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在香港（港九、新界）留下了不少活动足迹，随著岁月变迁，这些足迹多数湮没在喧嚣的市井烟霞中，然而早年在港的这段历史，一直是中共百年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紫荆杂志社为此派出采访组，寻访当年中国共产党在港留下的足迹。记者来到沙头角、元朗等地，参观了“香港抗日第一家”罗家大屋、乌蛟腾烈士纪念园、乌蛟腾村、秘密大营救中转站杨家祠等中共领导下的香港人民抗击日军的重要史迹，聆听了当年东江纵队政委尹林平之女、东江纵队历史研究会会长尹素明讲述革命前辈的抗战故事，探望了当年的儿童团团长李汉老人，见到了当年秘密大营救的见证者杨永光老人。
乌蛟腾抗日英烈纪念碑位于香港特区新界沙头角乌蛟腾村。2015年8月，被国务院列为第二批10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本刊记者 连振海 摄）
“香港抗日第一家”：罗家大屋
巴士从港岛出发经过沙田、大埔，大约50分钟车程后来到沙头角。坐在行进于乡间公路的巴士上，视野所见都是郊野山林，有时道路沿海蜿蜒，看到大片滩涂和湛蓝大海。在不远处的对岸，隐约可见高楼林立的深圳盐田。罗家大屋由巴拿马华侨罗奕辉于1930年兴建，位于沙头角石涌凹，距离乡间公路不远。下车后，见一座黑瓦黄墙的岭南式建筑坐落在一小山林边，屋子前面有宽敞的院坝，旁边是几座新民居。经罗氏族人同意，罗家大屋正改建为“沙头角抗战纪念馆”，由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游击战士联谊会、东江纵队历史研究会、香港广州社团总会主办，新界乡议局、新社联、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等单位协办，主要介绍东江纵队与港九大队的抗战历史，以及被誉为“香港抗日第一家”罗家的抗日事迹。走进大屋，见到建筑物尚为高大坚实，地上铺著岭南民居常见的传统方砖。大屋分隔出多间房间，现在都用做抗战史料展览，一块块新置的展板，让抗战纪念馆初具雏形，这也将是香港首个纪念抗战的专题纪念馆。尹素明在展板前给大家讲述罗家大屋与香港人民抗战的历史。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数小时即对香港发起了进攻，港英政府抵抗了18天宣布投降，香港进入了３年零８个月的日占时期的黑暗岁月。此间，香港人口由约160万减少至约60万。日占时期，中国共产党是香港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成为香港沦陷期间唯一一支成建制、由始至终坚持抗战的武装力量。在日军进攻香港的当天，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一支武工队以队员罗汝澄为向导，来到自己的家乡香港沙头角，罗家大屋成为广东游击队进入香港后的首个落脚点，也是之后成立的港九独立大队的活动基地和交通站，见证了香港的抗战历程。罗家先后参加抗战的有罗雨中（和妻子黄财娇）、罗汝澄、罗欧锋（和妻子欧坚）及其大姐罗许月（和丈夫黄翔）等11人，满门豪杰，可谓名副其实的“香港抗日第一家”。作为“沙头角抗战纪念馆”的积极推动者，尹素明期望通过该纪念馆让更多的香港青少年了解前人英勇抗战的事迹，体会今天稳定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
罗家大屋内的展板：东江纵队、港九大队主要领导（本刊记者 严骏 摄）
乌蛟腾抗日英烈纪念碑
乌蛟腾抗日英烈纪念碑在沙头角乡间公路的树林边，环境清幽静谧，身处其中让人顿生肃穆之感。纪念碑设在一个约200多平方米的纪念园里，纪念园大门上镌刻著“乌蛟腾烈士纪念园”字样。纪念碑在园中耸立，碑身高约十几米，碑身顶端是一个红五角星，正中有“抗日英烈纪念碑”一行大字，为原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所题，碑座正中是黑底金字的四个大字“浩然正气”。记者看到，在碑座上放著一些鲜花，碑身后面和周边也有一些花束，可见时常有人来祭奠。记者和同行游客手执白色鲜花，在尹素明主持下，向英烈默哀致敬，又绕纪念碑三周敬上鲜花。尹素明在纪念碑侧面给众人讲述乌蛟腾纪念碑的来由。乌蛟腾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的重要据点，日军占领香港期间，对乌蛟腾村及周边村庄进行了10余次大小扫荡，乌蛟腾村民和游击队一起抗击日军，保卫家园。1942年9月25日（农历8月16日），日军包围乌蛟腾村，强迫群众交出自卫武器和供出游击队员，村长李世藩、李源培带领村民，挺住日军的酷刑折磨，坚贞不屈，李世藩因伤势过重而壮烈牺牲。尹素明介绍，抗战期间，乌蛟腾村总共为抗击日军先后牺牲了9人，称得上是抗日英雄村。1951年10月，为纪念抗日英烈，村民自发在乌蛟腾的一处山坡下，建成一座小型烈士纪念碑。村民自定每年农历8月16日为祭祀日，至今仍然每年举行谒碑仪式。2009年，乌蛟腾烈士纪念园迁址重建到现址，2015年8月，国务院将乌蛟腾纪念碑列入第二批10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
95 岁的李汉老人近照（本刊记者 连振海 摄）
抗日英雄村：乌蛟腾村
