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紫荆文化集团主办，紫荆杂志社承办的百年大党国际学术研讨会6月16日在香港君悦酒店举行。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帕斯夸里•帕斯奎诺（Pasquale Pasquino）应邀在研讨会上做主旨演讲，以下是演讲全文。

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创立于上海法租界的一处寓所。它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同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现存政党之一。 中国共产党在其长期历史中无可避免地历经多次转型，以适当的方式塑造了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发展和深层变化。 此次发言，我将从个人熟悉的政治与宪法理论出发，简要地讨论这场非凡历程的最后一段时期。至少在西方观察家，特别是熟知毛泽东时期的中国的人看来，这段时期非常精彩，但并不完全了解。 对于邓小平时期以来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能够在经济发展中取得的成就，我无须提醒参加此次会议的各位，正如伟大的经济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多年前所写，邓时代的中国在摒弃苏联经济模式后，能够对不发达的经济加以利用，并真正实现了巨大飞跃。这一点毫无疑问。 将7亿甚至更多中国人从贫困中拯救出来，绝对是中国共产党近几十年来最伟大而令人惊异的成就。 某种意义上更让人惊讶的是，苏联制度解体后，中国共产党能够继续生存，进行现代化转型，并产生了新的体制，这个新体制我们仍需要进一步去理解。此处“我们”指的是西方政客及政治学家，也包括中国人自己。对于一种古往今来都没有同等参照的政治制度，这种理论就好比夜间出动的鸟，若想具体描述其本质仍为时尚早，这在中国或许也是事实。 尽管如此，我将尝试分享我个人的理解，以及我正在努力思索的重大问题，以期至少能向我和我的学生解释当代中国政治和宪法制度的本质。 第一点，也是较易理解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不明确否认或拒绝其过去的基础上大幅改变其意识形态和结构。苏联在1989年后急于采取激进措施，抛弃和拒绝过去的政治，却未帮助其改善体制或公民的生活条件。相反，邓小平推进的中国经济转型相当激进，在他讲话时，身后却常常有毛主席的大画像。这是体现中国古老智慧的一个杰出例子，令我想到英国文化，虽然创立了现代议会制，却从未抛弃传统君主制，如他们所言，只是将君主制转型成为制度中礼仪性和装饰性的一部分。 另一个重要变化，也是我在到访中国期间亲身体会到的，即中国共产党身份的持续转变：从把权力根植于革命意识形态与毛泽东政治经验的政治角色，变为一个能够以符合绝大多数公民利益的方式来治理国家的精英政治中的精英。没有人能否定这一点。 这里我提到精英政治，只能一带而过。但对于这一重要却模糊而矛盾的问题，我仍想略讲一二。 精英政治绝对是所有伟大文化和文明的一部分，也是理想的好政府。 举例说明，古罗马共和国引以为傲的机制，是选出行使公众权力的个人的关键机制，在拉丁文中被称作晋升体系。这个表述是说，一名罗马公民必须担任过数次下级地方官以显示其拥有为了公众利益的治理能力，然后才能按规则进入最高政治职能中心。甚至贵族出身的公民也不能直接跳到最重要的政府职位，只能凭藉一步步晋升，以显示其有资质和能力承担更多相关职务。 该模式仍以某种形式存在，而且我认为在内部晋升方面被中国共产党所推崇。在像中国这般非常古老且语言高度成熟的文化中，精英政治与选拔考试制度息息相关。 再思考一件相对鲜为人知的事。当18世纪末美国引入代议政府时，选择通过选举机制选出行使公众权力的成员。开国元勋们相信，继经典而著名的亚里士多德学说之后，选举制度是选出精英（即贵族）的最佳机制，贵族是指群体中更有能力为了公众利益而统治政治共同体的成员。 主要在20世纪，普选制度引入平等主义维度，战胜和模糊了原有的强调选举合法性中的精英元素的概念。不幸的是，在当代西方社会，选举似乎在当今呈现出其令人担忧的方面：与詹姆斯·麦迪森（James Madison）和埃马纽埃尔·西哀士（Emmanuel Sieyes）曾经的设想相反，选民可能选出像安格拉·默克尔这样的人，也可能选出贝卢斯科尼或特朗普这样的领袖。英国杂志《经济学人》毫不犹豫将后者评为“不适合统治”。 如本人所述，精英政治是一个复杂和较为模糊的概念，但是中国与欧洲、美国一样，理智之人不希望统治他们的是无法胜任的领导人，或是像某些人只长于重新当选以保住权力地位。中国和西方都需要能够胜任的政府和领导人，这一点毫无疑问。不幸的是，选举至少在我所处的时代已不再是作出正确选择的保障，其结果面临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