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香港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人们首先会想到中共对香港的政策，想到“一国两制”方针的制定与实践。这些无疑是值得重彩浓墨、大书特书的事情。但是，不少人并不知道，香港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其实源远流长，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和香港有关联。本文侧重从历史角度，简略回顾香港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约1930年时的油麻地广东道，这一时期中共广东省委曾在香港开展工作
香港最早的中共党组织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书报、杂志已较多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来。1920—1921年，三位香港年轻人林昌炽（林君蔚）、张仁道、李义寳集资出版了一份不定期刊物《真善美》，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其中林昌炽是香港政府视学官，张仁道是皇仁书院毕业生，李义寳是蒙养小学教师。
1920年12月，陈独秀由上海坐船南下广州途经香港，停泊在香港码头。林昌炽三人特意携带《真善美》刊物上船与陈独秀会面。陈独秀阅后，对他们倍加赞赏，鼓励他们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后来，他们在跑马地黄泥涌蒙养小学李义寳家中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1923年，李义宝到广州，通过新学生社找到共产主义青年团。回港后，就在香港建立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李义宝被选为支部书记。不久，林昌炽接替，李义宝专门搞工人运动。之后，香港中共党小组成立，有李义宝、张仁道、林昌炽三人，其中林昌炽是候补党员。这是香港最早的党组织。不过当时党团不分，都在李义宝家中开会。党小组只是在讨论工运问题或共产党时出现。讨论学生运动问题时，又是以团的名义出现。
香港工人运动培养的中共党员骨干
20世纪初，在香港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工人运动。一次是1922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一次是1925—1926年的省港大罢工。此后，工人运动在香港仍继续发展。香港的工人运动为中国共产党锻炼和培养了一批党员骨干，林伟民、苏兆征、陈郁、曾生是他们的杰出代表。林伟民和苏兆征曾带头发起香港海员大罢工。海员大罢工以后，林伟民和苏兆征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林伟民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在省港大罢工时被推选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兼财政委员会委员长。他们是早期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者。陈郁先后参加过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省港大罢工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初，他担任中华全国海员工会主席，1928年任中共香港市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燃料工业部部长、煤炭工业部部长、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省长、中南局第三书记。曾生也是中共党史上一位有影响的人物。20世纪30年代，他曾在香港从事工人运动，担任过中共香港海员工委书记。抗战时期，他是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的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过交通部部长。
广东省委在港活动
1927年4月15日，广州发生四一五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在广州展开“清党”行动，大肆搜捕共产党员，知名共产党人萧楚女等被杀害。作为中共广东省领导机关的中共广东区委立即迁往香港。同年八七会议后，根据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第一届中共广东省委正式在香港成立，张太雷出任省委书记兼中央南方局书记。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广东省委的名称几经变更，但领导机关一直设在香港。香港也就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广东甚至华南地区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广东省委曾在香港召开多次重要会议。1927年10月15日，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共中央南方局联席会议在香港召开。张太雷就八一南昌起义的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做报告，会议通过了《最近工作纲领》和组织问题、宣传问题、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多项决议案。1928年1月1日至5日，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全体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总结广州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广东党组织今后的任务和斗争策略。广东省委一直以香港、广州、汕头作为开展工人运动的重心。在香港成立了由省委领导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南方办事处和香港海员工委等专门领导工运的机构。1930年8月，在中共领导的香港工人代表会的组织发动下，香港建筑业工人举行同盟罢工，要求加薪、改善待遇和工作条件，参加罢工的建筑业工人达5万人。1930年秋冬，在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开辟了一条由上海—香港—汕头—大埔—青溪—永定进入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广东省委选派了一批得力干部负责交通工作，成功地护送200多位重要领导干部通过这条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其中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陈云、博古、任弼时等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人。这条交通线一直坚持到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在中共香港市委指导下，香港成立了“香港民众抗日会”。1937年，中共领导的香港海员工人组织“余闲乐社”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人数发展到1.7万余人。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派遣廖承志在香港开设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并参与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开展工作。办事处成立后，接收了大量捐赠物资。1938年冬，办事处收到药品和医疗器械130箱，运至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再转运到延安。1939年10月，办事处收到南美华侨捐赠的西药及东南亚华侨捐赠的卡车和轿车。办事处还印刷《华侨通讯》，向海外华侨报道国内抗战的消息。不少华侨青年通过办事处安排，回国加入八路军或新四军。办事处亦曾组织汽车司机和医务人员回国参加抗战。1939年1月，“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在办事处的帮助和指导下成立，半年内建立许多分团和工作队，共有成员500多人。
