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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思名I香港浸会大学地理系荣休教授

郝思璞I香港浸会大学地理系助理教授

陈元通I香港浸会大学地理系高级研究员

香港750万有著不同迁移背景、国籍身份和社会阶层的人口，聚居在只有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高昂的楼价迫使大部分市民拥挤在狭小的居所。在这个背景下，本文旨在研究香港青少年对住屋环境舒适度的评价。除了探索影响居住环境舒适度的因素外，本文亦会分析影响居住面积以及住屋权属（housing tenure-type）的因素。分析建基于2017年一项针对高中生的问卷调查，结果指出：第一，人均居住面积对居住环境舒适度有显著影响。此外，居住的地区、以及对邻居和家庭经济情况的主观感受对居住环境舒适度也造成直接的影响；然而，迁移身份和住屋权属则没有显著的关系。第二，人均居住面积方面，新移民一般较少。父母均在香港出生者比父母双方或其中一方在中国内地出生者拥有较高的人均居住面积， 而最低则为父母拥有海外背景的青少年。第三，新移民大多租住私楼。随着时间推移，父母双方或其中一方在内地出生的青少年，在人均居住面积、公屋分配、以及居于自置物业的机率等方面逐渐趋近父母双方都在香港出生的青少年；不过，父母拥有海外背景的青少年却没呈现这个趋势。该研究结果可为特区政府房屋政策的思考和制定提供一定参考。

高密度环境、历史文化差异、

以及居住环境舒适度

高密度的生活环境普遍会令人感觉拥挤，因而产生压力和不适。除了个人因素外，不适感也会因环境的稠密程度以及地点不同有所差异。在香港，不单在核心商业区，即使位于新界的新市镇，也同样林立著三四十层高的住宅建筑群。如此稠密的城市建筑环境带来的严重压迫感不言而喻。在这个背景下，家庭居所带给个人的空间体验就显得尤其重要。虽然香港的大部分住宅非常细小，家庭居所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个人摆脱都市的繁喧，减轻高密度建筑群带来的压迫感；再者，居所也是大多数人唯一可自由支配的空间，与个人隐私的保障和生活的舒适度紧密相关。

文化背景一定程度影响个人对于高密度环境的容忍度以及对居住环境舒适度的感受 。相对西方而言，亚洲人相对能够忍受较高密度的生活环境，以及较小的私人空间。除了因为以家庭为中心的儒家传统外，历史背景也有关系。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为内地的饥荒和政治运动而逃到香港的难民来说，生存和人身安全比狭窄的居住环境更为重要 。因此，即使当时的公共房屋非常拥挤，没有独立厨房厕所，居民也没有太大的负面感受。当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对居住环境舒适度的要求也逐步提升。

香港的房屋政策及居住环境的变化

虽然香港政府以自由经济体为荣，但在土地和房屋开发方面却扮演著主要角色。除了出租的公共房屋（公屋、PRH），香港政府也建造以居者有其屋（居屋、HOS）为主的资助出售房屋。两者合计为近半香港人口提供居所。公屋单元一般不超过30-40m2，人均居住面积只有约10m2；然而，香港的公屋与私人屋苑毗邻，分布全港各区，公共交通便利，社区及设施管理完善。相对英美的公共住房而言，公屋在香港社会的负面标签轻微。私楼方面，不论是住宅单位的面积和品质或人均居住面积都呈极大的差异；品质和面积都不如公屋的，例如㓥房（指的是一个被分割为多个独立居所的住宅单元），其实占很大比例。

应该说，香港今天的居住条件远落后于经济和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以人均居住面积衡量，已远低于北京、广州等不久前还不如香港的内地大城市。高昂的楼价以及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大大制约了居住条件的改善，大部分成年的年轻人被迫与父母同住。相当数量没能获得公屋编配的家庭只能挤于几平方米的㓥房，对于个人或家庭都无私人空间可言。然而，随着整体经济条件的改善和文化习惯的转变，香港市民尤其年轻一代对隐私要求有所提高，因而很可能对居住环境的不满正在加剧，逐渐积累成近年激进社会运动的一根导火线。

居住环境舒适度、迁移身份、

住屋权属的三层分析

为了了解香港青少年对于高密度的居住环境的主观感受，即居住环境舒适度，我们利用一项2017年针对香港高中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进行三层框架的分析。以下顺序介绍资料搜集方法，分析框架，分析结果以及针对结果的讨论。

资料搜集和分析框架

在香港进行面对面的问卷调查越发困难，其中一大主因是新建住宅大多拥有严密保安，以研究为名的探访多会被拒绝。如采用随机电话访问则普遍回复率较低，问卷的长度和问题的种类也受到严重限制。在学校进行由教师负责分派、监察和收集的问卷调查不但可以解决上述问题；同时，针对高中生的问卷也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快将成年的青少年对于居住环境舒适度的感受，更加避免了屋户主本人的住屋选择和居住环境舒适度之间的相互因果循环关系所造成的同义反复困扰。

