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乐士（GRENVILLE CROSS， GBS， SC），英国人，1978年来到香港，长居于此40余年。他于1997年至2009年担任香港刑事检控专员，也是香港回归后首位刑事检控专员。任内，他带领刑事检控科加入国际检察官协会，提升香港在世界的形象。风波中，他为香港在国际社会发声。 “修例风波”期间，他接受美国、英国、加拿大、荷兰等多国媒体的采访，讲述香港的真实情况。

40余年长居香港，他发展了一项爱好——中国历史，嗜好收藏古物。他在香港结识了爱妻，一位香港警督。他是资深大律师，法学教授，获颁授金紫荆星章。回归25年之际，我们荣幸采访到江乐士，聊聊他和香港的缘起和缘分。

文｜本刊记者 周马丽

缘起：一则《泰晤士报》招聘广告

记者：您在英国出生长大，1978年来到香港。当时是怎样的机缘令您来到香港？后来又是什么原因令您选择留下来，长居于此？

江乐士：1978年来香港之前，我在伦敦工作，担任海关检察官，主要负责毒品、走私和税务类案件。那时我看到《泰晤士报》上的一则招聘广告，招募香港的检察官，我就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我认为这会是一个很棒的经历。在我小时候，由于父亲的工作，我在许多不同国家和城市生活过，包括塞浦路斯、德国和俄罗斯——虽然我们从没去过远东地区。对旅行的热爱流淌在我的血液里。

到香港后，我所有的期待都成为了现实。当然，在最初，我也经历了一点文化冲击。工作方面，我经手的案件通常都很重要，而且在我来后不久，就开始著手凶杀、抢劫和强奸等案件的检控工作，而这在英格兰是不可能的，要再过很久才可以。

这座城市本身也非常令人神往，生活方式、活力和食物，令我很著迷。在这里，每个人“我做得到”的乐观进取态度，和他们认为只要辛勤工作、竭尽全力就一定能够实现梦想的信念，令我印象极为深刻。这里的人们对我很友善，除了结交到一些好朋友，我还遇到了我的妻子，一位香港警督。我就决定，我的未来在香港。

我还在这里发展了一项兴趣爱好——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极大热爱，并开始收集古物，包括照片、明信片和瓷器。我加入了香港收藏家协会（Hong Kong Collectors Society），现在担任副主席，并且经常举办展览。读书时，我最喜欢的科目是历史，虽然当时中国没有太多被提及，但我现在有了机会充分了解它。中国，毋庸置疑，拥有著悠久的历史；任何想要了解中国当今政治形势的人，都应该学习中国历史。他们会从中获得非常重要的见解——一直以来，一些西方国家（powers）是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为何憎恨它的崛起。

任内推动香港刑事检控透明化

记者：在担任刑事检控专员的12年里，您有哪些印象深刻的经历？

江乐士：在我担任刑事检控专员超过12年的时间里，留下了很多有趣的回忆。比如，我清晰记得，1997年9月，我在香港终审法院对一宗案件进行检控，涉及对一宗袭击案件的定罪提出上诉，这是终审法院成立后审理的第一宗案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我还记得起诉叶继欢，他绰号“鹅头”，他的团伙在中环实施多起凶悍劫案，令当地商户和居民人心惶惶，后来他在西环中枪后瘫痪并被捕。当时，有担忧指出，叶的团伙为避免其被定罪，可能会在将他移送至终审法院过程中将其劫走，于是法院不得不从当时的前法国外方传道会大楼，转移到安保条件更好的高等法院，所幸，叶的团伙后来没有出现。

作为刑事检控专员，我试著将香港的刑事检控现代化，使其更加透明，以便人们更好地理解并信任我们。我定期发布包括关于家庭暴力和受害人权益在内的检控指南，这帮助社会大众更加理解我们的工作过程。我发现，这种公开和透明，受到了普遍欢迎；同样，对有争议的结果，特别是当公众人士涉嫌犯罪、但我们最终决定不起诉时，我每每会向媒体和立法会议员作情况通报，这也令人们普遍感到满意。

我也首次和包括北京、广东和澳门等中国其他地区的检察官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这也促成了在多个领域的建设性合作。 2001年，我带领香港刑事检控科加入国际检察官协会（IAP），成为该会第75个机构会员。这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交流机会，并让我们能够在推动刑事司法的全球倡议中作出贡献。 2007年，我在香港会展中心成功组织召开了第十二届IAP年会暨会员大会，这次机会也让全球各地的检察官们来到香港，了解这座城市。此外，我还被选举加入IAP的管理委员会，这令香港在这一领域的最高层面有了代表，有了发声机会。

记者：您是香港1997年回归后的首任刑事检控专员。但在回归前，有传言说回归后外籍人士将无法担任如刑事检控专员等的政府高级职务。能否请您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

江乐士：首先我要说，这一任命的确是个巨大的惊喜。在这之前，我已经在香港担任检察官一职近20年，能够在业内“登顶”，当然令人感到满足。但这的确在意料之外，因为那时我虽然已经是香港永久居民，但并不是一名中国公民。

