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中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国安法的实施以及全国人大关于香港选举制度的改革标志著香港社会“由乱到治，由治而兴”的根本转变，“爱国者治港”将从此成为香港政治的主旋律。与此同时，正如夏宝龙主任指出，选举又能确保广泛代表性，政治包容性，均衡参与性及公平竞争性，不搞清一色，而是五光十色。夏宝龙主任在讲话中提到：“从候选人的背景情况看，既有商界、学界、专业界精英翘楚，又有来自社会基层的劳工、职员、中小企业经营者代表；既有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又有讲普通话的‘港漂’、台湾出生的人士、加入中国籍的‘老外’；既有经验丰富的资深参政者，又有充满冲劲和创新力的新一代年轻人。总体而言，参选者多元化的背景可谓前所未有。居住公屋和‘㓥房’的人士、巴士车长、注册电工等成为立法会选举候选人，这在香港过去是没有的。”这种参与的广泛性，正是香港民主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体现。是全过程民主，是广大香港市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民主，与西方资本主义代议制下利益集团分肥，看似热热闹闹，实则或资本主导或民粹盛行，搞选票套现、利益交换的那一套政治体系和逻辑完全不同。
夏宝龙主任在讲话中特意提到了讲普通话的港漂参与到立法会选举中，在笔者看来，确有重大意义和示范效应。香港自回归以来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一国两制”在实践中完善发展。二十多年来，香港社会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其中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随著祖国内地与香港交流的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在内地出生长大的青年来到香港，逐渐形成了一个人数日渐庞大，影响力逐渐提升的港漂群体。大批港漂群体来港多年，早已在香港成家立业，落地生根，鉴于这批港漂相对年轻，以中青年为主，笔者在此以新香港青年群体代称。
新一届特区政府立法会的组成，自然应当是“爱国者治港”原则落地的具体体现，同时应当具有广泛的社会代表性，而且应该体现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化大都市人才荟萃，革故鼎新，朝气蓬勃的形象。立法会在香港管治体系中具有重要的位置，除了基本法规定的宪制职能外，立法会还是政权深入社会各阶层的渠道。除了特区政府体系的管制队伍外，“爱国者治港”必然要依靠政党，政团和社团的力量。根据经典的政治学者的理论，什么是执政权？组织基层社会的能力和权力就是执政权。无论古今中外，科层体系，也就是从上而下的权力架构都不可能单独治国，人民自治向来重于科层之治。从另一个角度讲，执政权就是组织社会的权力，谁来组织基层社会，谁就有执政权。而香港立法会议员的职责，就是扎根基层，组织社会。数以万计的新香港青年，接受了国家历史和文化的熏陶和教育，又通过自己的努力以合法的方式来到香港工作学习和生活，作为纳税人和持份者为香港贡献自己的才智， 获得属于自己的报酬与回报，是真正充满朝气的爱国爱港新力量。当新香港青年遇到大量实际的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当他们随著自身成长和发展有了相当的政治诉求的时候，是不可能都去向特区政府职能部门反映的。而立法会就是一个天然的桥梁，必然需要五光十色，需要有为各个社会群体发声的议员代表。没有一个组织起来的力量和建制化的立法会议员为广大新香港青年发声，就没有办法把这一群体广泛的团结起来。因此，从客观需求上看，港漂参选立法会，未来作为多元政治光谱下重要的一环，也是香港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持份者和建设者，意义重大。
时代呼唤青年，青年创造时代。习近平主席在香港视察时指出：“每一代青少年都有自己的历史使命和机缘，当代香港青少年要把握历史机遇，选择正确道路，报效香港、报效国家。使爱国爱港光荣传统薪火相传，使‘一国两制’事业后继有人。”“爱国者治港”的接班人队伍从哪里来？这是“一国两制”事业向前推进需要回答的时代命题。而政治人才的培养和产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宰相起于州部，猛将发于卒伍”没有平台的历练，不可能培养出一流的管治人才。古今中外，情理皆同。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生根发芽，需要一支政治可靠、素质过硬并且能够在香港这样一个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化大都市的环境里，能够切实保障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的接班人队伍。
