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黄汝荣 

香港虽已回归祖国20多年但不少带有殖民地色彩的不成文习俗或制度却挥之不去，这些陋习看似只影响著法律圈中人士，但其实却损害著民生，削弱著国家尊严，但法律界中人鲜有把这些事实宣之于口。

就说说事务律师（律师）与大律师（大状）划界分家的制度吧。当市民卷入一些不懂自行处理的诉讼时，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便得跟随英国习俗，需同时聘用律师及大状进行控诉或抗辩。这种“双师”处理同一案件的制度，源自古英国时代，当时律师舆大状的分工十分鲜明，前者专责在文书上发挥所长，负责以强而有力的笔锋草拟状书、证词等之后才把案件转介予大状接办，而大状的专长在于能在法庭上发挥其雄辩滔滔的辩材。再者，往日唯独只有大状才享有在较高级别法院的发言权，律师的发言权则被拒诸庭外，因此，律师不能代表客户在庭上抗诉。由于律师舆大状各自的功能有其局限性，故当时“双师”制度有其宽际的需要。

但时移势易，在较高法院的发言权，现今已非大状独有的权利，不少律师同样可以在高级法院享有发言权，为客户打官司；反之，不少大状在文书处理上亦胜任有余，诉讼工作现今根本可由律师或大状一人全力承担，毋须继续沿用对消费者不利的“双师”制度。把律师及大状“两大家族”合而为一，其实在不少国家早已盛行多时，废除此制度可令客户省却支付“双师”费用，实有利于民。

每当一些制度因不合时宜又或存有漏洞而需予改革时，总有人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谬论予以阻止，反对弃用“双师”制度者往往抬出“一国两制”来大做文章，指香港特区的法制受基本法保障，不得更改但“两制”的意思，是指社会主义及资本主义之分而已，与法律界圈内的风俗习惯根本不能混为一谈。基本法虽然保障司法制度不变，但律师及大状界的习俗或制度不单可以改，亦应该与时并进，以国为尊，以民为本地改，那些戴著假发，形态上恋殖媚外的习俗，也应是时候废除了吧。 

过往亦有一些法律界习俗，是在没有公众压力下，由法律圈内人士自行改革的个案。从前，大状的专业守则订下，当客户需要聘用御用大状（现称资深大状）时，客户必须要同时多聘用一名大状作为副手，该副手亦需按例规定，向客户收取相等于御用大状的2/3费用，故被为2/3 守则（two-thirds rule）。换言之，客户虽非法律圈中人士，但要打官司嘛，便得在无可选择下，受到大状圈中的习俗所约束，需支付律师、资深大状及副手大状的三重费用，才能求得御用大状接办案件。由于这制度令客户需承担大诉讼费用，令不少御用大状受聘的机会大减，在收入受影响下，主宰著大律师公会如何运作的御用大状，便鼓吹把此守则废除，这例最终在大状圈内无声无息地消失，自此之后，御用大状的“生意”顿时滚滚而来，入息大增。从此实例中可见，法律制度或习俗不是不能改，改革后是谁有所得益才是重点。

近日内地容许特区的律师及大状在大湾区九个城市内执业，前题是必须通过一些考试及培训，当时投考者有来自特区的律师及大状，他们日后在内地执业时，预料不会坚持盛行于中国香港的“双师”制度，也不会坚持头戴假发的风俗吧?

作者系国际法商精英会荣誉主席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