坡却排在其后。在法制和税收则是二者差不多。当然，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除了法治和自由开放非常重要外，它的发展最终取决于其所服务的经济体，也就是为谁服务。香港服务的是整个中国内地，而且总量越来越大，去年我们的GDP超过17万亿美元，空间是很大的，这也是新加坡很羡慕香港的地方。从历史上看，美国纽约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金融中心，除了其自由开放和法制以外，更重要的就是美国经济总量长期位居世界第一，提供了很多的金融资源。伦敦之所为能够成为全球金融中心，也是因为英国早期是第一强国，后来虽然被美国取代了，但美国将它作为在欧洲的重要金融据点，比如美国债券首先在美国发行，然后在伦敦进行第二次交易，因此伦敦占到美国国债第二次交易量的70%，这也奠定了伦敦的金融中心地位。如果中国未来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那么我们对金融的需求将会更大，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还是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美国打压中概股对香港反而是机会

记者：美国日前再度出招针对中概股，向五间企业发出除牌风险警示，这已是近月来第三批企业被列入除牌风险名单。您认为，这是否意味著美国已经对中国发动“金融战”？是否会对香港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王春新：我认为这应该还谈不上“金融战”，可以看成是中美金融方面的一些冲突或争拗。美国要求百度、爱奇艺等五家企业提供证明自己不具备摘牌的条件，否则会被列入确定摘牌名单。这主要是源于2020年美国通过了一个问责法案，要求所有企业最迟在2024年要遵从相关的规定，其中要求中方要同意美国检查人员全面审查相关企业审计底稿，而且要完全获得相关的审计文件。他们认为这是代表美国投资者履行相关的职责需要，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要求，中美双方仍然在就此问题进行谈判中。

目前美国差不多有323家中概股企业，在高峰期时市值差不多超过2万亿美元。但因为此事之后，中概股股价大跌，股价跌了一半的企业占到八成以上，比如阿里巴巴从高峰到现在跌了73%，京东也跌了55%左右。我认为，将来中概股企业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取向，比如一些从事医药或是高科技的企业，他们可能会希望能够在香港和美国同时上市。也有一些互联网企业考虑乾脆退市，再到香港来上市。

到目前为止，这对香港的影响暂时不大，反而是一个机会。如果加快到香港上市的步伐，也会带动更多的资金流入香港，给香港资本市场带来更多的好处。前两年我曾说过，如果全部中概股都来香港，香港整个股市市值可能排在全球第三位。最近香港也做了一些事情，前不久发布的新从财政预算案也提到了，特区政府准备允许没有不同股权架构并属非创新产业的大中华公司到香港来做第二上市，相当于是在向中概股招手。这个如果能够做好的话，对提升香港金融平台的竞争力是有好处的。根据一些公司预测，比如，中金公司就估计大概有60个中概股公司可以满足回归香港条件，其中35个已经可以来了，另外还有25个公司在未来几年也是可以符合要求的，而且这60个公司的市值占到了差不多80%以上，都是比较中大型的公司。因此，美国打压中概股对香港反而是机会，我们要好好地把握它。

香港可以从五个方面拓展离岸人民币业务

记者：在俄乌问题上，美国与欧洲等西方国家将金融武器化，包括限制俄罗斯银行使用美元结算系统以及冻结俄国商人资产。这也即时惊醒全球各国，需要加快去美元化步伐，降低对美元依赖，减持美债资产。您认为，这对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否是一个契机？香港应该如何把握住机会拓展离岸人民币业务？

王春新：俄乌冲突以后，很多国家都开始用本地货币来进行贸易结算，这对人民币的国际化有一个正面作用。全球金融变局以后，如何把握这个发展趋势很重要。人民币现在在全球的比重还不大，但未来是一个发展的契机。香港作为人民币最大的离岸中心，可以进行人民币国际化的各种试验来扩大人民币的需求量。当前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货币信心，国际冲突之后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信心是增强的。二是一定要有用处，只有扩大使用量才能让货币周转起来。

