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政府对新中国实行了长达22年的敌视、封锁政策。直至1972年2月，在美苏争霸、冷战僵持的大背景下，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了中国。经过艰难曲折的交锋，中美两国政府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标志著中美结束敌对，开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公报确定的一个中国原则构成了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基石，成为中美关系这艘巨轮破浪前行的压舱石。

文｜北京 杨亲华

中美关系转折性变化缘于双方各自战略利益

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的方式非常奇特。中美还未建交，而美国总统亲自访问北京。到访北京的尼克松申明：我是为美国的利益而来的。此话不假。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是两国为了维护自身的战略利益，适应国际形势变化，各自调整外交政策的结果。

1970年前后，主要有四大因素促使美国政府考虑改变对华政策：一是美国长期陷于侵越战争，不断消耗国力，引起美国人民强烈不满，在国际上也不得人心，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二是美国霸权地位受到多方挑战，苏联军事力量不断增强，与美国争夺势力范围，态势咄咄逼人；西欧、日本在经济上与美竞争激烈，政治上独立自主意识逐渐觉醒，欲与美分庭抗礼。三是美国长期采取的敌视、孤立、封锁、遏制新中国的政策已告失败，中国不仅没有被压垮，反而成为世界五大力量之一。四是中苏关系分裂已无可挽回，对美国来说，利用中苏矛盾，增强自身的优势地位，已是可望亦可及的机会。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后，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苏联的严重威胁。较之来自海上和南线的美国，此时来自苏联的威胁显得更加严峻、更加现实。两害相权取其轻。对于中国而言，缓和对美关系不仅有利于抗苏，也有利于解决台湾问题。

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变化，使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关系出现解冻迹象。

1967年10月，准备竞选总统的尼克松在美国《外交季刊》发表《越战之后的亚洲》一文，提出：“从长远来看，我们不可能简单地将中国永远排除在国际大家庭之外”“在这个小小星球上已经没有地方能容下10亿潜在的最能干的人民生活在孤独的愤怒之中。”

1968年11月，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举行了一次中国问题讨论会，向新当选美国总统的尼克松提交了一份建议书，其主要内容是：一是派特使与中国领导人晤谈，讨论缓和及建立正常关系的可能性；二是或者使中国卷入越南问题的谈判进程；三是降低论战的调子；四是停止部署中国所反对的反导弹体系；五是改变对华禁运政策，对华贸易应与对苏联、东欧同等待遇；六是允许进行人员交往。此外，还建议在保留台湾在联合国席位的同时，不阻止北京参加联合国大会和出席安理会等。

1969年是中美双方采取重大解冻措施的关键一年。2月1日，尼克松在上台后的第十天，就指示基辛格说，“我认为应该尽力促成这样一种态度，即我国政府正在寻求与中国人和解的一切可能性。”7月，美国宣布部分放宽对华贸易和放行措施。10月又宣布停止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固定巡逻。

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的高度关注。面对珍宝岛事件之后严峻的中苏军事对峙形势，毛泽东毅然决定抓住美国愿意改善中美关系的契机，果断采取措施，促使中美关系稳步走向正常化。

1969年5月，毛泽东提出，对形势和战略方针“有继续研究的必要”。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请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一起研究国际形势，提出战略性建议。老帅们抓住国际地缘政治形势的新变化，向中央建议，中国应该寻机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建立联美抗苏统一战线，以改善中国所面临的不利安全环境。建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重视。

1969年12月初，中国宣布释放两名乘游艇误入中国海域的美国人。12月11日，中国驻波兰代办雷阳邀请美国驻波兰大使到中国大使馆举行会晤。接著，1970年1月20日和2月20日，中美举行了第135次和136次大使级会谈。在两次会谈中，美方谈了一些实质性内容，包括考虑接受中国一向主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商讨准备派代表到北京会谈等。

1970年10月1日，中国邀请美国记者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庆典。12月18日，毛泽东在会见斯诺时表示，“如果尼克松到北京来，我愿意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毛泽东这番谈话表明，中国准备向美国敞开大门了。1971年4月，中国主动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交往的大门。

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决不拿原则做交易

尼克松上台后，虽在与中国政府和解问题上表现出积极性和主动性，但多是为了在同苏联的抗衡中“打中国牌”。毛泽东、周恩来对于中美关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从容应对，在抓住机遇、改善中美关系的同时，坚定而明确地表明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充分展现了不以眼前利益牺牲长远利益的战略眼光。

1971年5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确立新的对美政策。其中涉及中国国家利益的基本原则是：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应在规定期限内从中国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这是恢复中美关系的关键；台湾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不容外人干涉，要严防日本军国主义在台湾的活动；力争和平解放台湾，对台工作要认真进行；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如果美国欲与中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政府在继续强调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的同时，亦表示力争和平解放台湾。这一新的对美政策将原则的坚定性和斗争的灵活性紧密结合起来，体现了在充分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础上，稳步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坚定立场。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来华。台湾问题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自然成为中美会议的焦点问题。周恩来明确表示：正确解决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提。美方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必须确定撤走驻台美军的期限；必须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这表明中方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提出“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10月，基辛格再次访华，周恩来在会谈中更进一步表示，在台湾问题上，美方必须声明四点：一是只有一个中国；二是鼓励中国人自己解决这一内政问题；三是不进行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活动；四是撤走美国军事力量。美方实现这些承诺的行动可以分步骤进行，但必须把上述立场表明出来。鉴于中方在台湾问题上毫不妥协的坚定立场，美方虽未完全接受中方主张，但态度已有明显改变。

