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要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高等教育支撑体系的构建是关键。目前而言，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水平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创新步伐，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还未能形成与世界级大湾区建设愿景相匹配的高等教育协同创新体系，尚不能形成引领人工智能时代发展趋势的高科技研发体系。实践证明，跨界协同是激发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持续快速发展新动能的主要策略。

粤港澳大湾区要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高等教育支撑体系的构建是关键。图为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设立的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与人才智力展区（图：新华社）

协同是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

快速发展的新动能

世界一流大湾区的建设离不开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目前，世界级大湾区已然成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发展的重要集散地和增长极。虽然各湾区的发展模式不同，如纽约湾区著眼“金融”、旧金山湾区在“科技”、东京湾区在“产业”，但其长足发展均离不开与之相匹配的一流高等教育的支撑。

跨界协同是激发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持续快速发展新动能的主要策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区域化是一个重要趋势。实践证明，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相互借鉴学习教育理念和办学经验，有利于取长补短，从多渠道汲取竞争资源，增强学科竞争力。粤港澳大湾区高校身处“一国两制”特殊环境，区域内高等教育资源丰富、体制多元、需求旺盛。如果深化内地与港澳互利合作，建立真正互利共赢的区域合作关系，有效破除影响高等教育发展要素自由流动的瓶颈和制约，充分发挥港澳独特优势，将极大激发区域内各类办学主体创新发展活力，粤港澳大湾区的高等教育发展将具有独特的国际竞争优势，发展前景值得期待。

政策支持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

协同合作日趋紧密

2019年2月国家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支持粤港澳高校合作办学，鼓励联合共建优势学科、实验室和研究中心”，鼓励三地高校探索开展相互承认特定课程学分、实施更灵活的交换生安排、科研成果分享转化等方面的合作交流。2020年12月，教育部、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发展规划》，对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发展进行了更为细致的顶层设计，并重点提出了五大任务：突出体制机制改革，探索“学校+”办学模式，努力开展高等教育办学创新试验区；突出互联互通，探索建立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协同发展体系，加强协同育人；突出创新引领，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高校科研协同创新，服务支撑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突出高端引育，深化人才交流合作，携手建设世界一流师资队伍引育高地；突出互学互鉴，打造高等教育对外交流合作枢纽，促进人心相向相通。在《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1720号（教育类132号）提案答复的函》中，国家教育部表示，将进一步鼓励香港高校发挥优势，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高校在粤港澳大湾区开展合作办学，建设更多高质量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2020年11月发布的《施政报告》中也明确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支持和协助多所香港大学在大湾区内的办学计划。目前，多元文化交流和高等教育合作已然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

在以上政策的鼓励支持下，三地高等教育从相互分割到协同合作的趋势日趋明显，高校之间的交流合作速度明显加快，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亦不断拓展。一个标志性进展是，香港澳门的各大高校在内地纷纷设立办学机构。除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已经正式办学并快速发展外，香港科技大学在广州、香港城市大学在东莞、香港理工大学在佛山、香港公开大学在肇庆、香港大学在深圳、澳门科技大学在中山的合作办学机构也正在建设或筹备过程中。此外，大湾区已经设立了10多家以高校为主体的粤港澳联合实验室、成立了粤港澳高校联盟。粤港澳三地高校在科研合作、学术交流、相互招生、专业建设、课程开发、实践教学、创新创业、师资培训等方面，也纷纷签订校际合作协议，开展协同发展探索。

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

协同合作桎梏亟需打破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水平还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创新步伐，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未能形成与世界级大湾区建设愿景相匹配的高等教育协同创新体系，尚不能形成引领人工智能时代发展趋势的高科技研发体系。提升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整体发展水平，亟需打破三地高等教育协同合作发展桎梏。

第一，粤港澳三地，特别是香港与内地高等教育交流合作总体呈现“单向”特征。这种“单向”特征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香港澳门高校纷纷在内地办学，但尚没有一所内地高校在香港或澳门办学。其次，香港澳门高校每年在内地招录大量学生特别是优秀学生，就读本科和研究生，而香港学生、特别是优秀学生到内地就读的不多。最后，内地各级政府通过允许科研经费过境香港澳门使用、倾斜布局国家重点实验室等方式，对香港澳门高校积极进行“输血型”支持，但内地高校要机制化获得香港澳门高等教育资源（如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授予双学位、获得办学牌照），则面临较大障碍，成本也较高。

