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于回归前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外事部副部长，在回归过渡期，负责和参与了当时我方与港英政府双边事务工作、协助两地建立联络机制，以及回归庆典筹备工作。今年适逢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我们将作者的工作故事集结发表，为那个时代留下生动的历史注脚。

文｜香港     李和协

1990年初，中央任命原外交部副部长周南为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同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标志著香港回归祖国进入了后过渡期。周南社长到任后，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先后从外交部系统和省市外办抽调了一批干部充实分社外事部的力量，将担任过泉州市市长的原外交部干部陈荣春调来出任外事部部长，将原外交学会副秘书长杨友勇调任外事部副部长。当时我在全国对外友协任综研室主任，也于1992年7月调到外事部，开始时任一处处长。原外交部西欧司参赞朱昌年1993年调来接替退休的司徒强副部长。不久后陈荣春出任中英土地委员会中方首席代表，由杨友勇接任外事部部长，笔者亦于1994年初任外事部副部长。此后外事部基本架构再未改变过，直到回归后中央在港设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外事部完成历史使命。

从外交层面保证平稳过渡

作为分社的外交职能部门，外事部的日常工作由张浚生副社长分管，重要政策和外交活动由周南社长直接掌握和参与。记得在1993年初的一次讲话中，周社长特别提到，今后主要是外交斗争，要从外交层面保证平稳过渡。周社长是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中国代表团团长，代表中国草签了中英联合声明，对香港问题有深入了解。在后过渡期那几年，周社长在香港会见了从撒切尔夫人到英国国会议员、勋爵等许多外国政要，做了大量工作。同时，也做了一些非建交国家的工作。1995年7月，周社长会见了巴拿马外长和驻港总领事，后并安排巴拿马特使访华。不久后，中巴签署了建立贸易发展办事处的协定。张副社长分管的部门较多，又是分社的新闻发言人，处于外交第一线。当时在港的外国领事馆对于“过渡97”很是关心，张副社长经常参加领团的外交活动及会见驻港外国总领事，有一次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访港，张副社长与鲁主任邀请20多位总领事共进早餐，回答了他们所关心的问题。

外事部共有三个处。一处负责所有与港英政府政治顾问处及其他各部门有关的双边事务; 二处主要联络驻港外国领事馆、国际组织及外国记者; 三处主要负责调研工作及联络外国商会，以及承担分社的英文翻译任务。各处相互支援，必要时人力统一调配。我主要负责对港英政府这一块，昌年兄主要负责二处和三处的工作。外事部与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处及外交部签证处也有密切联系。外事部部长是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之一，1994-1997年中方首席代表为赵稷华大使，成员包括国务院港澳办司长陈佐洱、分社外事部部长杨友勇和外交部参赞王维扬等。笔者则作为专家组成员参加过包括出入境及居留权、越南船民遣返、政权交接仪式等专家小组会议。根据需要，我部陈国平、束建平等也参加过一些专家小组会议。

重要对口部门是“政治顾问处”

外事部的一个重要对口部门是港英政府“政治顾问处”，其印章为“总督政治顾问”（Political Advisor to the Governor），是港英政府的核心部门。该处主要官员均从英国外交部调配。香港回归之前几年的两任政治顾问分别为欧威廉和毕瑞博，副政治顾问为柏圣文和艾士诚，另加几位助理政治顾问。港英政府政治顾问是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英方代表。香港回归后欧威廉曾出任英国驻华大使，柏圣文担任过英国驻香港总领事。当时本地公务员刘应彬、钟小玲等当过助理政治顾问。

外事部与政治顾问处交涉的事项涵盖范围比较广，除政治、外交、安全事务外，还包括出入境管理、海上缉私、海域管控等具体事项。重要外交、政治与安全事务的交涉，由外事部部长或副部长与港英政府政治顾问或副政治顾问之间进行，大量事务性交涉由处、科级同事与对方助理政治顾问进行。涉台问题是政治交涉的一个重要方面，交涉内容包括台当局官员访港及在港亲台势力的活动，也包括港台间一些涉及过渡到回归之后的业务协定。涉台交涉内容一般由外事部和台湾事务部商定。由于我方的交涉，港英政府不得不对台高层人员来港有所节制。例如，1996年8月台“行政院侨务委员会委员长”祝基滢来港活动高调，有违“一个中国”原则。在我方严正交涉下，港英政府不得不承认其活动出格。不久后政治顾问处通知我方，作为惩戒，取消了台“陆委会主委”张京育的访港许可。保证我社和中资机构的安全也是重要交涉事项，尤其是国庆或一些特殊日子，“支联会” “四五行动”等反动组织常来我社门外示威，有时甚至“安营扎寨”，赖著不走。港英政府虽派有警力戒备，但常无视我方一再交涉，迟迟不予清场。个别情况下，也曾通过外交部向英国驻华使馆提出交涉。当时的“长毛”（梁国雄）、“阿牛”（曾健成）等“示威专业户”，在香港回归后仍不断闹事。粤港之间的边境突发事件，一般通过双方边境联络官处置。政治顾问处也不时就出入境管制、海域管控、港人在内地突发事件等向我方交涉。尤其在海域管控方面，我边防快艇夜间追捕走私船，由于海域不像陆地有清楚界限，难免偶尔误入对方水域。港英政府会以“公安越界执法”为由向我方交涉，有时候还通过传媒宣扬，给我方造成压力。对此，我们在据理反驳的同时，也将情况反馈给相关部门。

