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炜舜

历史学家唐德刚说北洋时代前后十六年，每四年就是一个微型朝代，前四年（1912-1916）是袁氏当国，次四年（1917-1920）段氏秉政，接着四年（1920-1924）是直系曹锟与吴佩孚掌权。民国十三年（1924）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战败，由张作霖掌权。每四年一个轮回。十六年中的七位北洋元首，有六位留下了诗作。他们的作品大抵可以分为感世、自适两端，勉强可以对应儒家所说的「内圣」和「外王」吧。常言道「有德者必有言」，道德、学养和功名往往形之于外。文待于质，文学是有所依附的。不过，一旦质被否定了，那么依附其上的文也往往遭到否定，这就是所谓「因人废言」。人们常说袁世凯不学无术（甚或不学有术），如果从作学问的角度来审核，也许不无原因。晚清时期，袁世凯、张之洞分别担任北洋与南洋大臣。张之洞学问、事功兼而善之，众所周知。但急功近利的袁世凯对张之洞的作派就未必认同了。有一次，袁世凯不无自得地对德国公使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学界怪杰辜鸿铭当时担任张之洞的幕僚，听到此语后反唇相讥道：「诚然。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的。」袁世凯批评张之洞，固然有些嚣张，因此遭到辜鸿铭嘻笑怒骂。

辜氏之语，无疑也影响到后世对袁世凯的判断。但是，如果因为袁氏二十一岁投笔从戎，就把他前此所受教育的经历都否定掉，我就觉得何遽至此了。二十一岁的年龄放在现在，大学都快毕业了。据记载袁世凯少年时，堂叔袁保恒让他去北京家学中读书，考取功名。袁世凯去北京读了四年书，长进很大，据他自己说，那时为了考取功名，读书竟累到吐血，可结果还是没考上。十七岁时，他又回河南应考，又一次名落孙山。但有趣的是，袁世凯竟在乡下赢得一个「袁书呆」的外号──只不过他此时读的已经不是传统的四书五经，而是各种兵法书籍。科场屡战屡败后，他转而立志要做「万人敌」，要手上掌控十万精兵、横行天下。

尽管袁世凯投笔从戎，但他对诗歌依然保持着一定的兴趣。袁的远房侄子、民初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他在1970年代写过一本《续洪宪纪事诗补注》，收录了一百零三首七言绝句，讲述他当年在袁家的一些经历和见闻，每一首绝句后都有一段文字解释。其中有一首谈到袁世凯的诗才︰

韬居指顾望铜台，不数阿瞒横槊才。

犹记雄风传诗句，一行猎马急归来。

大家都以为袁世凯是一介武夫，不通翰墨，但张伯驹说他的诗才实际上跟曹孟德有得一比。宣统年间，袁世凯遭到摄政王载沣忌恨，被迫告病辞官，回到老家彰德养病。他在这时写了一首题为〈春雪〉的七律，全诗如下：

连天雨雪玉兰开，琼树瑶林掩翠苔。

数点飞鸿迷处所，一行猎马疾归来。

袁安踪迹流风渺，裴度心期忍事灰。

二月春寒花信晚，且随野鹤去寻梅。

严格来说，「迷处所」和「疾归来」的对仗未必完全工稳，但正因如此，却营造出此联的流动感，那一行猎马驰骤的蹄声乍然打破了琉璃世界的迷离，令人顿悟方向何在，气势开阔。

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冯国璋相继担任大总统。他们的诗作不多，我们可先在这里谈一谈。黎元洪的〈赞蔡济民〉是一首四言悼词︰

卓哉斯人，盖代之英。河山毓秀，江汉钟灵。

经文纬武，取义存亡。出师未捷，联军变生。

降此鞠凶，夺我元勋。神州抱痛，楚水无声。

天荒地老，人往风清。瞻彼遗像，呜咽不平。

蔡济民是武昌起义中的义士，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成立后，蔡济民主持谋略处，辅佐黎元洪。后来蔡氏于民国八年（1919）遇害，黎元洪因此写了这首悼词。此作韵脚是庚、青、阳、文通押，有嫌宽松，唯好处是行文典雅而富于情感。冯国璋的〈华安合群董事题词〉也是四言，更具有古今交融之趣︰

赋禀求形，人生非偶。疵疠夭札，天司其纽。

今也不然，责由人负。华安所学，驰誉九有。

与善为市，自童而耇。愿言长年，积金山阜。

欲尽从心，春成著手。保我大群，同跻仁寿。

华安是冯国璋早年入股的一间保险公司。保险行业始于英国，有众人互助的动机，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新奇玩意。于是华安公司就请了冯氏担任，并题词招徕顾客。冯氏题词前段讲到从前人人命运不同，夭寿各异，只能听天由命，但现在却能透过保险来互助互惠。而保险金也是一笔存款，储存多年后也是一笔可观的财产。末二句「保我大群，同跻仁寿」，不仅是告白，更含有世界大同的寓意。

与其他早年从军的元首相比，冯国璋从军前就读私塾、书院的时间最久，文化水平应该更高，但他似乎对作诗的兴趣不大。除了为华安公司的题词外，现存冯国璋另一首作品则写于甲午战后。当时他被选为赴日钦差大臣裕庚的随员，东渡学习军事。在日期间，冯氏致力于研究西方近代军事图籍，此后编纂了几部著作。途径马关时，冯国璋百感交集，曾赋绝句一首：