古今中外，任何事业有成就的接班人从来都是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不能仅仅依靠任何“自封”或“授权”。习近平总书记成长为今天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就是最生动的例子。作为五十年代出生在共和国红旗下长大的第一代人和陜甘宁革命根据地主要创立者之一、边区政府领导人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接受了革命家风的耳濡目染的熏陶。在十年“文革”的曲折和艰难探索中，作为来自北京的知识青年的代表，他又在陜北延安革命老区梁家河经受了七年的艰苦锻炼。总书记曾经说过:“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 什么叫群众。二是培养了我的信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那个时代青年在特殊的历史境遇下独有的一段经历。对青年习近平的影响无论怎么评估都不过分。在后来中国社会各行各业的栋梁中，当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都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绝不是偶然。当年的城市知识青年普遍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在艰苦的下乡历练中又增加了对中国社会最基层的理解，对人民疾苦有了切身的感受。更重要的是，培养出了坚忍不拔、实事求是的性格和人生态度。从梁家河忧国忧民的星空，到中南海宵衣旰食的夜灯，这一条时代主线，无疑为我们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提供了线索和钥匙。
随著时代的进步，作为改革开放年代成长起来的新香港青年，普遍具有海外或者香港的求学经历。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过去把知识青年去农村锻炼叫做插队。在打开国门之后，大批青年学子到西方留学，被形象的称为“洋插队”。抛开戏谑的成分，虽然时代背景不同，生活条件改变，但广大新香港青年一定认可“洋插队”蕴含的意义与六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某种类似，尤其在情感上是相通的。大多数港漂都有在他乡求学的艰辛岁月，都有著相同的经历。亲身感受了资本主义世界领先的物质文明和制度优势，但又远离家人朋友，背井离乡，独自打拼的群体记忆。学业的压力，文化的隔膜，求职的艰辛，家人的惦念，还有不时存在的或明或暗的歧视，不解乃至敌意。经历过这些困难的考验并真正以自己的能力来到香港发展的青年无疑和当年知识青年的精英一样，磨练出了坚强的意志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在社会主义祖国成长的经历，无疑使得他们对国情有了比大多数香港本地青年有著更为深刻的了解。而在海外接受教育和生活的经历，更让新香港青年对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先进制度文化和物质文明有更深理解的同时，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昨天和今天存在的种种问题和阴暗面，能够认识到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更能深刻的感悟到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著自己的特色。走出国门，更了解世界，也更理解中国，是绝大多数新香港青年的共同感受。新香港青年们用脚投票，选择了在香港定居、发展和成家立业，不是用口号，而是用行为，是真正的用脚投票，表示对“一国两制”的拥护和香港美好前途的信心。新香港青年独有的背景以及由此产生的身份认同和政治立场，决定了这是一群最坚定支持“爱国者治港”的群体，同时，这一群体普遍学历高，同时从事著大量与香港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和国际金融中心最为相关的工作，代表著祖国内地改革开放以来优秀年青一代的精神风貌，与香港未来继续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世界顶级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目标和人才需求导向完全一致。
无论是在任何社会，一个社会群体如果要发挥作用，影响执政并且产生影响，必然要通过政党/政团/组织的作用和力量。回归二十多年来，随著新香港青年群体的不断扩大，众多新香港青年团体的组织建设已经初具规模。例如笔者所在的华菁会，历经多年发展，已经聚拢了一批优秀的新香港青年，在组织建设，会员拓展，以及服务香港社会尤其是香港青年和学生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和基础工作，就是其中之一。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在选举制度改革的时代背景下，不再漂泊的“港漂”通过参选，也会生动的体现广大新香港青年的参政议政热情，提升青年政治人才的政治论述能力，选举动员能力和实务操作能力。任重道远，责任在肩，通过立法会以及一系列的选举和实际政治运作，也能更加有利于青年团体自身发展的系统化和青年政治人才的茁壮成长，未来一批年轻政治人才将在香港政治实践和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夏宝龙主任在讲话中谈到“香港资本主义发展至今，已经积累了许多矛盾，客观上需要立法会兼顾香港社会各阶层和各界别的不同利益，特别是在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更好地平衡香港的整体利益、界别利益和地区利益。新选举制度切合这一需要，更能反映民意，也更符合香港实际。”以笔者来港多年的观察，绝大多数新香港青年虽然生活在“一国两制”下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面临著生存发展的巨大压力和现实难题，但位卑未敢忘忧国，拳拳之心可鉴日月。中兴业，待人杰。选举如竞技，千帆竞发，百花齐放，不可预测，这正是民主的魅力和“一国两制”的独特制度优势的体现。期待即将到来的新一届立法会选举能成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新起点。
（作者系中华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香港华菁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