未来香港人民币的离岸市场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做：第一，促进人民币计价股票市场的发展，因为现在香港股市市值80%是中资企业，所以能否有一部分转换成人民币交易，同时未来来香港上市的企业能否有一部分可以实行人民币交易，或者说是双币计价。实际上，今年财政预算案也已经开始研究如何让一部分股票实行人民币计价，如果这个能够做好，对人民币在香港的扩大使用是有很大促进作用的。

第二，要发挥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市场的优势，强化人民币融资和交易功能，扩大周围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地区人民币业务方面的辐射，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一些支撑。去年东盟和中国的贸易排名第一位，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对东盟的投资也越来越多，很多企业通过香港去东盟投资。所以，我们能否把香港人民币业务往东盟方向走，比如在东盟的一些开发区、自贸区，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多一些人民币结算，或是通过货币互换增加东盟这些国家对人民币的持有量。

第三，可以加快布局数字人民币的应用，拓展数字人民币的应用场景。刚刚生效的RCEP可以作为一个试验平台，探索数字人民币在RCEP的支付和投资方面的落地。其他与香港签订贸易和投资协定的国家和地区也可以在这方面做出探索。

第四，可以按照一国一议或一地一议的原则，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制定一些特别的人民币服务方案，比如说有些国家的重点企业、重点区域、重点产业，通过一带一路或是其他经济合作方式，能否在人民币方面拓展一些用户。

以上这些都是香港可以来做的，这对香港发展人民币离岸中心也是有好处的。

香港如何从区域性金融中心升级为全球金融中心？

记者：您曾在接受采访时指出，香港现在还属于区域性的金融中心，但未来有机会提升为全球金融中心。您认为，香港应该要从哪些方面努力才能从区域性金融中心升级为全球金融中心？

王春新：我先把金融中心分为国内金融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而国际金融中心又分为三类：一是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其影响范围主要是区域而不是全球，比如香港、新加坡、东京、法兰克福；二是特色国际金融中心，它不是全能冠军，但单项做得最好，比如芝加哥以期货为主，旧金山以创新金融为主，瑞士以私人财务管理为主；三是最高等级的全球金融中心，目前只有两个：伦敦和纽约。它们的特点是规模大、人才多、功能齐全，也是全球金融产品定价中心、全球金融创新中心。其中金融中心定价权非常重要，比如欧元和美元的定价就是在伦敦，伦敦的外汇交易占到全球40%以上，而石油的定价也是这两个金融中心在定。

香港未来金融中心发展有三大新机遇：第一个机遇是在东亚半球，2008年金融海啸暴发时，东亚地区经济总量占到20%左右，但去年占到33.5%，意味著过去13年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这是不得了的。东亚地区发展有三大动力：一是科技创新，二是内部消费，三是区域合作。未来20年东亚地区的经济总量将可能占到全球一半，这是全球经济结构的大变革，会带来全球金融中心的发展。那么，东亚地区有哪些金融城市可以作为类似于伦敦和纽约这样一个全球金融中心？我一直认为，上海将来会是中国的纽约，香港是亚洲的伦敦。

第二个机遇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就是科技革命，这个科技革命会带来社会财富的大量增长。麦肯锡公司就预测未来到2025年，仅仅移动互联网等11个重大技术突破，每年就可以增加几十万亿美元的附加值。同时，科技发展带来的收入分配是扁平化的，在科技产业发展时代也会有大量中产阶层崛起，为我们的财富管理带来很多机会。

第三机遇是我们国家进入新征程、新发展、新时代，比如十四五规划等都给香港带来很大的发展机遇。

因此，未来香港要发展五大市场：一是亚洲最重要的资本市场；二是人民币离岸市场；三是一带一路金融服务枢纽；四是亚洲主要财富管理中心。新加坡和香港在这块上都很厉害，但香港未来更有机会。为什么？因为未来亚洲中产阶层更多的会出现在中国，目前中国有4亿人是中产阶层，到2030年可能有8个亿，到2040年可能有10个亿。这样一来，财富会大量增加，对财富管理的需求也会随之递增，香港有机会变成亚洲乃至全球最大的财富管理中心。五是要打造绿色金融中心，大湾区规划给香港的一大任务是要打造一个大湾区绿色金融中心，未来香港不仅是大湾区的中心，也可能是亚洲绿色金融中心。现在香港的ESG做得不错，将来还要进一步大量培养人才，制定一些绿色金融标准等。

