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的学者和观察家们常把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以来领导中国所经历的复杂而深刻的革命与变革称做“中国故事”。“百年正是风华正茂”；于世界而言，要讲述自二十世纪初期开端的这一炫目的“中国故事”，则必须解释其中两个最关键的“中国奇迹”：经济腾飞和政治稳定。
文｜香港 阎小骏
经济腾飞
三个层面的重要转型
中国由一个世界上极为落后、所谓“一穷二白”的极不发达经济体，在较短时间里转变成为一个实现了工业化和基本现代化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图为3月18日，动态检测列车行驶在浙江省第一条自主建设、自主运营的电气化铁路——金台铁路的线路上（图：新华社）
经济腾飞，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经历了长期艰辛探索后，终于找到了适应中国国情的正确发展道路。特别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超常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更是世所瞩目的人类奇迹。在短短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起飞复杂而多面：既有数量上的惊人增长、亦有质量上的不断提升，更有结构上的优化调整，还有人民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的稳步现代化。
综括而言，中国故事里的第一个奇迹，亦即经济社会奇迹，至少包含在三个层面上几乎同时发生的重要转型：第一个转型是国民经济体量跃升，即中国由一个世界上极为落后、所谓“一穷二白”的极不发达经济体，在较短时间里转变成为一个实现了工业化和基本现代化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构成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重要一极。在外交和国际关系层面，中国也逐渐从原先积贫积弱、落后挨打，或者在冷战时期大国角力的夹缝中生存的状态逐渐走向国际政治、经济和外交舞台的中心位置。
中国社会经济奇迹所包含的第二层次的变革是体制转型，即中国由一个苏维埃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循序渐进地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现代法制体系规管的市场逐步取代旧式的各级计划官员、成为中国经济活动的主要调控机制。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中国经济开辟了全新空间、提供了源源不绝的推动力，减低了交易成本，优化了资源配置，史无前例地促进了中国人智慧和创新能力的迸发。
中国社会经济奇迹所包含的第三层次的转型则是社会结构转型和人民生活现代化，亦即中国社会由传统的、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组织形态逐步转变为以知识经济为基础、以城镇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现代化社会。随著人均收入的不断增高，中国居民的生活水准稳步提升，人民生活方式和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也不断朝向现代化方向转型。国民经济结构中信息产业、服务产业的比重不断增长。今天，中国社会的信息化、城镇化和现代化正在不断向前进步，这一深刻的转型不断重新定义中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乃至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经济社会格局急变之下
如何同时保持国家总体稳定
中国社会逐步转变为以知识经济为基础、以城镇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现代化社会。国民经济结构中信息产业、服务产业的比重不断增长。图为去年“双11”期间，江苏连云港市天马电商产业园的工人分拣快递包裹（图：新华社）
“中国故事”中的第一个奇迹——“经济社会奇迹”——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与改革历程的绚烂篇章。在夺目的中国经济奇迹背后，人们往往忽视的却是“中国故事”中的另一个同等重要、却亟待解释的现象，即：面对如此复杂、剧烈而又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大潮，以及动荡不安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国共产党究竟如何在二十一世纪保持国家基本政治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的总体稳定？这个西方学者所迷惑不解的独特现象——中国在经济社会格局急速变动下国家基本政治社会秩序的安全和稳定——正是笔者以过往十余年来在中国基层社会所进行的大量田野调查研究所试图解释的中国故事中的“第二个奇迹”。
传统西方政治学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在剧烈社会变革中保持社会政治秩序稳定的能力从来不抱乐观态度。西方政治学家们往往认为：首先，剧烈的社会经济变动必然改变发展中国家政权对社会和人口施行有效管治的内外环境。快速的经济成长、急速的现代化或城镇化都无一例外会对既有的社会结构、阶级结构和主流意识形态造成极大冲击；社会经济层面的剧烈变化和随之而来的利益关系调整，会极大加剧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张力和摩擦，并不断加深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
同时，传统政治学认为发展中国家往往在国家能力上存在“短板”。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使得政权在适应剧烈社会经济变化方面的行动裕度有限；这种能力欠缺反映在日常政治层面往往就表现为政府面对社会的结构与利益诉求的快速变化往往措手不及，行动迟缓，致使矛盾激化，政权认受性受损，最终威胁到国家总体和基本政治秩序的稳定；甚至在大规模群众运动来临时应接不暇、进退失据，最终造成政权倾覆、社会动荡、国家失能、革命浪潮和政权易手。因此，在西方政治学看来，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似乎是永远不可并肩而行的两个相互排斥的过程，整个二十世纪西方的理论和实践似乎也未能对此提供成功的解决方案。
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急速的经济基础转型变动中如何成功保持上层建筑的高度适应性和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总体稳定性就成为了国际学术界急于希望找到答案的重要疑问。
维护政治秩序稳定
三方面挑战最具关键性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中国经济开辟了全新空间、提供了源源不绝的推动力，减低了交易成本，优化了资源配置，史无前例地促进了中国人智慧和创新能力的迸发。图为工人在唐山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调试特种机器人（图：新华社）
中国共产党在大时代中进行政权建设、维护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稳定，需要处理的问题和面对的挑战五花八门。但总体而言，有三个方面的挑战最具关键性。政权是否能够以高度的政治智慧、精心的顶层设计和有效的政策推进来应对这三方面的挑战，直接决定国家稳定的政治秩序是否能够得到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是否能够得到维系。在这三方面挑战中，首要的就是在急速变化的社会阶级阶层格局下，如何保持、扩大和更新政权赖以存在的社会支持基础和执政基础。第二，在不断活跃的社会力量和不断涌现的新的利益诉求下，如何有序地扩大政治参与，将越来越多的新旧社会力量有机融合进国家的治理结构之中？第三，则是政权因应新的社会结构变局，如何管控好潜在的反对力量、不稳定因素和适当处理足以引起大规模、颠覆性社会运动的突发事件？在旧有的管理结构和控制办法逐渐不适应时代要求的情况下，如何建立和重构新的治理体系，以延续和保障国家对社会的足够掌握度，以及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运行的和谐有序？