东赴日本过马关，低首伤心恨难言。

暗立兴国安邦志，青云直上九重天。

此诗固然发自真情，在忧国忧民的同时又充满自我勉励之意，文字也流畅自然。但就格律而言，则颇有瑕疵：四句之中，仅有末句为律句，其余三句皆否。又「关」属上平十五删，「言」属上平十三元，「天」属下平一先，三字皆不同韵。此诗充其量只能算作七言古绝。其实姑毋论韵脚与黏对，若将此诗四句全部调整为律句，并非难事。冯氏少时于诗歌创作当有训练。然此诗格律如此，可见其已多年不为此道，故选择弹性较大之古体。民国以后，冯氏为期刊题词，往往采用散文，似亦可见他与诗道较为疏远。

徐世昌接续冯国璋，担任了四年大总统（1918-1922），在北洋诸元首中在位最久，但他的政府前两年由皖系段祺瑞掌控，后两年由直系曹锟与吴佩孚的掌控，徐氏其实仅为虚位元首。但他毕竟是前清翰林出身，对于文教非常关注，以「文治总统」自居。在汪辟疆的《光宣诗坛点将录》里，把徐世昌比作梁山好汉「九尾龟」陶宗旺︰

田间释耒东海徐，寄情水竹恣嬉娱。

扬搉风雅愿在兹，诗城早筑晚晴簃。

徐姓郡望为东海，因此徐世昌又称徐东海。《晚晴簃诗汇》就是徐世昌主编的《清诗汇》两百卷，到目前为止还是最大最齐全的清诗总集。汪辟疆在这里提到了徐世昌写诗和编诗。初步统计，他编著的书籍流传下来的大概有三十多种，这是一笔很宝贵的财富。像他主编、自撰的《清儒学案》、《清诗汇》、《韬养斋日记》等，近几年都渐次整理出版了。除此之外，近年天津孙爱霞教授主编了《徐世昌文献辑刊》，煌煌一百二十四巨册，是徐氏著作的首次统整。这位北洋时期的文人总统仅现存诗作就有六千多首，其他各种造诣的确也都值得注意。

至于曹锟，一提到他，就会浮现贿选总统、猪仔总统的印象。他的贿选经过并非我们的主题，我在这里想谈的是他跟艺文方面的关系。曹锟为人比较实诚，一早就有「曹三傻子」的外号。年轻时因为家贫而辍学，在街头卖布。后来卖布也无以维生，就参加北洋军，那时他已二十三岁。所以相比其他人，曹锟少年时代接受的教育应该是最少的。但他在保定任职直隶督军时，和张之万（张之洞堂兄）之子张瑞荫往来甚密，张瑞荫推荐表兄李清芬为曹锟当秘书。曹锟知道李清芬擅画，就请他不必管别的事，每天作画，因此人称「画秘书」。不仅如此，曹锟还在与李清芬交流过程中，培养出对墨梅的喜爱。此外，曹锟还有一位过从甚密的幕友，那就是齐白石。齐白石初到在北京，靠的便是曹锟接济。所以，曹锟后来下野，以书画及诗歌创作自娱，大概就源自李清芬、齐白石对他的影响。1990年代有学者写了本《布衣总统曹锟》，书中有这样的话︰

曹锟虽然年少时没怎么读书，但发迹后接触的文人比较多，耳濡目染，自己的写作水平也颇有长进，偶尔还能有一两篇精彩之作。

这是后人对其人其诗比较中肯的评价──虽然所言仍有失粗略。现在上网搜索，会发现拍卖网上有不少曹锟的画作。这些画作固有曹锟题词，但很少人注意到只要是墨梅，曹锟往往都会题写一首七言绝句。更有趣的是曹锟下野后开始学佛，对于儒书也有所涉猎。他把学佛和画梅结合在一起，称为「梅花禅」，这方面我们容后再论。

曹锟贿选下台之后，冯玉祥和张作霖把几年前因直皖战争下野的段祺瑞请出山来，作为名义元首，号称临时执政。临时执政名义上是兼有大总统与内阁总理的职能，但段氏并无实权，实权掌握在冯玉祥和张作霖手上。段祺瑞的《正道居集》所收篇章有不少就作于此时。章士钊为此书作序，提到︰

钊亦以此道非公所长，意存献可，而反复视之，转无以易。造意初若不属，细审其脉自在。选词初若生硬，实乃朴茂，非俗手所能。

这是章士钊对段祺瑞诗文的评价。我这几年主持段集注解的计划，在他《正道居集》的基础上更补辑得诗文作品数十篇，可见段氏晚年在文化界还是颇为活跃的。不过若将段、曹二人的诗作相比，我更喜欢曹锟的诗──这当然是站在文学的角度。段祺瑞为人古肃，诗如其人，说理多而抒情少，虽是蔼然长者之言，读起来竟如偈语一般。而曹锟的墨梅题诗，却往往兼有感世宗旨与自适情调。由此看来，真如宋人严羽所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禀赋才具不同，诗风也大相迳庭，而所谓学历、文化，并非唯一的决定性因素。

（古诗讲略七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