当然要做到上述，香港还要加强和内地合作，比如区域化发展、一带一路等，内部则是要做好创新产业，同时解决居住问题，加强金融监管和风险管控。如此，香港要打造成一个全球金融中心就很有希望。

平衡好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关键要有底线思维

记者：有舆论观点称，香港现在防疫路线上总是反复地在做仰卧起坐加大自我消耗，您如何看待疫情防控和香港经济发展的平衡问题？您认为，与内地通关与否对香港金融中心有何影响？

王春新：我认为，保持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平衡最好的方法是动态清零。根据IMF数据，2020年全球经济下跌3.1%，中国内地经济增长2.3%；去年全球经济增长5.9%，而中国内地经济增长是8.1%；这两年全球经济平均增长1.3%，而中国内地则是增长了5.2%。从绝对数来看，我们都看到动态清零的优点所在。从相对数来看，中国经济这些年比全球经济增长都要快，过去五年，差不多是快2.5个百分点，但过去两年则是要快4个百分点。从这也可以看出，中国内地的动态清零政策对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

香港也可以针对特殊情况探索更好的防疫方式，但根据香港的情况也要有底线思维。一方面，香港是国际都会、国际金融中心，另一方面，香港也是一个老龄化社会，且住房条件又不好。所以，在抗疫政策上要兼顾这两个方面，且要有两个底线思维：第一是生命安全至上，截至4月5日香港第五波疫情累计116.2万人确诊，去世人数达到8136人，死亡率是0.7%。其中不同程度的疫苗接种情况死亡率差别很大，接种两针或以上的死亡率要比没有接种的相差29倍。这次死亡人数中80岁以上老人占到71%，如果80岁以上老人全部都接种了两针以上，香港死亡率就会从0.7%到0.18%，整个死亡人数也会减少74%。所以，防疫的底线思维之一就是对生命的尊重，要做好预防措施，特别是疫苗接种。

第二是要把和内地通关摆在首位。虽然国际金融中心很重要，但刚才也讲过香港的金融发展非常重要的是内地因素，是内地经济的晴雨表，所以和内地通关让内地的企业来香港做生意、内地的金融人才来香港发展更重要。同时，通关还有两地家庭团聚的因素考虑，很多人都两年没有回家了。

疫后香港经济发展

三大转变值得注意

记者：疫情对全球经济都带来了严重冲击，您如何看待后疫情时代香港经济发展前景？您认为疫后香港经济面临哪些方面的调整？

王春新：全球经济在疫后面临两大转变，一是从传统经济转向创新经济，中美贸易战最重要的是科技战，谁能够抢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制高点，未来发展就是谁说的算。二是从全球化转向逆全球化、区域化，不管是疫情、中美贸易战还是俄乌冲突都在朝著这个方向转变，这意味著全球化告一个段落，当然也不是说都没有，而是未来整个市场会有各类的限制措施不断出台。这种逆全球化的趋势在短期内很难转变，同时全球也出现了一个新趋势，那就是区域化发展。其中，东亚地区的区域化发展最为重要。所以，香港未来后疫情时代的发展要非常重视这两个转变。