中共与香港抗日游击队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是香港抗战的中流砥柱。日军进攻香港，英军抵抗18天就投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成为香港沦陷期间唯一一支成建制、由始至终坚持抗战的武装力量。1944年，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右二）会见获救的美军飞行员克尔
港九大队以游击战方式四处打击和牵制日军，共计毙伤日军100余名，毙伤汉奸、伪警及敌方间谍等70余名，俘虏、受降日伪军600余名；击沉日军船只4艘，炸毁日军飞机1架；缴获长短枪支550余支，机枪60余挺，炮6门，车船40余辆，以及大批弹药。港九大队参与营救盟军飞行员，并且多次协助盟军获取日军情报。日占期间，港九大队有115名战士为保卫香港而牺牲。
港九大队的抗战历史中，有许多生动的事例体现中国共产党与港人鱼水交融的关系。1943年5月某夜，大屿山中队队长刘春祥带领6名班排骨干及船工等一行12人，从大屿山东涌驾驶帆船向龙鼓滩进发，准备开辟新的工作地区。船行至龙鼓洲、沙洲海域，突然遭遇两艘日军武装巡逻艇袭击，双方激战数小时，帆船终被击沉，刘春祥等7名指战员殉难，船家梁克夫妇和二女一子也壮烈牺牲。梁克全家舍弃身家性命支持港九大队抗战的事迹感天动地。
战后中共在港活动
二战后，英国殖民统治者重回香港。由于抗战时期中共与英国曾经有良好的合作关系，战后初期英国允许中共在香港保持某种程度的“合法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以香港为中心开展城市工作，香港迅即成为中共和民主党派在南方最重要的活动基地。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中共更加重视利用香港开展工作，建立香港分局管辖南方多个省份及港澳的工作。对中共来说，这时期的香港有多重功能：包括“反内战、反独裁”的文化宣传阵地；民主党派及其领袖的避难场所和东山再起之地；以及解放战争的后勤保障基地之一。到了解放战争后期，香港成为新政协运动的中心；各民主党派在香港召集会议，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号召，推动新政协的召开。同时，在中共的护送之下，大批留港的著名民主人士分批秘密北上参与新政协筹备工作，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贡献。兴办学校也是战后中共在香港的文化工作之一。1946年10月10日中共和民主人士在香港合作创办的大学达德学院宣告成立，抗日将领蔡廷锴将军借出自己在屯门新墟的别墅作为校址。达德学院创办者的教育理想是以自由研究的精神，融合世界文化潮流，阐扬民族历史光辉，创办一所新型民主大学。达德学院规模细小，却聚集了许多高素质的学者。该校先后培育了千余名学生。他们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后来国家的改革开放作出了特别的贡献。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由于新的国家政权的吸引力、感召力，加上中共地下党组织做工作，原国民政府驻港机构纷纷宣布起义，归附新中国。1949年至1950年上半年，先后参加起义的有中航、央航、招商局、九龙关、中植油厂、资委会、原交通部港九材料购运处、粤汉铁路香港办事处、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交通银行香港分行、中国保险公司、中信总局、中央信托局香港分局、中国农民银行香港分行、邮政储金汇业局香港分局、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广西银行香港分行、福建省银行香港分行、中国石油公司香港分公司、中国纺织公司香港办事处、广西航业公司桂海轮、香港中国电信局、台湾糖业公司、大成公司等20多家单位。这些机构起义以后，大量飞机、轮船、其他资产和人才返回内地，促进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
中共与新中国对港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一贯立场是：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未解决前暂时维持现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方针政策有其历史渊源。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主要领导人就曾到过香港，利用香港开展革命工作，对香港的特殊作用就已经有所认识。1927年10月，周恩来曾在九龙油麻地广东道养病，并参加当时在港的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的研究广州起义的会议。1928年3月中旬至4月中旬，周恩来前往香港，主持召开广东省委扩大会议，纠正李立三对广州起义所作的错误结论和惩办做法。1929年和1930年，邓小平曾两次到过香港，并与党内同志开会讨论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是香港经济起飞、繁荣稳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对香港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特殊政策，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维持现状，政治上维持香港的稳定，经济上给予大力支持。1949年10月解放军抵达广东之后，中国政府为避免纠纷，毛泽东、周恩来下令野战军不得越过罗湖以北40公里的樟木头一线，另派保安部队维持边界治安。东江水供港、三趟快车是中国政府从经济上支持香港发展的典型事例。为解决香港淡水资源严重短缺的问题，应香港爱国社团和英国政府的请求，1963年周恩来总理下令修筑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并在国家遭受自然灾害、经济尚未复兴的情况下，拨款3,800万元人民币，确保首期工程顺利进行。香港大部分淡水一直依靠内地供应。以1997年为例，内地输往香港的水量为7.5亿立方米，占当年香港耗水量（9.13亿立方米）的82%。为了解决供应港澳鲜活商品运输中的困难，从1962年开始，铁道部和外经贸部安排了751、753、755三趟“供应港澳冷冻商品快运货物列车”，开往深圳，再将货物运往香港。除农历正月初一以外，一年364天，天天按时运送。内地物美价廉食品稳定均衡的供应，加上香港政府的公共房屋政策等措施，使得香港的通货膨胀率和劳动力成本低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提升了香港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中共与“一国两制”方针的制定
随著1997年日益临近，解决香港前途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从1979年开始，中国领导人先后在不同场合表示要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并提出了“一国两制”首先在香港实施的设想。1982年，中国共产党根据“一国两制”的原则，拟定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方针政策，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一国两制”方针，是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创举，是保障香港顺利回归和回归后继续繁荣发展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