中国共产党一个世纪的艰辛探索，始终关注在政权建设和维护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稳定方面的制度、办法和创新，以应对这三个方面的挑战；而中国共产党贡献给世界的也正是在经济社会大变动时代中如何保持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稳定的中国方案。这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方案内容丰富，既有顶层设计的政治理性、又有“摸石头过河”式的实践智慧，既有政权自身因应时代变化的自我革新与创新，也有针对潜在破坏因素的甄别、预防与管控。正如《诗经·大雅·文王》中的诗句所讲的那样，“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虽然是古老的文明邦国，但永远不会在守旧和故步自封中灭亡，只会在顺应时代潮流、不断自我革命中而日新。
总体而言，在这个维护政权安全和政治稳定的中国方案里，最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就是：政权吸纳和预防式管控。前者，我称之为国家的“弹性”；后者，则称之为国家的“刚性”。中国得以在过往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保持社会政治的基本稳定，根本经验还在于正确处理和适时调整国家弹性与刚性这两方面的辩证统一关系。
“弹性”与“刚性”
“学习型政党”的鲜明特征
政权吸纳不断更新政权的社会基础，扩大体制的边界，鼓励参与式公共治理，促进国家与社会的协调和交融，真正夯实政权稳定的社会基石。预防式管控，则是通过制度化的措施，发现、识别、干预和控制社会经济大变动时代在社会层面上不断涌现的对政权的潜在挑战力量和潜在破坏因素，并把它们对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低程度。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那样，“要知道风险在哪里，是什么样的风险，什么时候发生风险，正所谓‘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未形’”。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二十一世纪政权建设上对国家“弹性”和“刚性”两方面的高度重视，以及在维护基本政治秩序稳定的实践中能始终做到“政治吸纳”与“预防式管控”双管齐下，最终得以在经济社会大变动时代有效保持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稳定。这是中国故事里第二个奇迹的奥秘之所在。
政权建设的中国方案中国家弹性和国家刚性这两个不同侧面，反映出来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学习型政党”的鲜明特征，即：执政党如何通过不断对内观察研判和对外学习吸收来进行自身的调整、适应和创新，既以高度灵活的姿态充分发挥国家的弹性优势，不断扩大政权边界，吸纳各种新旧社会阶层进入体制，增广自身执政基础和社会支持基础；又以高效果敢的态度，充分、有效使用政权的刚性力量，以预防式管控机制，保持国家对社会的有效治理，监督、识别和防止潜在反对势力和不安定因素发展成为具有公开破坏性和颠覆性的反政权力量。“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在社会经济大变革的时代得以保持国家政权安全和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稳定，关键就在于能够以高度适应性和学习能力顺应时代变化，有效掌握并运用国家弹性和刚性两个方面的平衡力量，最终达致确保政治稳定的目标。
向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学习
随著人均收入的不断增高，中国居民的生活水准稳步提升，人民生活方式和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也不断朝向现代化方向转型。图为6月11日冰球爱好者们在成都文轩体育文化中心进行冰球比赛（图：新华社）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以来，中国经历了复杂、深刻又多面的不间断转型。无论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从高度集中统一的中央计划经济转型为开放多元的市场经济体制，又或者从封闭和半封闭的传统落后社会走向充满活力和发展动力的现代化社会，这些不同转型所引起的经济社会层面的根本性变革，都不断为党和政府维护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稳定的任务提出新的挑战和课题。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尤其重视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这三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其中的重中之重，则是如何通过从实践中学习、向外部世界和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学习，冷静研判，理性设计，通过改革和创新来回应在社会经济大发展时代所萌生的诸种新课题，通过不断平衡、调适和运用国家弹性与刚性的两面，保证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稳定安全。
全球来看，能否建立起具有高度适应性的“学习型政党”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变动下保持政治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学习”在这里指对内外环境和社会力量的观察、研判和适应，对外部世界政治实践成果的吸收，对自身执政和治理结构的适时调整和创新，对历史传统的理性继承和扬弃，以及对社会管理和控制办法的与时并进等。总之，学习型政党所具有的高度观察力、判断力、灵活性、应变性和机动性，都使其更能在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中，以充足的弹性和适当的刚性，保持政权系统的韧性，从而促进整个治理结构与变化了的社会经济环境密切融合。可以说，以学习的态度不断创新、有效平衡和善于运用国家弹性和刚性的两面，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为破解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急速变化条件下有效进行政权建设、维护政治稳定这个世界性难题而提供的具有中国特色解决方案的重要篇章。
习近平主席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经过一个世纪的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在带领中国人民向新社会前进的征途中，逐步形成了在经济腾飞、社会转型、国家和民族现代化进程中进行政权建设和维护国家政治稳定的中国方案。这个方案来自于实践，被实践所检验，又更好地服务于实践，也为世界其他国家探索适应其各自国情的相应解决方案提供了宝贵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更美好的人类社会所做出的难能可贵的独特贡献。
一百年艰辛探索，谈何容易；
向新社会前进前进，任重而道远。
（作者系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
中国制度研究中心总监、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
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1年9月号
编辑：梁诗颖
校对：邸倩
监制：周马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