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现象。统治者独尊儒术，儒家圣人的著作成为经典，具有极高的权威性，从天子到平民百姓都相信经书上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发展到极致，必然要出现一些过分的情况。汉代经学就出现了繁琐注经、异化和内部分裂等三种不正常的现象。
独尊儒术以后才有经学，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现象。中国远古时代就尊崇上天，称为天命，认为天命主宰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天命的意思，只有圣人知道，圣人代表上天说话。圣人死后，思想就保存在他们的著作中。他们的著作就是经。因此，这些经就是圣人的思想，上天的意思，具有极高的权威性。从天子到平民百姓都相信经书上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研究这些经，小可以修身，齐家，大可以治国、平天下。研究过程中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就是经学。
统治者独尊儒术，就要选精通儒家经典的人当官，这就自然产生明经取仕。公孙弘就由于研究《春秋》而从平民当上了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学习好经书，做官就非常容易，当时有一位经学教师对学生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汉书·夏侯胜传》大意是：读书就怕不理解经书中的思想，如果理解透彻了，那么，想当太尉御史大夫之类的大官，就像弯腰从地上拾取土芥那样容易。所以社会上流传这样的说法：“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汉书·韦贤传》留给子女黄金一筐，不如教子女学会一本经书。有一个学者叫桓荣，他由于通经，当了少傅，得到皇帝很多赏赐。他将皇帝赏赐的车马印绶陈列出来，请朋友与学生来参观。并且说：“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后汉书·桓荣传》）

今天所得，都是靠读古代经典。朝廷官员，经常讨论政治问题，都要引经据典。只有精通经典，才能灵活运用，才有说服力。有时因为经学水平不同，还要经过争论来排座次。例如，有一次，东汉光武帝召集一次学术讨论会。古代规矩在宗族集会上，序齿排辈，按辈份和年龄来排座次，在朝廷上按官阶品级来排。那次学术会议，也是按官阶品级来排。当时有个叫戴凭的不肯入座，光武帝问他为什么站著不坐，戴凭说：“有些人解经水平不如我，却坐在我的前面，所以我不入席。”光武帝说：“你看谁不如你，你就找他辩论，他辩输了，你就夺他的座位。”光武帝也让别的官员都可以通过辩论夺他人的座位。许多人提出经书中的问题，戴凭都能解说。他提的问题却难倒了许多人。那一天，戴凭共夺了五十多个座位。这个学术会议按学术水平排座次，是别开生面的。总之，儒家经书成了汉代社会的灵魂。经学成了当时的时代精神。朱买臣也是很穷的书生，由于刻苦读书，精通经书，后来当上大官。读儒家经典而当上官的人很多，特别是元帝以后，公卿之位未有不从经术进者”（皮锡瑞《经学历史》）。
一个学派成为权威以后，必然要出现一些过分的情况。儒家独尊以后，也出现几种不正常的现象：
一是繁琐注经。汉代立几本经书，天下之大，学者之多，都集中研究几本经书，一章一句的解说，所谓“章句之学”。一个教师有一种说法，这叫“师法”。教师的说法能够成一家之言，又叫“家法”。学生首先要学会师法，然后再加上自己的理解，来注释经书，代代相传，经书的注，越来越多，越注越复杂。夏侯建是研究《尚书》的，宣帝时立于学官。夏侯建解说《尚书》，内容可能不太多，他传授给张长宾，张长宾又传给秦延君。秦延君注解《尚书》“增师法至百万言”（《汉书·儒林传》。桓谭说，秦近（延）君解说《尚书》中《尧典》篇目两个字，就注了十余万言，只注“曰若稽古”四个字，也用了三万言。（《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引桓谭《新论》）这类现象相当普遍，“说五字之文，至二三万言”（《汉书·艺文志》）。而且这种趋势日益严重。一个人从幼童入学，只学一本经书，到头发白了，才能解说，所谓“皓首穷经”。“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此学者之大患也（《汉书·艺文志》）。
二是异化。儒学独尊以后，几部儒家经典具有极高权威，任何言行都要以儒家经典上说的为最高标准。思想成为如此权威以后，就会产生异化。真精神被掩盖了，书中的文字变成教条。一种情况是，创新思想受到严重挤压。但是创新思想是压不住的，要用其他各种方式，甚至借用经书，展示出来。今文经学家采用“六经注我”的方式，以阐明经书中的“微言大义”为借口，阐发自己的思想。例如在《春秋经》开头一句：“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的解释是：隐公即位第一年，按周历的第一个月。董仲舒从此引出许多说法：“王”是君王，“春”是天，天在王上。天之上还有“元”，“元”存在于天之前。“正”是政，也就是统治人民的意思。从此引出，王者必须上顺天意，下教人民。“元”在天地之前，是开始。称第一年为“元年”，就表示重视开始，重视根本。从此引出大一统说法，认为《春秋》强调大一统，大一统是宇宙间最普遍的法则。董仲舒这些思想是他自己研究出来的，如果说是他的想法，没有人相信，他要与《春秋》相联系，并且说成是天意，这样才具有权威性，别人才会相信，特别是像汉武帝那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才会认真考虑这种意见。另一种情况是出现纬书。纬书，采取经纬这个说法，将自己的思想与经书相联系，称为纬书。有的说是注解经书，有的根本看不出与经书有什么联系。对每一种经，都编撰一批纬书，例如与《周易》经相对应的有《易纬》，其中包括《易乾坤凿度》《易乾凿度》《易稽览图》等十多种。与《春秋》经相对应的有《春秋演孔图》《春秋元命苞》《春秋文耀钩》等十三种。权威过度，就必然产生迷信，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而纬书却有很多“怪力乱神”的内容。
三是内部分裂。诸子争鸣，儒家与其他家矛盾很大。儒家独尊以后，诸子无力与其抗争。诸子有合理性的思想，都被儒家所吸取。结果在儒家内部形成不同的派别，展开斗争。由外部矛盾变成了内部矛盾。汉代儒家有许多派别，可以说每一种经都有不同的“传”。“传”就是指阐释发挥经书的思想，相当于现代的注释，例如《春秋》经，就有《公羊传》、《谷梁传》、《左传》，都是解释《春秋》经的书，成为三个派别，它们的说法有同有异。从大的方面分，可以分成两大派：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家认为孔子是政治家，认为“六经”是指导政治的学说，所以重视“微言大义”，经常结合现实讨论经学，主张天人感应说。缺点是臆解经文，以合己意，曲解附会。古文经学家认为孔子是史学家，“六经”是孔子整理古代史料的书，所谓“六经皆史”。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著重于考证，希望恢复古史的真面目。缺点是繁琐。前者是哲学家，“六经注我”；后者是史学家，“我注六经”。今文经学以《公羊传》为经典，专家以董仲舒和何休为代表；古文经学大家以《左传》为经典，专家以刘歆、贾逵为代表。今文经学盛行于西汉，古文经学盛行于东汉。东汉后期，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开始融合，郑玄融会两家说法，取长补短，遍注群经，自创一家之言，成为两汉注经的集大成者。

（来源：周桂钿. 中国儒学讲稿[M]. 北京：中华书局，2008：4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