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赓武教授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历史学者、汉学家、教育家。 2020年，九十岁高龄的他成为“唐奖．汉学奖”、新加坡“特殊功勋”得主。他的学术生涯跨越三大洲，曾于1986至1995年担任香港大学校长十年之久。凡欲亲炙王赓武教授丰盛的精神世界者，可阅读他的自传新作《家园何处是》《心安即是家》。这两部著作中有三个意象尤其夺目：一是乡愁，追问家园何处是？何日能踏上返乡之路！二是史唱，倡导从外部世界看千年中国，以研究中国历史为终身职志。三是诗意，无论身在何处，心安即是家！通读著作，神交意会，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会成为他心中恒久的乡愁，为什么他要以研究中国历史为毕生的学术追求，为什么他能在不同体制社会自由切换。

文｜香港 陈恒

最美乡愁的咏叹者

1930年10月，王赓武出生在荷属东印度（今印尼）泗水。他一岁起就跟随家人准备随时踏上返乡之路，但在十五年里因一次次战乱，粉碎了回家的梦。他说，“我的故事真正的起点，是我们一家三口试图返回故乡中国，但最后只走到了怡保（今马来西亚霹雳州首府——编者注），抵达英属马来亚”“往后的十五年间，还有一次次的尝试以及一次次的失败，等待前往中国及重返马来亚，这两者形塑了我的人生”。王赓武从小受的是中国教育，但除了1948年间的九个月，他并未在中国生活过，却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中国是他心中恒久的乡愁。

王赓武的故事要从父母亲开始。其父王宓文1903年出生于江苏泰州，13岁就进新式学校，1925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主修教育和英国文学，1926年起在马六甲、新加坡、泗水、怡保担任视学官。其母丁俨1905年出生于江苏东台望族丁家，昔日的丁公馆有著数重庭院的大宅，每天由锣钟召唤，超过百口人聚集用餐。王赓武回忆说，“父母亲都热爱中国”“而就我记忆所及，他们一直梦想回到家乡”。幼小的王赓武曾问起母亲为什么他不像其他朋友一样有兄弟姐妹，母亲回答说，因为他们希望时机来临时能有余裕踏上归乡之旅，回到中国。 “我知道中国是我们的家乡，父母总是挂在嘴边的话题是希望返乡之路的绿灯早些亮起。”母亲在王赓武五岁时就开始讲家族及故乡的故事，为的是让他对家族有了解，也为返回中国作准备。 “我在怡保没有近亲，这些故事把我小小的三口之家，放进家族的结构里，我的心灵世界因此住满血亲”“我不久便了解，她在教育我认识自己的身份，来自深深扎根于传统的中国的家族。”

王赓武自小跟随家人辗转迁徙，一家三口历尽人世艰辛，也曾几度模糊了国民身份。 1941年12月，他与父母一同逃离怡保，在伐木场和橡胶园避难三周。 1942年新年前后，又从伐木场搬到石灰岩洞穴里住了两周。 “这标志著我长年半游牧生涯的滥觞，实质是无家可归。”日本占领马来亚，12岁的王赓武曾代父亲执勤站岗、出任家庭教师，15岁时还通过短波收音机秘密收听英文电台，了解战争进展。 1948年，王赓武幸运地考取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就读外文系，希望在战后中国做个有用之材。在南京度过19个月后，他得以重回中国大家族。但因国共内战爆发，1948年冬他重回马来亚，又为了能顺利在马来亚升读大学，1949年9月他入籍马来亚。他说，“19岁生日的前一天，我取得了两个新的身份，一个是后殖民地时期的大学生，另一个是马来亚联合邦的公民。”但在随后二十年生涯中，王赓武一直在思索如何让马来亚成为他的国家。但从抵达马来亚大学校园的第一天起，他就发现自己对这个国家毫无所知，忘不了他不是在本地出生。建立国民身份认同，并非加入国籍就能办得到。 1977年，尽管他又成为澳大利亚公民，也并未能认同其国民身份。他说，“我在澳大利亚生活了18年，对那个国家很有感情。但我不认为自己是澳大利亚人，不管是我对他们的认识还是他们对我的认识都还很肤浅”“回顾往事，50多年前，我们离开吉隆坡前往堪培拉。我们总是被问起，我们认为自己的家在哪里，但永远无法确定。”他说，“回到当年，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是我的家，因为那是父母的故乡。”

王赓武的家族奉儒家思想为圭臬，儒家思想成为他身上最鲜明的印记，也是精神家园所在。这得益于他父亲坚决地要求他一开始就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和儒学思想。他父亲认为，只要能把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传授给儿子，就无需担心他会走偏，而必定会令儿子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父亲教他读古文，为他注入了强大的儒家思想与中华传统文化基因，也帮助他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王赓武至今深信，家庭价值是恢复中华文化固有特色的关键一环，众人的努力会源源不绝地推动中华传统家庭价值和中华文化的复兴。

中国历史的钟情者

王赓武在大学本科时，修读文学、经济学和历史学。当时他觉得如果穷毕生之力钻研欧洲文明，相信自己可以做到，但要补的课太多；如果专攻经济学可以使他成为有用的公民，但他对政治和社会变迁的兴趣远大于分析经济现像或经济政策。他将自己钟情历史归结为两个原因：一是自己喜欢历史，二是在认识新马来亚环境时学到的经验。他认为，历史是一个通向宽广视野的窗口，与现实有关的所有过去的事物都包括在内。他说，“我认识的人来自不同地方、具有不同背景，这使我确信，研究历史可以不受限制地探讨人类在时间长河中的发展情况。”而父亲教导的文章无疑也激起他对中国历史的好奇，使他去探索中国二千多年前的历史。他大学时历史系帕金森教授（帕金森定律的提出者）曾说，“杰出的领导人可以塑造思想和制度，从而改变历史进程。”帕金森教授对他研究历史起了重要的助推作用，也开启了他从事历史学学术生涯的起点。