要知道，在英国对香港实行殖民管治的绝大多数时期，所有的政府高级职务都由外国人担任。而随著1997年香港回归的临近，港督彭定康当局慌了，开始实行一项——说实话相当没有章法的——本土化政策。这项政策没有经过审慎的考虑，危害了公务员的稳定，并且在那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影响了民心。虽然若是暗示彭定康的这项政策是在故意削弱回归后的香港公务员（稳定性），这样做（正如有人已经这样做过）可能有失偏颇，但毫无疑问的是，这的确是一项很短视的政策。这令包括检察官在内的许多资深专业人士离开了这座城市，或被强制离开，或因感到自己在此地的职业生涯已经无望而主动离开。

1994年，刑事检控专员这个职位出现了空缺，我那时担任副刑事检控专员，但我被告知那个职位不会属于我——这个职位必须“本土化”，只有华人才能担任。这个消息令我感到震惊，因为这和《香港人权法案条例》（1991年立法局通过——编注）相违背，法案条例要求平等对待，但我当时也无能为力。当然，我对此也回应表示，作为一名香港永久居民，我认为我自己就是“本地人”，但这个回应也被无视了。这对我来说当然难以忍受，但我还是决定要坚持下来，所幸我这样做了。

香港回归后，对我这样的人而言，境遇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刚刚成立的由董建华担任特首的特区政府务实且公正，也不因人们的出生地而产生区别对待。由于我被认为是最适合刑事检控专员一职的人选，自然也就得到了这一任命。那接下来的事情，就众所周知了。

香港“为有胆识的人准备了巨大的机遇”

记者：今年，从香港本身而言，香港迎来了回归25周年；从更广的视角来看，这也是中国各方面实力不断得到长足发展的时期。有鉴于此，对于香港的未来和中国整体发展大势，您有何看法？

江乐士：是的，我对香港这座城市的未来很有信心，不仅作为中国一个独特的城市，还作为国家复兴进程中的重要参与者。香港具有地理位置优势、独立的司法系统、政治形势稳定、颇具吸引力的税制，以及便利的营商环境。香港还是亚洲最安全的城市之一，不论是待在室内还是在户外走动，都完全无需担心。这些特点对银行业、商务或贸易从业者、游客或其他到访者，都具有极大吸引力。香港的地理位置简直不能更好了，也为进入整个粤港澳大湾区提供了一扇大门，大湾区也令香港能与内地更好地融合。

很明显，香港自身俱有太多优势，理应在下一个25年里将这些能量完全释放出来。杰出的金融优势和完善的法治，使香港具备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优越条件，这也必将扩大香港的影响力。中央一直展现出对香港的巨大信心，香港也必以在国家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作为回报。企业家们无需多想，香港是开办企业的好选择，这个城市也为有胆识的人准备了巨大的机遇。我会说，香港是出发的绝佳起点。

现在回答第二个问题，近些年，中国发生了巨变，也孕育著机遇。百姓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包括工程、医疗、科技在内，中国全面地得到了巨大发展。根据预计，到2028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而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也在助力全球的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的时代终于到来。

尽管，一些西方国家憎恶这个一度被他们征服国度的崛起，但他们真的必须变聪明起来了，这也是为了他们自己好。他们再也不会有机会剥削、羞辱或虐待中国人民，因为中国人民的祖国，现已靠著智慧的领导和自身的艰苦奋斗，在国际事务中承担起了自己应有的角色。不论有没有这些西方力量的友善对待，在21世纪，中国都将为全球的发展贡献积极的力量，也毫无疑问地将为全人类的发展作出多方面的贡献。

回归25年“香港保持了自己的核心价值”

记者：您长期通过媒体向国际社会介绍香港现状，传递真相。今年，香港已经回归25年，您认为国际社会应该如何认识这个回归25年后的真实香港？

江乐士：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一个语境。 “一国两制”方针具有远见卓识，并在回归后给予香港一个受到保障的未来。 “一国两制”由基本法赋予法律效力，强调持续性，也就是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保持五十年不变。作为一个由中央人民政府直接领导的特别行政区，香港享有特别的法律地位，包括“高度自治”。

从实际的角度来看，这意味著香港继续通过作为金融中心、贸易枢纽和法律仲裁服务地而获得蓬勃发展。它作为一座桥梁，连接起中国内地（和世界），其基于普通法的法律体系也受到高度重视。司法系统经验丰富、独立且专业，在全亚太乃至更广地区都有很高声誉。包括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宗教自由在内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受到基本法的保障，香港的法院谨慎小心地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

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一帆风顺。 2019至2020年，一些希望削弱中国实力的人，包括外国演员（foreign actors），精心策划了一些有组织的行为，试图破坏“一国两制”。一些人诉诸暴力和破坏，一些人瘫痪了立法会，甚至要求美国参与进来，伤害这座城市和官员。他们没有成功。现在，国家安全的维护得到了加强，选举安排得到了改善，香港又重回正轨，一切如常。

“一国两制”方针不仅顶住了挑战，而且变得更强。中央出手帮助香港，符合基本法，基本保障得到了充分尊重。这也是为什么香港国安法规定，在其应用中，《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载的权利——基本法中亦有包含——应得到保护。这也是为什么2021年的选举制度改革，维护了基本法最终实现特首与立法会双普选的承诺。

在我看来，国际上的朋友们可以对香港过去25年的发展颇感宽慰。香港保持了自己的核心价值，具有卓越的法律制度和合理的政策。当然，新冠肺炎疫情令人们对香港产生了担忧，但是，不能忘了，香港总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这一点不会随著中国在全球的崛起而发生改变。

（书面采访为英文，中文版本经本刊翻译及编辑。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2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