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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蜀永 | 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高级研究员

在香港沦陷八十周年来临之际，笔者认为有两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一是二战期间英国政府是否有意保卫香港，二是英军十八天的抵抗和港九大队三年零八个月的抗战性质是否相同。

1941年12月8日，日军越过深圳河，进攻香港

先看二战期间英国政府是否有意保卫香港。早年英国政府曾经多次计划防卫香港。1898年租借新界以后，英国即计划如何防卫新界，以保障九龙和香港岛。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1919—1939），英国把日本当做假想敌。1927、1930和1934年，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先后提交报告讨论香港防卫问题。报告指出香港作为英国对日战争前哨基地的重要性，并提出守军必须独自战斗45至55日，才能得到英国舰队的支援。为了提升香港的防卫能力，英国在1934年年底开始兴建醉酒湾防线，并计划在《华盛顿海军条约》失效后于赤柱、西贡、将军澳等地兴建新的炮台。 

醉酒湾防线以其起点位于九龙西面的醉酒湾而得名。防线由醉酒湾经城门水塘北部伸延至大围和沙田，再沿慈云山和九龙岭北麓向东南抵达马游塘，是一条连绵18公里的防线。整条防线由星罗棋布的机枪堡组成，是保卫九龙市区以至香港海港的唯一防线。英军曾对这条防线寄予厚望；1936年的《香港防卫计划》指出，只要适当利用这条防线，守军足以抵挡日军54天。

日军搜查被俘的英军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英国政府的态度发生变化。1940年6月，日军已经控制华南地区，香港海湾处于日军大陆炮火的威胁之下。英国参谋长委员会（Chiefs of Staff Committee）悲观地认为：「香港并非英国的切身利益所在，当地驻军无法长期扺挡日军的攻势。……要求增兵香港的强大压力无可避免，但应坚决反对这种要求。事实上，从军事角度看，舍弃对香港承担的糟糕义务，英国在远东的处境会更好。」

英国在欧洲战场自身难保，即使日军进侵的日子迫在眉睫，亦根本无力保卫香港。1940年12月朴芳空军中将(Air Chief Marshal Robert Brooke-Popham)出任英国远东三军司令时，曾经主张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他认为在这关头显示出英国保卫香港的决心将可以鼓励中国抗战，更可对日示威，令它不再采取急进的政策。不过，当朴芳向伦敦要求增兵香港时，首相邱吉尔直言这个想法大错特错，重申英国必须避免将有限的资源浪费在守不住的地方。 上述史实证明，二战期间英国政府并无意保卫香港，甚至一度有放弃香港的想法。

尽管二战期间英国政府无意保卫香港，在是否增兵保卫香港的问题上，英国政府与英军中的强硬派将领意见不一，但是他们一致同意，在日军进攻香港时，不能立即放弃香港，还是要抵抗一阵，所以才会有十八天的战争。

为何日军发起进攻后，英国没有立即放弃香港，而有十八天的抵抗，我们从战前英军将领的言论，可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1938年4月，英国海军查菲德上将（Lord Chatfield）曾劝喻要防守香港，认为只要香港存在，定能迫使日本人分兵力来袭，这样就能延缓他们在新加坡进军。前面我们曾提到，1940年6月，英国参谋长委员会认为香港驻军无法长期扺挡日军的攻势，但他们又说没有打算暗示要建议解除香港的防务，如果主动这样做，将会对英国的声誉造成无比损害。从中我们不难理解，英国要在香港抵挡一阵日军进攻，主要出于两种原因，一是减轻英国在新加坡的压力，二是为了大英帝国的面子。

至于有英军将领声称增兵香港有利于鼓励中国抗战，是他们真心支持中国抗战，还是为达到自身目的虚晃一枪呢，从下面的史实各位读者可做出自己的判断。1941年5月，蒋介石曾提出派兵协防香港及缅甸。英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此有保留。陆军总参谋长迪约翰（General John Dill）认为英国政府的既定政策，是「防止与日作战」。他又说：「任何对中国的支援，必须有利我方之防卫形势……与中国方面的协商，必须以我方的远东战争计划为依归，而非中国方面的短期战术目标。」很明显，英国在香港的军事行动并非真的是为了中国，而是以英国的利益为依归。

1987年12月，港九大队老战士重访原港九大队大队部驻地——西贡赤径圣家小学堂。左五是原港九大队政委陈达明，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

和英军短短十八天的抵抗不同，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是香港沦陷三年零八个月期间唯一一支成建制、始终坚持抵抗的武装力量。港九大队前身的几支武工队曾参与抢救抗日文化人的秘密大营救。港九大队以游击战方式四处打击和牵制日军，共计毙伤日军 100 余名，毙伤汉奸、伪警及敌方间谍等 70 余名，俘虏、受降日伪军 600 余名；击沉日军船只四艘，炸毁日军飞机一架；缴获长短枪支 550 余支，机枪 60 余挺，炮六门，车船 40 余辆，以及大批弹药。港九大队参与营救盟军飞行员，并且多次协助盟军获取日军情报。日占期间，港九大队有 115 名烈士为保卫香港而牺牲。

作为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的作战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卫国保家，保卫中国，保卫中华民族。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就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

1945年9月港九大队在《撤退港九新界宣言》中写道：「回溯我队在港九沦陷后成立，我们的目的就是打倒日本侵略者。三年又八个月，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冒出生入死之险，不惜重大牺牲，救护盟邦人士，肃清土匪活动，破坏敌伪统治，保卫人民利益，确实尽了我们应有的努力，并做出了许多成绩。」 

上述史实说明，二战期间在香港的确存在两种不同的抵抗。英军十八天的抵抗和港九大队的抗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英日在香港的矛盾本质是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争夺势力范围的矛盾。英军的抵抗是为了保卫大英帝国在远东的殖民利益，而不是为了保卫中国，保卫香港的中国人。香港的十八天战役并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组成部分。中共领导的港九大队的抗战才是卫国保家，为了保卫中国，保卫香港的中国人。战后英军重返香港，和中国争夺受降权，拒绝将香港交还中国，就很说明问题。

当然，英军的抵抗并非全无意义，因为当时中英双方有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有共同的敌人日本军国主义者。英军的抵抗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不过，就目的而言，十八天战役战死的英军、加拿大军官兵是为大英帝国而战，而不是为中国、为中国人民而战，他们不是中国人的英雄。另外，就战斗双方的形势而言，说他们为保卫香港而战也十分牵强，因为英国政府知道香港根本守不住，也不打算长期守下去，那叫什么保卫战？

在香港，有人把英军的抵抗和港九大队的抗战相提并论，说十八天战役中英军、加拿大军是「浴血卫城」，甚至有人主张把十八天战役战死的英方加拿大旅长当作中国人的抗日英雄纪念，建议为他修纪念碑、纪念室和纪念园。我认为极为不妥。

我们重点歌颂和褒扬的应该是港九大队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抗战精神，他们是为中国而战，为中华民族而战，他们才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我们应该重点保护的香港抗战遗址应该是港九大队的抗战遗址，例如秘密大营救中转站适庐、罗家大屋、港九大队大队部旧址赤径圣家小堂、槟榔湾港九大队市区中队队部旧址、西贡昂窝村、北潭村港九大队军需处的岩洞仓库等。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1年11-12月号第74-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