对于香港而言，还面临另外一个转变，即从回归前的殖民管治转向爱国者治港时代，这个转变是非常大的。因为不同的管治，目标和任务是不一样的。爱国者治港除了发展经济以外，更多的是要照顾民生、解决深层次矛盾问题。因此，香港疫后经济发展要做好以下五个方面：一是要激励创新，把创新产业发展摆在第一位，打造国际一流的创新环境，同时要在北部都会区打造一个大规模超过30平方公里的科技创新产业平台，建议在西部通道所在地流浮山加上填海开发打造出一个香港科创产业发展的地方。二是要加快提升金融业，具体怎么做前面已经讲了就不再重复了；三是要解决居住问题，保护居权，建议采取双轨制，出台新居屋计划的政策，如果这个政策能够出台的话，那么很快就能够解决居住问题，㓥房、笼屋等问题在10年内也可以将其扫平。四是要对香港重新进行城市布局，按照“北接中优南拓”这个方向进行推进，产业布局则是北科技、中金融、南物流。五是要提升管治水平，提升决策效率。如果这六个方面都能够做好，那么疫后香港的发展就更有希望。

记者：中评智库大数据中心日前通过对社交媒体以及多项经济数据观测分析得出结论：香港市民对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达至最高。您认为，应该如何提振香港市民对香港经济发展的信心？

王春新：疫情已经持续两年多，虽然特区政府花了超过6000亿港币来支持抗疫，但毕竟因为经济还不正常，也影响了就业，所以大家有悲观情绪是可以理解的。未来从短期来看，还是要继续撑企业、保就业，不能让更多的企业倒闭和更多的市民失业。除此之外，当疫情受控后香港要尽快制定发展规划策略，包括科技创新、金融业、房地产等一步步出台相关政策，从而达到振奋人心的目的。

其中，不仅要有大的规划，还应该要让大家觉得和自身利益切身相关，比如推出新居屋计划，让大家可以去申请，并且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上楼，这样大家就会有希望。再者，要尽快解决民生问题，特别是贫富差距、住房等问题，事实上香港是有足够资金和经济实力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要出台相关的政策。当然，如果通关后，我们也可以和内地加强合作，在中央支持下可以让更多的人来旅游，然后进行经贸合作，比如年轻人可以到珠三角看看有什么发展机会，这样对我们提振经济信心、消除悲观情绪都是有好处的。

今年楼价下调趋势大概在5%-8%

长期调整情况要看正负利率

中评社：差估署公布最新楼价指数，今年以来楼价的跌幅扩大至2.9%，其中2月创下了2018年底39个月以来的最大单月跌幅。您如何看待此波香港楼价的下调趋势？美国加息对香港楼市影响有多大？

王春新：你关心的这个问题非常好，问到点子上了。结合4月1日中原最新公布的数字，比上一个月又跌了0.98，应该说今年前三个月香港的楼价差不多跌了3.9 %左右的水平。我认为，这次下跌和疫情失控以及俄乌冲突造成全球股市震荡有关，影响了香港楼市气氛。不过这都是属于短期的外部因素，对香港楼价的影响不会很厉害，而且幅度也不会很大，一般是跌个5%-10%左右，一旦下半年这两个问题控制了，香港楼市的气氛可能又会回来。总体来讲，今年的楼价可能还是一个调整趋势，大概在5%-8%左右，这也考虑到了加息的因素。

从长期来看，就要看正负利率，正利率的时候香港楼市会调整下降，而负利率时香港楼市可能会长期上升。所谓正利率是指利率超过通胀，负利率则是通胀超过利率。今年估计美国可能至少会加息6次或1.5厘左右，明年可能还会再加两三次，利率可能会到两厘多，但这个水平是否能够控制住其通胀很难说，因为现在美国的通胀已经到7%以上了。所以，如果美国通胀控制住了，就会停止加息，否则可能还会持续加息。对香港而言，美国加息，香港不一定会同步加。过去美国加了好几次，香港才开始加。

所以，香港利率的加幅在今年内可能不会像美国那么大，在今年要转为正利率是比较难的。今年前两个月，香港通胀是1.5，在全球影响下可能下半年还会再升一些大概到1.8-2%，但香港利率在今年内还达不到这个节点，未来如果继续加息则有可能产生变化。比如美国继续加息的厉害，那么香港楼市可能会做比较大的调整。但如果美国加息到一定程度，经济突然崩溃了或是衰退了，那么反过来就会减息。我们关心楼市及其楼价是对的，但香港现在这套房屋发展模式是解决不了住房问题的，还得需要双轨制和新居屋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