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紫荆文化集团主办，紫荆杂志社承办的百年大党国际学术研讨会6月16日在香港君悦酒店举行。马来西亚大马新闻资讯学院院长、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及行政学系前系主任郑赤琰应邀在研讨会上演讲，以下是演讲全文。

大英帝国称霸世界的三百多年，其治理世界采用殖民地办法，要么侵用土地用作其迁居的地方，像加拿大、美国、澳洲、新西兰；要么，侵用土地用作开发经济资源的殖民地，其殖民地版图之大，遍及非洲、亚洲、美洲，其引爆战乱之惨，史无前例，像印第安人被灭族，贩卖非洲黑奴、贩卖华裔“猪仔”劳工，都是人类的惨剧。大英帝国衰落后，美国取而代之，其治理世界的手法，非常霸道，为了打压苏联，采用“冷战”的军事经济政治围堵的战略，短短50年（由1946—1996）在全球发动284次武装冲突，其中201场都是由美国发动。2001年至今，美国打著“反恐”旗号，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等约80个国家进行军事行动，造成超过80万人死亡，其中约33万人是平民。除了军事行动外，美国还采用各种手段打压世界各国，其中所用的经济制裁不但全面封锁被制裁国家，连不听从美国制裁的国家，也一律要被制裁。 面对英美称霸世界所采用的极之霸道的治理办法，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心便是立志要建立一个公平、开放、包容、公道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论，相信人类会不断用“生产力去改善生产关系”，用这样的“辩证法”，中国共产党看到资本主义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是可取的，但英美霸权治理的世界促成极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生产关系”是不可取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建立新中国开始便不断探索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模式。1979年邓小平复出当政，他看准香港回归的机会，提出了采用“一国两制”的办法治理香港，目的正是用香港的国际地位配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借“一国两制”去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和港英的资本主义可以“求同存异”，港英的制度也可延续在“一国两制”下并存。为了取得国际信心，国家还通过中英和平谈判取得政权移交的协议，化解中英对抗，同时也采用制宪咨询的程序，让港人参与制订“香港特区基本法”，还把“一国两制”向联合国提呈备案。这个建议正如邓小平指出是史无前例的，换言之，自经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后的五百多年里，在西方列强治理的世界，他们实践的主权是国家的“禁脔”，国家的利益是“零和”关系，国际关系只讲霸道，不讲公道。与此相反，“一国两制”起码有三点，是西方治理下的世界没有的先例。 在“一国两制”下，让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继续运作。这种做法是积极的包容的。马克思的历史辩证论早已指出，资本主义在历史的定位有其建设性的一面，其中生产力的发展便是建设性的，保留香港资本主义运作，为的是给年轻的社会主义借长补短，为了吸取资本主义的长处，中国共产党还特别就近香港开辟四个经济特区，邓小平在其著名的“南巡谈话”中特别强调，借鉴香港发展，不会被当成“反革命”，同时还指出：收回香港不但不会打击香港，还会在国内建一百个香港。邓这话不是夸张，而是认清到“历史辩证论”有其历史承先启后的一面，革命不是完全否定资本主义在生产力发展上的成就，而是传承其生产力成就，否定其生产关系，结果在中国共产党治理下，“一国两制”促成了资本主义的香港与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区互相借鉴，才不过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以深圳为首的特区已在生产力的科技发展方面特别是IT方面成为世界之最，而香港原有的繁荣也继续发展，可见“一国两制”已向世界展示，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只要放弃对彼此的偏见，互相包容，是最佳的治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办法。 “一国两制”也展示了主权对立是没有谈判割让的余地，但在一个主权下可实行两种不同制度共同合作开发。1997年香港回归后，容许香港原有制度继续运作，如果用西方主权概念，那是绝对不容许的，因为主权在他们心目中，是一个国家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立法权力，国家的土地、人民与政府就靠主权享有最高的立法权来全方位统治。