滞港越南船民遣返也曾是中英重要外交议题，焦点是港英政府应当在政权移交之前解决此事，不可将包袱甩给特区政府。分社领导还为此会见过来港访问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绪方贞子。1996年4月，港英政府曾以越南方面拒绝接收为由，就地释放了214名船民，为此我方向港英政府表达了严重关注。当时“公民力量”的沙田区议员刘江华，曾以越南船民关注组的名义找过我们，反映白石船民营问题。遗憾的是，船民问题一直拖到香港回归两年后才基本解决。

在对外交涉中，既要坚持原则、据理力争，也要讲究策略。有些个案通过场外互动，也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虽然斗争复杂，外事部与港英政府政治顾问处尚能维持正常工作关系。末任政治顾问毕瑞博，于1997年6月3日在“香港会” 设午宴，向我外事部官员辞行。杨友勇部长率朱昌年、李和协副部长和束建平处长、张励娴副处长等应邀赴会。席间，毕瑞博颇有礼貌地提议，为香港的未来乾杯！对我们来说，还要为英国殖民统治的即将结束而乾杯！

两地官员互访是重要交流项目

不仅是政治顾问处，当时港府的部门高官也多从英国调派。港英政府对本地公务员原先管制很严，不允许到中国内地旅行，后来则要经过严格审查。只是在香港回归中国已成定局后，港英政府才开始任命本地公务员进入政府高层。1993年7月，副公务员事务司夏秉纯向我们介绍了“公务员本地化计划”。之后港府高级公务员与我们互动就比较多，并举行过几次副司级公务员的聚会。双方并就在清华大学设香港公务员国情培训班事宜进行合作。该项目由综合办公室具体负责，外事部提供协助。香港回归后该项目继续进行。除本地公务员外，外籍公务员协会也要求到内地大学培训，我们同样予以支持。我曾专程到广州中山大学商讨具体课程。首期培训于1996年3月4日在中山大学开班。当时的外籍公务员协会会长、副库务司卢维思曾多次反映他们对回归后职业前景的担忧。事实证明这种担忧是多余的。卢本人在香港回归后担任过投资推广署署长，工作到退休。卢后来还领取特区护照，放弃英籍加入中国籍。

组织两地官员互访，是回归前的重要交流项目，原来也由政治顾问处负责。在回归前两年，港英政府将这部分工作转由宪制事务科与外事部对口负责。原则上双方每年各派四个团，由司局级官员带队，分别来自不同部委，约逗留一周。除此之外，我方还应港方要求，安排不少专业团组到内地考察访问。内地重要团组访港期间，港府会安排到不同部门访谈，并考察一些具体项目。 笔者曾多次陪团走访。回归前的这些交流访问，对于加强两地官员的相互了解是很有好处的。访问团的一项重要行程，是会见布政司陈方安生，听取港府架构及运作介绍。每次讲到最后，陈太总要夸耀一下公务员是如何的“高效廉洁”，认为这一切得益于英国的文官制度，得意之情跃然脸上。

邀请港督出席国庆招待会

当时各国驻港总领馆、商会对“过渡97”的事很关注，外事部与这些机构也有不少交往，经常参加领团的活动。美国“独立号”航空母舰（现已退役）1993年12月在香港停靠，应美驻港总领馆邀请，我们曾安排分社同事上舰参观。外事部也协助内地单位，组织领事官员去广东参访。港府礼宾处每个季度都会给我们发来驻港领事机构和国际机构的最新名录。外事部有个合作单位“马可波罗俱乐部”，主要由商会成员组成。我们经常以其名义安排晚餐会，出席者包括政、商、学界中外人士。每次邀请一位主讲嘉宾以英文作演讲，主题多与香港回归有关。记得演讲过的人士有杜叶锡恩、简福饴、谭惠珠等。在香港回归前安排这样的活动，加强与各界的沟通，很受欢迎。

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外事交往中，邀请港督出席国庆招待会是一项重要活动。自从港督麦理浩1978年首次出席新华社香港分社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事实上承认新华社香港分社是中国政府的代表机构之后，港督出席我国庆酒会成为惯例。外事部通常在节前，就我方机构的国庆安保问题向政治顾问处作一次交涉；在国庆招待会前一、两天，与对方交换周南社长与港督彭定康在招待会上的致辞稿；在招待会当天，由外事部部长在会场入口处，迎候并引导港督入场与周社长等领导见面。一般来说港督在酒会致辞后，再逗留交谈几分钟就会离场。彭定康推出“三违反”的政改方案后，尽管外交上斗争不少，基本礼仪还是维持的。比如荔枝上市时，周社长送荔枝的名单上会有港督。有一次彭定康生病住院，周社长也转达过对他的问候。此外，警务处处长李君夏及其继任许淇安，均会在年底致函周南社长，报告当年香港的治安情况，周社长也都有覆函。基层交往方面，外事部官员经常应邀出席纪律部队的检阅典礼，以及一些港府部门的圣诞新年聚会。我们还组织过分社与港府入境处的足球及兵乓球友谊赛，笔者曾当过乒乓球赛的分社领队。

应该可以说，香港回归之前几年，分社外事部在配合及执行中央对英国及港英政府的外交方略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也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对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有关条例的制定，外事部参与过讨论。对港英政府的一些机构设置，例如政治顾问处、中央政策组，乃至港英政府的“政治部”，回归后特区政府是否应当沿用，当时内部也有研究讨论。总的看法是应当保留沿用，这与“一国两制”并无冲突。外事部曾就特区政府设置政治顾问处一事形成过书面建议。后来据悉，此事要留给特区行政长官决定。特区政府成立后，似乎只有中央政策组得以保留。

（本文作者李和协，曾于上世纪70至80年代在外交部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工作，1992年至1999年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曾任分社外事部副部长）

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2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