上海公报奠定一个中国原则基石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访问北京。周恩来对尼克松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当周恩来同尼克松的手握在一起时，全世界都看到了这一历史性时刻：“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尼克松访华期间，周恩来同他就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会谈。由于在台湾问题上立场观点差异巨大，双方出现多次激烈交锋。周恩来既表现出高度的原则性，又显示了必要的灵活性。

美方提出在尼克松结束访华时发表一个中美联合公报，用以彰显尼克松访华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成果。周恩来对发表中美联合公报持积极态度，但他主张搞一个既要体现双方共同点，又不能掩盖双方原则分歧的独特公报。周恩来说，中美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国际重大问题上均存在严重分歧，20多年的隔阂不可能消失于一旦。双方签署那种不说真话，也不打算遵守的陈词滥调式的文件，反而不利于两国关系。他建议，公报允许双方阐明各自的原则立场。

2月27日，中美双方在上海达成《中美联合公报》（俗称《上海公报》）的决议。2月28日，《中美联合公报》正式发表。公报没有用外交辞令掩饰双方的关系，而是如实列出两国存在的分歧，同时肯定两国的共同点，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达成原则一致，在国际上创造了一种新的风格。公报确定了中美关系的基本指导原则，表明中美两国社会制度、对外政策有著本质区别，但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公报写明一个中国原则，中方重申：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军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美方则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持异议。它重申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上海公报》为处理中美关系确定了基本指导原则，是两国关系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公报确定的这些原则在后来的两国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中得到进一步确认和发展。

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妥协空间

1978年12月，中美两国经过曲折复杂谈判，中美关系正常化取得突破性进展。卡特政府接受中国提出的“断交、撤军、废约”建交三原则，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断绝与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军。中美关系从此揭开新的篇章，为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50年来，中美关系在广泛领域取得长足发展。双边贸易额较建交之初增长了200多倍，双向投资额从几乎为零攀升到近2，400亿美元。中美人员往来从每年几千人次增长到500万人次，中国在美留学生总数超过40万人。两国建立了50对友好省州关系和227对姐妹城市。特别是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方向美方伸出援助之手，提供了大量急需医疗物资。与50年前相比，两国关系已成为当今世界相互交融最深、合作领域最广、共同利益最大的双边关系之一。这说明指导两国关系的三个联合公报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然而，中美关系如同一艘航行在波涛汹涌大海上的巨轮，并非一帆风顺，尤其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上，双方一直存在尖锐斗争。中美建交后不久，美国制定违反建交公报精神、干涉中国内政的“与台湾关系法”，为中美关系发展设置了巨大障碍。此后，美方继续向台湾大量出售武器，中方就此与美方进行坚决斗争，有力维护了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基础。

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末，随著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发生政治风波，美国带头掀起反华浪潮。1992年美国政府宣布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1995年允许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访美，导致中美关系跌入谷底。中国政府绝不允许外国干涉中国内政，经过坚决斗争，1997年江泽民主席成功访美，中美发表联合公报，双方同意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基础上处理两国关系。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华，再次公开承诺“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必须由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在中美元首推动下，两国关系走出低谷。

进入21世纪之后，中美关系依然在曲折中发展。2001年初，小布什政府一度表示将“竭尽所能协防台湾”。“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出于反恐需要，在台湾问题上有所收敛。针对陈水扁当局的“法理台独”活动，小布什总统明确表示“不支持台湾独立”，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做法。马英九当政期间，奥巴马政府又再次提出“亚洲再平衡”战略，企图干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近年来，美国视中国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出于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需要，企图搞“以台制华”。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更是出现“说一套，做一套”的空心化迹象。特朗普上台后，提出“印太战略”，大打“台湾牌”，加紧挑动、扶持民进党当局与大陆对抗。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在台湾问题上动作不断，蔡英文当局竭力迎合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不遗余力地提升台美关系。拜登上台后，国务卿布林肯等高级官员不时发表不负责任的涉台言论，有国会议员窜访台湾，美国政府邀请民进党当局派员参加所谓“民主峰会”，美军舰频频穿越台海，美军机多次降落台湾，怂恿日本、澳大利亚和一些欧洲国家利用台湾问题搅局滋事，这些行为严重冲击中美关系的原则底线，使台海形势更趋严峻复杂。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各种层出不穷的新威胁、新挑战，中美关系的巨轮能否继续保持正确航向，不仅与两国人民利益相关，也关乎世界前途与命运。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攸关世界前途命运，是两国必须回答好的世纪之问。中美关系不是一道能否搞好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与拜登总统视频会晤中郑重提出，中美应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为这道必答题提供了中国答案。

影响中美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是台湾问题。构成中美关系基础的三个联合公报的核心，也是台湾问题。在这场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向拜登总统阐明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指出台湾局势面临新一轮紧张的原因是台湾当局一再企图“倚美谋独”，而美方一些人有意搞“以台制华”。这一趋势十分危险。习近平主席还明确指出，“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

“台独”是两岸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而域外势力对“台独”的纵容、挑动同样是最大威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绝无任何妥协的空间。习近平主席用这样一种方式，为美方的言行划出一条红线，为中美两艘巨轮迎浪前行把舵领航，在确保中美关系不失控、不脱轨的同时，坚定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国人民不懈奋斗赢得的国际地位和民族尊严。

（作者系国台办港澳局原副局长，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2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