失去主权便失去统治领土、公民与建立政府的权利。因此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保存行政、立法与司法制度，和内地实行的行政、立法与司法制度有别。国家采行《基本法》予港制享有除国家行为的事务无权管辖外，其他事务可全权管辖，原有司法制度是普通法体系，照行不变，连司法人员也保留外籍法官、陪审团、律师制度等一概不变，行政长官就职要向中央政府负责，同时也要向港人负责。其产生办法由代表香港三百多个有代表性的团体组成1200名选委（2021年已改成1500名）投票选出。凡《基本法》赋予的权力，只能由人大通过宪法修改才能改变，由此可见香港特区的制度享有国家主权的地位，也因为如此，港英留下来的制度与大陆的制度各行其是，互相不干预，而国家主权行为事务在《基本法》第十九条所列出来只有国防、外交等，其他不属国家行为的事务概属香港自理。可见“一国两制”订明香港是中国主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外，香港享有自己的制度，自己的发展规划，连财政与货币也保留不变，这是西方主权国家无可包容的，而中国却以崭新的主权治理对待这个英伦前殖民地。中国这么做，不是孤立的事件，处理钓鱼岛，南海岛屿主权纷争等，中国都一贯地主张：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这种宽大包容，开放与公道治理主权纷争，是西方主导的过去几百年所无，因此西方主权治理的世界不断酿成人类灾难，中国治理主权的办法，对今后的世界无疑将是人类一大贡献。 第三，近代西方“民族国家”（Nation-State）兴起由城市（City）带动，再向周边地区扩张，这种情况首先在英伦与法国巴黎出现，因为打造城市的当权派是大商家。这“城市国”（City State）不断助长“资本家”，也不断向外扩张，先由西欧地区崛起，再向全球扩张，经历五百多年，最后非洲、亚洲、美洲等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这种现象在西方学术界笔下多有讨论，其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托尼（Tawney）直指城市的兴起是资本家的“杰作”，马克思与恩格斯也有类似的看法，不同的是个人的论点有别，韦伯认为城市资本家由新教徒的宗教信仰所促成，马恩两人则指出城市结构提供资本家无限累积资本的机会。 与西方近代城市崛起的经验雷同，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已出现大型城市，而且也以商业主导其经济扩张，其中齐、赵、楚最显著，但秦国兴起后，以商鞅的“重农抑商”为其国本，征服其他六国后，统一中国，力行以农立国，也根绝资本主义城市兴起的土壤，以后历代也曾出现商业型城市，像唐宋，但沿自秦的“抑商”，城市所在只属政治与军事中心。这种情况在清末《南京条约》之后，国门被打开，西方列强一涌而至，英国在中国建立城市最落力，沿海各大城市如广州、香港、厦门、南京、上海、武汉、重庆、天津等，都是英国的产物，其目的正是想通过这些英式资本型的城市来控制中国。1949年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在反资本主义思想主导下，所有城市彻底封闭，直至1978年邓小平从新加坡得到的经验，英资本主义型的城市也可用社会主义来加以改造，两年后收回香港列上了政治日程，正是考虑到如何创造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双赢”的条件，“一国两制” 的设计正是在中国主权下，容许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同时在香港周边建立四个“经济特区”，从中吸取香港的资本主义优点，作为特区参考下摸索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模式。 经过24年的实践，香港这个资本主义城市不变，私有产权不变，金融条件不变，自由贸易不变，人口多元化不变，社会生活生态不变，司法仍沿用普通法，行政与立法也与中国内地有别。总之，香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世界大都会仍然维持其生命活力，生机勃勃。与内地的互动在“港广深”金融互通，物流相通，航运联通，在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发展，作为中国内地的中转站，香港的国际地位冠绝全球。纽约与英伦两大城市，都比不上香港的开放，起码在主权狭隘思想的局限下，纽约与伦敦的“移民条例”远远比不上香港开放，《基本法》第 24条的规定，在港工作七年取得“香港居民” 身份后，得长期居留香港，并享有选举投票权，置业与工作自由权。这种待遇，纽约与伦敦都欠奉，经历二十多年时间“一国两制”，已证明中国在治理国际大都会方面远远比西方“开放、包容与公道”。 此外，仍有不少领域的问题，都能说明香港的“一国两制”对治理世界的“开放、包容与公道”程度，贡献巨大，足为世界效法！本文因碍于篇幅，只好割爱，仅讨论上述三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