该问卷调查覆盖九间不同等级的中学。访问对象为16到17岁的学生，除了华裔学生外，也包括非华裔学生。问卷涵盖居住地区，居所面积，家庭人口等，也包括一系列由五点值量表测量的主观感受，例如居住环境舒适度、交通便利度和对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等。由于由教师负责监察，回复率达九成，最终收集到1,213份问卷。

表一概括了与被访者相关的数据。除了因为访问的对象是未成年中学生导致家庭成员数普遍较高外，不同项目的数据分布大致与2016年中期人口调查结果接近。

表一：统计数据总结

图一展示了三层回归分析框架中因变量的影响方向和参数估值。第一层分析针对居所舒适度。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当然是居所的拥挤度。居所大小以及能否拥有私人空间都是重要的拥挤度指标。就此，我们进行两项回归分析，分别以人均居住面积和每房间的平均居住人数作为自变量。如上所述，个人的差异例如性别和出生地，居住环境例如位置与交通，以及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例如对现居地的熟悉程度等，都会影响主观的居所舒适度。此外，由于受访者为尚未成年的高中生，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亲对他们主观感觉的形成也有莫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加入包括父母出身地和教育水平等家庭背景数据作为控制变量。

图一：三组回归中因变数和独立数据之间的假设关系

第二层回归分析旨在找出影响居所拥挤度的因素。上述第一层分析的结果显示，以人均居住面积作为量得出的R2解析度和变异系数相较以每房间平均居住人数的为高。因此，第二层分析以居所面积作为因变量，家庭人数作为控制变量。主要的自变量包括主观的家庭经济状况（特别是对于私人住房而言）以及社会、文化和搬迁经历等背景。作出居住决策的应是家长而不是被访者；因此，这层分析以家长背景作为自变量。影响公营房屋人均居住面积的因素有别于私宅，特别是家庭经济状况与居住面积之间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因此，我们分别估算私人住房和公营房屋（包括公屋和居屋）两项回归方程。为了方便比较，两项方程选取相同的自变量。

表二：居住环境舒适度的最小平方法回归的结果

表三：居所面积（100平方呎）的最小平方法回归的结果

租金低廉的公屋和比市价便宜30-50%的居屋对建构市民的置业阶梯非常重要。再者，包括公屋、居屋、租住或购置私楼在内的不同住房权属，也很可能会直接对拥挤度及居所的舒适度构成影响。为此，在第三层分析，我们建构一个多项逻辑回归模型探讨影响住户处于不同住房权属的因素。

表四：住屋权属的多项逻辑回归结果（对照：租住私人物业）

分析结果和讨论

第一层分析：居所舒适度

以1-5分衡量的主观居所舒适度（5分代表最舒适），受访对象的平均值为3.87，标准差为0.87。显然整体上受访对象普遍能接受香港高密度的居住环境。表二展示两组项回归方程的结果。两者的参数正负号相同；不过，只有人均居住面积有统计显著性（p < 0.01），每房间平均居住人数则不显著。再者，前者的R2（0.232）稍高于后者（0.19）。香港的住宅单元普遍细小，在间隔上多设房间也许可以提高每个家庭成员的隐私度，但同时却会倍增挤迫感，进一步减低居所的舒适度。基于上述考虑，以下的讨论针对以人均居住面积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

表二的模型一指出，住屋权属对住所舒适度的影响并不显著。回应文献所述，就住所舒适度观感而言，在香港，居于公营房屋并没带来明显的负面标签效应。至于居所的地区和交通便利度以及个人对邻居的观感则有显著影响；相对来说，对邻居的观感比交通便利度更为重要。有趣的是，居于香港岛的学生比居于九龙和新界的呈较高的居所舒适度。这个差异，可能与较广义的居住环境有所关连。作为全港政治经济中枢的港岛，居民以中产和高收入人士占多；有相对集中的文娱场所以及优质的学校和医疗设备。因此住在香港岛的优越感可能比住在其他地区要高。

性别是一个显著自变量，女生的居所满意度普遍低于男生。此外，迁移身份也呈显著性，居于香港不多于五年的学生，其居所舒适度平均低于其他学生；不过，出生地点并不显著。换言之随着居于香港的日子增加，新移民青少年对居所舒适度的观感逐渐类似本地出生的青少年。然而，在香港内部的住宅搬迁似乎没对居所舒适度产生显著的影响。

家庭结构和父母因素方面，没有跟父母双亲同住的居所舒适度低于其他学生；父母的教育程度和职业不呈显著性，但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与被访学生的居所舒适度有著正向和显著的关系。

