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为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而进行的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数字经济事关国家发展大局。近年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信息化和数字经济发展正面临新的发展环境，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文｜北京 李广乾
数字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长期以来，我国信息化和数字经济获得快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一直高于我国GDP增速。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于2021年4月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在2015年到2020年的6年里，我国GDP的增速分别为7.0%、8.4%、11.5%、10.5%、7.3%、3.0%，而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增速分别为15.8%、18.9%、20.3%、20.9%、15.6%、9.7%，后者都要远高于前者。这种高速增长使得数字经济在我国GDP中的重要性快速攀升。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疫情冲击下的复苏新曙光》的统计结果，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人民币，下同﹚，GDP占比达到38.6%，总体规模居世界第二位。因此，数字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先导部门，发挥著重要的牵引和带动作用。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有助于克服我国长期以来所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于2021年8月发布的《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1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1.6%；同时，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10.07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99.6%。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网民规模最大的国家。根据工信部的统计，截止到2021年10月底，我们已经建成了129万个5G基站，终端的连接数达到了4.7亿个。我国5G网络规模全球第一，5G用户规模也是全球第一。因此，当前我国的数字鸿沟问题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解。
近年来，我国已经发展出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一整套设施条件。这套设施条件突出地表现为这样三个方面：一是平台经济。平台经济成为数字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模式的典型特征，是数字经济时代配置全社会生产要素与经济发展资源的基本方式和手段。我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了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平台企业，如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美团等。2020年，中、美百亿美元以上平台企业数量合计达64家，全球占比84.2%，全球新增的7家平台均来自中美；市值总额高达12万亿美元，占据全球总量的96.3%。二是移动支付工具。大概于2011年、2012年在我国发展起来的二维码支付业务，极大地释放了移动支付功能，有力地支撑了我国电子商务特别是移动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我国非银行支付网络支付交易金额从2015年49.5万亿元增至2020年294.6万亿元，居全球首位。三是快递物流体系。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我国快递业务量从2015年206.7亿件增至2020年833.6亿件，居全球首位。如此海量的快递业务量催生了电子商务新型物流业态，这不仅加速了我国电子商务经济的发展，也促进我国传统物流体系快速迈向现代化。这三套设施条件，是伴随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而兴起的新型基础设施，也被人们称为中国数字经济“三大件”。而这“三大件”也让我国其他各行各业的信息化走向成熟。
2021年11月7日，第四届进博会上展出不少新产品和新技术，让观众近距离感受数字科技给生活带来的新变化和新体验。图为进博会服务贸易展区的数字化跨境产业服务商（图：新华社）
走出了一条成功的信息化发展道路
数字经济是新时期我国信息化发展战略的具体体现，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统筹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因此，当前谈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历程时，必须明确我国信息化发展战略及其政策的演进过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准确认识和理解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历史内涵。
信息化最初被看作是人类社会在完成工业化之后的发展任务。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当时工业化尚不充分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信息化并通过信息化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当时发展面临的一个待解难题。从上述我国信息化建设与数字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来看，我国已经成功走出了一条信息化与数字经济发展的道路。这为其他工业化尚不充分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信息化与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了成功的范例。这种成功，有赖于我们实行了如下的信息化与数字经济发展政策。
首先是准确把握了信息化的本质属性。虽然信息化同样是舶来货，但我国却真正地把握了其本质属性。1997年召开的首届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将信息化定位为“国家信息化”，将其看作是由信息技术和产业、信息技术应用、信息网络、信息资源、信息化人才、标准规范与法律法规等六要素组成的复杂体系，并为此建立完善了一体化的、统筹推进的组织领导机构和工作机制，即早期的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及当前的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对于工业化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说，这种从国家层面统筹推进信息化建设的认识和做法，有助于克服信息化发展初期的高门槛，从而有效地推进信息化进程。
其次是高度重视信息化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在1997年全国首届信息化工作会议基础上，信息化开始被纳入国家最高发展战略；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中，信息化都被看作国家发展顶层战略的组成部分，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等一同作为不同时期国家发展的重大任务，并要求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的相互促进、深度融合。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也在众多场合反复强调信息化的重要性，指出“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
三是采取了一条行之有效的信息化推进路径。信息化建设包含众多领域，千头万绪，必须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才能有效地贯彻落实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为此国家采取了政务信息化先行，以政务信息化推进企业信息化和电子商务、社会信息化的推进策略。从20年来我国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实践来看，这种策略不仅合乎中国国情，而且是非常高效的。