王赓武青年时即确立将研究中国历史作为终生职志。在马来亚大学提交历史学荣誉论文中，他研究了包括中国明朝与东南亚的关系以及东南亚地区华人的历史。 1953年，他受聘为马来亚大学历史系助教，并开始研读硕士学位。他希望研究中国历史，也想主要依靠中国的史料来源，于是开始搜寻具有丰富中国来源资料的近古史题目。大学时为查阅文献，还专门来香港访问。香港之旅让他再次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也对他的中国历史研究产生长期影响。他在香港见到了史学家钱穆，钱穆先生热心鼓励他从外面的角度研究中国历史。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传统的历史学者如何应对现代西方学术界。”1956年9月，26岁的他成为唯一参加在法国巴黎举行的青年汉学家会议的华裔研究生，与来自中国内地的翦伯赞和香港的饶宗颐等学术大师一同讨论历史议题。

王赓武在硕士论文中，撰写了大约两千年前中国在南海与日俱增的贸易利益那段历史。拿到硕士学位后，帕金森教授觉得他是个可造之材，便推荐他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读博士，研究东南亚和中国历史。攻读博士学位时，他决心继续研究中国的断代史中分裂最严重的五代十国，“我知道中国从870年到970年代分裂的严重程度，这种分裂与二十世纪初的情况十分相似。中国人民的教训是，分裂是悲剧，统一是每个人应该努力实现和维护的理想。顺著这条思路，我决定如果不能研究二十世纪的军阀，就研究十世纪的军阀。” 王赓武博士毕业后回到了马来亚大学，1963年不满33岁的他就被任命为历史学讲座教授。在马来亚大学，他还应邀做了一系列关于南洋华人历史的讲演，关注数百万选择成为新国家公民的华人的命运，因此出版了《南洋华人简史》。这也成为王赓武研究的另外一个范畴，奠定了他在华人华侨史研究领域的地位。

1965年8月，新加坡脱离马来亚独立建国，王赓武觉得必须对未来工作方向做出选择——应该优先研究中国，还是应该学习更多马来西亚和东南亚的历史。 1968年，他在韩国访问时，看到中华传统文化在韩国得到保护，在当时的中国却遭受破坏，这促使他下定决心研究中国历史。于是他转辗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担任研究中国历史的教授，做一名纯粹的历史学者。

王赓武研究历史学，恪守独立之思想，自由之人格。他不喜欢基于种族的政治，认为种族主义的权力分享不利于国家建设。他就此放弃了公职生涯，离开政治，用毕生的精力去寻求更大的学术自由，在自己选择的领域成为备受尊崇的学者。

诗意生活的栖居者

王赓武的诗意生活，一半源于他青年时代喜欢诗歌。年轻时他被学长称为诗坛新秀，20岁就出版了个人诗集《脉动》，当时报纸报道这是“新加坡出版的第一本诗集”。他的成长经历和学术造诣，造就了他能在东西文化场域自由切换，成为诗意生活的栖居者。

王赓武的父亲学过美国教育家杜威的现代教育理论，并遵从其教导，倡导多给孩子一些空间，让孩子自己去探索学习。父亲选择送他去上英文学校，也亲自教儿子中国古文。对于少年的王赓武，一边是中国文化传统为他提供滋养，另一边是英国文学为他开启想像世界；一边是多层面深不可挡的中华文化魅力，另一边是多元社会的强大牵引力，因此他学会了在两个以上的世界之间灵活移动。王赓武说，“只要能阅读，能动脑思考，再多变的处境我都能适应。”他发现自己拥有能够穿梭各界的技能，多年来足迹遍布中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英国、美国、澳大利亚、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感到没有东西能挡住我认识万物的道路。”

王赓武的丰富生活情趣，另一半则来自历久弥新的爱情和家庭生活。他从小就知道爱与时间、家庭、自由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家庭生活中，父母送给了他此生最珍贵的财富——学习的动力。但真正让他感受到爱与被爱，则是从认识一生挚爱——夫人林娉婷女士才真正开始的。二人于1951年初相识，1955年底结婚。 “我不久就认为，认识娉婷将会改变我的一生。认识她之后使我更多思考自己的人生前途。我喜欢的生活是学习和教书，娉婷也鼓励我向学术界发展。”每逢提及夫人对他的影响，王赓武总是毫不犹豫地告诉别人，他曾经爱过，也被人爱过。他说，“我现在知道，在新加坡的大学里认识聘婷，为我开展了一段漫长的旅程，把一个文学里的陈腔滥调变成了我历久弥新的个人经历。”“她总是实事求是地看待我的生活，既给我鼓励，又督促我做得更好。现在回顾，这正是那种说不清的爱的最佳基础。”

2022年伊始，王赓武教授新作《心安即是家》便获得年度“香港书奖”，《家园何处是》也列入“读者最喜爱的作品”。透过这两部著作，“ 90后”的王赓武教授以坐看云起的平静心境，回顾人生奋斗足迹，笔端下呈现的一幕幕场景，既再现了上一个百年大变局中的变幻风云，又展示了个人与家庭奋进自强的意志品格，文字静穆而温情。这一家两代人辗转迁徙、历尽艰辛、乐观向上的故事，饱含生活智慧，带给人们无尽的启迪。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曾说，在编校过程中曾因感动而几度落泪。 《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先生认为这两部著作“动人、亲切而又谦逊”，称赞王赓武教授在“他所生活过的马来西亚、英国、香港和新加坡都将他视为自己的一分子，期待他‘返乡’。”

（作者系中央政府驻港机构研究员）

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2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