第二层分析：居所大小

第二层分析含公营和私营房屋两项回归方程，结果如表三。

公营房屋整体上小于私营住宅（平均值分别为479 和 692平方呎）。就公营房屋大小而言， 公屋小于居屋。居所地点跟其大小没有显著关系；父母亲的教育程度以及工作职级也不显著。不过，因为分析对象含居屋，家庭经济状况对居所大小呈正向显著性。公屋的大小是按家庭成员数目而分配。回归参数显示，每一个额外家庭成员可多获约66平方呎居住面积。至于迁移身份，受访者在港时间长短并不显著；不过，父母亲的出身地点却呈显著影响，父母均在内地出生的对比起父母皆为本地出生的学生，其居所面积相对较小。

私楼方面，自置住房比租住单元平均大127.9平方呎。住宅地点不呈显著性。家庭人数跟居所大小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不过，每一个额外成员平均只伴随57.9平方呎住房面积的增加，低于公营房屋所显示的情况。对于居于私营住宅的家庭来说，家庭人口增加会带来更高的居住密度。一如预期，父母亲的教育程度以及主观家庭经济状况有显著的正参数。不过，工作职级并不呈显著性。与公营房屋的情况不同，在私楼，移居香港年期的长短是一个显著因素。平均来说，移居香港五年或以下的比其他受访者享有的居所面积少189.5平方呎。父母亲的出生地同样呈显著性。父母双亲或者其一是在海外出生的受访者平均比父母亲都在本地出生的少150.2平方呎。

第三层分析：住屋权属

表四列出对住屋权属的多项逻辑回归分析的结果（租住私楼为对照组）。虚拟回归解析度（Nigelkerke pseudo R2）为0.264 ，与文献所展示的相若。

不同于居所大小，家庭人数对住屋权属的影响并不显著。主观的家庭经济状况则有显著的影响，不过这基本上只关乎私楼的租住或购置。另外，父母的教育程度和工作职级也有显著性，对公屋的分配呈反向关系。至于迁移身份，新移民主要租住私楼。除了购置物业远超负担能力外，缺乏永久居民身份而不能申请公屋亦是另一因素。

我们把受访者父母亲的出生地分作三个类别：第一是父母双方都在香港出生；第二是父母至少其中一方在内地出生；第三是父母双方都不在中国内地出生同时至少其中一方也不在香港出生。第二类别的居于公屋（对比租住私楼）的OR值（odds ratio）为2.372。也就是说，父或母来自内地的受访者居于公屋的机率远高于租住私楼。第三类别购置居屋和私楼的几率最低，对比租住私楼的OR值分别只得0.183和0.188。换言之，第一类（参考类别）即父母双方都在本港出生的，不论是购置居屋或是私楼的机率为所有类别的最高者。

总结

高居住密度一般会导致私人空间的欠缺，从而产生压迫感，同时令居民与邻里，甚至家庭成员之间的人际冲突加剧。这会带来心理压力，影响身心健康，甚至间接引致家庭暴力等问题。不过早前研究指出，在人口密度世界数一数二的香港，居民似乎适应这种高密度生活和居住环境。上述研究是在上世纪6-70年代大量难民涌入，住房极度短缺的背景下进行的。现今香港已是一个世界金融中心，物质条件大大改善。与此同时，包括拥有私人空间在内的隐私考虑逐渐得到重视，市民对高密度的居住环境可能跟以往有不一样的感受。了解市民，特别是快将成年的青少年，对居所舒适度的感受，对长远房屋政策以及社会和谐具有一定意义。

是次研究显示，即使居住环境普遍狭窄，一般而言，受访的高中生对居所舒适度普遍满意；不过，也有一定比例表示非常不满意。以居所舒适度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得出的显著自变量包括：以人均居住面积量度的居住密度、迁移身份、居所的区位、对邻居的观感，以及家庭经济状况。

分别以居所大小（居住密度）和住屋权属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则显示，新移民普遍享有较小的居住空间，而且大多为私楼租客。此外，父母双亲都是在香港出生的通常居于较大的住宅，亦有较高机率居于自置物业（包括私楼和居屋）。结果同时指出，随着时间推移，父或母亲于内地出生的受访者，无论在居所大小还是购置居屋和私楼的机率方面，都逐渐趋近父母亲均为本地出生者。至于海外来港的移民，虽然有相当数量金融和科技菁英，不过更多是来自东南亚和南亚的社会底层劳工，他们主要租住狭小的私楼，甚至是㓥房。

根据2016年中期人口调查，全港有210,000人居住在由27,000个住宅分割出来的93,000个㓥房。即使香港市民普遍比较能够适应高密度的居住环境，房屋问题依然值得政府关注。根据这个研究，我们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政府需要增加公营房屋（公屋以及居屋）的供应，以改善包括新移民在内的中低收入家庭的居住环境，帮助构建置业阶梯，使新移民不用长期租住私楼、特别是租住㓥房。第二，内地新移民的居住条件一般会随着时间得到改善，但来自海外的低下层移民并没有呈现同样的趋势。这个现象值得政府关注。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1年7-8月号第39-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