乌蛟腾村距离乌蛟腾抗日英烈纪念碑有10来分钟的巴士车程。乌蛟腾村坐落在小山坡上，大约有20-30户人家。村口是一小型停车场和几间祖庙。大部分住宅为新建，但也有一些旧建筑的废墟，有几座完整的旧建筑，居然见到当年的红色痕迹，在几处旧墙的屋簷上，清楚见到一平方尺见方大的五角星。在村子里，记者探望了目前仍常住在村里的李汉老人。他是土生土长乌蛟腾村人，今年已经95岁，身体仍十分硬朗。李汉老人在15岁时就参加港九独立大队，先任本村儿童团团长，带领40多人唱抗日歌曲，还到邻村演话剧，积极宣传抗战，日间还协助放哨，截查进村生面人士，保卫家园，直至抗战胜利。1950年，李汉老人与本村旅居南洋的李源勋等人发起为李世藩等烈士树碑立传，纪念碑于1951年10月建成。此后60年的岁月里，李汉老人一直守护著纪念碑，成为忠诚的护碑人。1985年纪念碑重修和2009年扩建迁址，李汉老人都积极参与，目前仍是纪念碑管委会成员之一。李汉老人还讲述了乌蛟腾村举行过的重要会议“乌蛟腾会议”。1943年，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成立，2月，广东省临委和东江军政委在乌蛟腾村召开联席会议，学习传达了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的一系列指示，总结经验教训，确定了今后斗争策略和任务，使东江抗日游击队摆脱了被动局面。
杨家祠的“适庐”（实习记者 魏小旋 摄）
秘密大营救中转站：杨家祠
从九龙经青山公路到荃湾转入元朗平原，汽车穿行在元朗平原的乡间公路上，来到大棠村附近的一片树荫下停住。记者一行人在向导带领下步行前往杨家祠。远远便能望见元朗平原的最深处，青山之下，绿树掩映，黄墙青瓦，一座不小的房舍静静沐浴在金色阳光中。步行十几分钟来到一座大约占地几亩的院落前，门簷高大，门簷下书写“杨家村”三个大字，左书“杨开晋代”，右书“家派梅州”，这就是著名的杨家祠。杨家祠为印尼华商杨氏兄弟1933年修建，杨氏兄弟从印尼回故乡广东梅州，到香港新界受阻未能回乡，于是在元朗修建房屋定居，以耕种养殖为生。抗战时期，元朗乡村遭受土匪和日军双重侵扰，广东抗日游击队来到元朗乡村，赶走土匪，抗击日军，和乡民一起保乡卫国，逐渐取得了乡民信任和拥护。此后，杨家祠成为广东人民游击队及港九大队的重要交通站，在著名的秘密大营救中，这里曾是最为重要的大营救中转站。1937年抗战爆发后尤其是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转移至香港，例如茅盾、夏衍、邹韬奋、胡风、柳亚子等。1941年12月日军进攻香港，这批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身处危险之中，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组织，通过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及其领导的地方组织（1942年2月成立的港九大队前身）将这些民主文化人士找到并安全护送到东江游击区，被茅盾称之为“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当时大营救有四条路线，营救出800来人，无一人受伤和落入敌手，经杨家祠中转的西线陆路是其中最主要路线。据茅盾《脱险杂记》描述，当时他们在秘密护卫下，从九龙出发，沿荃湾翻越大帽山，先来到杨家祠停歇一晚，沿著元朗交通线，避开日军检查岗，通过封锁线，渡过深圳河，最后安全达到抗日游击区据点。
秘密大营救见证者杨永光（实习记者 魏小旋 摄）
有几位村民长者在树下乘凉闲聊，记者上前询问，杨家祠目前仍有杨家子孙后代十几人在此居住。过了一会儿，有位长者从院内出来，八十来岁，黑红脸膛，十分康健，正是传媒报道过的秘密大营救见证者杨永光老人。这时，同行中有梅州人，用梅州乡音和老者攀谈起来，杨老先生随即敞开大门，让众人进入院落，一路开心地和家乡人攀谈。院子很大，院坝约几百平米，中间一座门楣上书“适庐”，有对联“适居仁里、庐境人羣”，左边一座门楣上书“迎祥”，有对联“适居新界疑华界、庐结他乡倣故乡”，右边门楣书“淑气”，有对联“适居邻里仁为美、庐境人环治不孤”。三座门庭的主体建筑之外还有低矮一些的附属建筑，院子里也可望得见青山。众人在院落尽情照相，杨老先生还和众人开心地合影留念。这杨老先生，秘密大营救的时候5岁，已经记得当时经常有陌生人来到家中，或者吃一顿饭，或者安歇一晚就走。众人逗留了几分钟就从院子出来，在院子外照了大合影返回。下午骄阳似火，一路的田园风景，竟也不觉得太热。回望青山下安静的红色史迹杨家祠，时光仿佛倒流，也许当年文化名人和革命先辈走过的路、喝过的水、停歇的场所和今天的场景相差并不太多。在那些军民共同抗击日军的岁月里，有中国共产党做主心骨，游击队与老百姓齐心一致，经历千难万险取得胜利，这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独立谋复兴伟大征程的缩影之一。目前，中共在香港从事党的活动及工作的一些遗迹已经难寻踪迹，只留有旧照记述著历经的沧桑巨变，比如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华商报社址等。保留比较完整的红色史迹除上文所述，还有西贡斩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港九大队成立地点西贡黄毛应村玫瑰教堂，港九大队西贡中队袭击日军驻地旧址西贡官坑七圣古庙，以及屯门新墟中共在港建立的高等学府达德学院，叶剑英曾到访过的爱国华侨居所潘屋等。随著时光的流逝，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历史会越来越为更多的香港市民了解。这些红色史迹，会越来越显示其历史价值，在香港的近现代历史中愈加熠熠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