第二，内地在港澳发挥高等教育的辐射作用尚缺乏有效抓手和较大平台。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要求“要为港澳青年发展多搭台、多搭梯，帮助青年解决在学业、就业、创业等方面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创造有利于青年成就人生梦想的社会环境”。内地相关党政部门和高校为了贯彻和落实这一指示，积极开展各种活动，例如组织香港青年到内地参加“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香港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等研学旅行活动。但是，目前内地政府和高校在香港澳门开展的这些活动主要是采用“请进来”的办法，在港澳本地缺乏有吸引力和影响力的平台、抓手和切入点，导致研学活动时间短，成本高，难以深入，效果有待提升。

创新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协同发展

第一，既要破除体制障碍，也要破除观念障碍。粤港澳三地的高等教育合作，面临著“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三地高等教育在发展历史、治理体系、运行机制及办学理念等方面的差异，为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协同带来了诸多挑战。为此，建议根据需要，持续研究实施促进三地高等教育要素自由流动和协同发展的更加便利化的政策措施，在鼓励联合共建优势学科和科研平台、招生录取、交换生安排、人员互聘、科研成果分享转化、双学位授予、学历学位认证等方面加大制度供给力度，不断破除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减少合作成本，提高合作意愿与效能。另一方面，也要破除协同发展的认识误区和观念障碍。从生源、产业支撑、就业市场、学科水平、师资队伍、国际学术声誉等多维比较看，香港高校的总体水平相对较高，但三地高校各有优势和不足，并不存在全面、绝对的高下之分。香港高校虽然国际化程度高，学科和科研整体水平较高，但科研成果的转化偏弱，科教融合、产教融合受到局限。因此，三地高校之间完全有协同互补的空间，应当“平视”彼此，努力改变“单向”交流态势，构建双向互补，互惠互利的合作交流格局。

第二，创建“深圳高等教育特区”。虽然处于历史上最快发展时期，但深圳高等教育仍然是粤港澳大湾区相对薄弱环节；与深圳承担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伟大历史使命相比，高等教育也是深圳的短板之一。而深圳高等教育要实现更高水平、更好质量、更大突破的发展，则必须破解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落实和自律问题。粤港澳三地协同难题的破解，也需要先行先试。为此，建议在深圳建立“高等教育特区”，通过中央政府赋予特区一系列高等教育先行先试的改革政策，突破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中的体制机制壁垒，探索创建与世界级大湾区建设相匹配的高等教育协同创新发展的新机制、新体系，能为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提供坚强支撑。以“特区”为依托，构建大湾区高校合作办学新格局，既支持粤港澳高校在深圳高等教育特区合作办学，也支持深圳高等教育特区的高校在港澳地区办学。例如，根据《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指引，国家可给予特区一定的政策支持，鼓励特区在招生制度、学科建设等方面大胆改革，如突破招生指标限制，自主确立招生指标和招生办法，自主设立博士点、硕士点，扩大博士、硕士研究生及留学生招生规模，同时探索建立办学自主权运行的自律和他律机制。通过赋予深圳高校加快发展所需要的办学自主权，在离香港最近的地方加快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有利于促进广东本土高校在更高层次上与香港澳门高校开展协同合作，也有利于增强港澳青年到内地就读的吸引力、辐射力和影响力。

第三，支持内地高校在香港设立办学机构。为了改变前述三地高等教育协同合作中的“单向”特征，在“鼓励境内外投资者在粤港澳设立研发机构和创新平台”的基础上，还应积极鼓励和支持内地高校在香港设立办学机构。这不仅有利于开辟广东高校引进国际人才新通道，打造国际交流合作的新平台，促进广东高校更快发展，也有利于内地高校的科研成果在香港转化，服务香港产业转型发展。更重要的是，可以为香港青年提供内地优质高等教育服务，让他们更便捷地了解熟悉内地，学习中华文化，促进交流融合，培养一批熟悉“一国两制”的爱国爱港高层次人才，提高他们在粤港澳大湾区就业创业的能力。

第四，积极支持深圳大学在港办学先行先试。内地高校在港设立办学机构无疑存在错综复杂的认识问题和法律政策问题。为此，建议鼓励有条件的大学先行先试。深圳大学作为内地距离香港最近的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在香港设立办学机构，先行先试，不仅具有良好基础，更具有区位交通优势、文化人脉优势和学科平台优势。目前，深圳大学已提出在香港设立办学机构（深圳大学研究生院）的初步设想，得到香港各界和内地有关部门的肯定。建议中央有关部门将深圳大学香港研究生院的设立和建设，列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实施的重点任务，进行专门的支持政策研究，在报批程序、办学自主权等方面予以具体指导。同时，加强与香港特区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在获得办学牌照等方面，争取支持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