四是适时地调整国家信息化发展方向和业务重点。初期主打国家电子政务建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开始推行“政府上网工程”，从2002年开始实施“两网一站四库十二金”工程，从而奠定了后来我国电子政务建设基本格局。在电子政务的带动下，我国此后又相继实施了多项有关基础设施（如“宽带中国战略”）、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农业农村信息化、社区信息化等行动；2010年以来，随著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宽带等新一代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应用，国家从2015年开始实施“互联网+”行动，统筹新一代信息技术条件下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信息化建设。当前，我国信息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临新的问题和调整，为此国家开始加强针对平台的规范治理，并强化反垄断政策；与此同时，根据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最新趋势，中央提出了数据要素化的战略主张，数据确权和个人信息与隐私保护成为新时期国家信息化发展的重要任务。
2021年9月6日，2021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开幕。博览会以“创新发展与数字经济”为主题，设主题展馆、数字产业馆、数字生活馆等5个展示区域，聚焦数字经济领域新业态、新模式和前沿热点。图为参观者在体验5G+VR赛车（图：新华社）
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为进一步加强中外信息化和数字经济的交流与合作，我国从2016年开始强调数字经济在信息化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2021年3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首次专篇（第五篇）论述“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实际上，无论是之前的信息化还是现在的数字经济，都是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统筹领导下我国信息化发展战略落地实施的具体实现。
上述四个方面不仅概括了几十年来我国信息化建设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也反映了我国信息化发展的主要特征，构成具有中国特色信息化发展道路的基本内容。这条道路，既是我国经济保持长期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源泉，也是我们认识和理解数字经济发展本质的基础。
“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
若干重大问题
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我国信息化和数字经济发展正面临新的发展环境，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虽然中美战略竞争起源于两国国力的竞争，但其根源来自于中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对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面驱动作用。面对美国政府针对我国数字经济领先企业通过编造所谓的实体清单、军方企业清单、军事用户清单、SDN名单等名目繁多的“黑名单”而进行的持续不断的打压遏制，为更好地服务我国“双循环”发展战略，今后我国数字经济必须走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坚持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要素化、治理数字化的新四化要求，引领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此，“十四五”规划第五篇用四个章节对此作了详细的规划，并在第三篇中的“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部分进行了具体的部署。结合“十四五”规划以及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将重点解决数字经济发展的如下一些重大问题。
首先是克服制约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卡脖子”问题。其核心就是高端芯片制造，特别是7nm及更先进制程的芯片制造。高端芯片制造代表一个国家的制造能力和水平，包括晶圆制造、材料、装备、IP核、电子设计自动化（EDA软件）等诸多方面，目前我国在其中的一些方面尚无法保障自主可控，成为美国对我“卡脖子”的主要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为了克服“卡脖子”问题，国家一直在围绕财税政策、投融资政策、研究开发政策、进出口政策、人才政策、知识产权政策、市场政策等，不断加码支持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的自主创新发展。这些政策集中体现在国发〔2000〕18号、国发〔2011〕4号、国发〔2020〕8号以及2014年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四个文件，为此还设立了若干个发展专项及产业投资基金。在这些政策的加持下，当前我国的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异常活跃，中芯国际、华大九天、长江存储等企业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重要进展，相信在“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能够不断地克服制约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卡脖子”问题。
其次是加强平台治理，打造适应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需要的数字生态。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在促进国家信息化和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国家“双循环”发展战略和高质量发展要求对平台企业提出了新的目标，因此平台企业即将面临新的发展阶段。当前，加强平台治理成为一项国际共识，欧美国家都在根据各自法律要求加强针对平台企业的监管和治理；“十四五”规划也提出“依法依规加强互联网平台经济监管，明确平台企业定位和监管规则”。毫无疑问，构建适应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需要的良好的数字生态，将是未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为此，今后一段时期里，国家将不断加强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反垄断政策，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构建常态化的平台企业监管政策框架，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促进我国数字经济不断创新发展。
三是加强个人信息隐私保护。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正不断深化，5G的应用进一步增加了人类在虚拟空间的活动类型、活动痕迹，因此，近年来我国先后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三部法律，力图构建个人信息隐私保护体系。然而，由于面临技术、业务、平台以及经济可行性等限制，个人信息隐私的有效保护仍然存在诸多困难。“十四五”时期，必须不断强化个人信息隐私保护的平台主体责任，基于具体场景制定保护细则，同时加强执法，加大侵权打击力度，为数字经济发展营造一个安全可靠的环境。
四是加强数据确权探索，推进数据要素化进程。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了“数据要素”主张，并要求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从历史上来看，劳动、土地、资本等经济资源的生产要素化，都经历过一个漫长的过程。数据要素化同样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而且与这些传统生产要素相比，数据要素化将是一个更加艰难的过程，其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数据确权难。这使得数据无法像传统生产要素那样，实现由“数据资源”向“数据资产”的转变。因此，加强隐私计算技术创新和数据确权探索，开展数据交易试点、示范，推进数据要素化进程，将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
五是推进国际间的跨境数据流动。数据的自由流动是国际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基础条件，但是近年来，数据流动区域化、本地化趋势不断加强，给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带来日益严峻的挑战。为此，我国在2020年提出了《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并在2021年提出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的申请，希望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探讨制定反映各方意愿、尊重各方利益的数字治理国际规则，积极营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今后，促进跨境数据流动，加强我国数字经济领域的对外开放，将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策方向。从具体的政策来看，包括基于WTO、区域经济组织等推进多边双边的跨境数据流动和服务贸易政策，加快在“一带一路”国家推进多边双边数字经济合作机制，积极探索国际数据交易制度创新，加快在自贸区建设国际数据交易所、共同建设国际数据中心等。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2年1月号
编辑：赵欣
校对：李博扬
监制：姚润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