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值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党史学习教育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陈晋为本刊撰写特稿，生动讲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鲜为人知的革命故事，帮助读者了解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气象，感受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谱系。

文｜北京      陈晋

充满朝气、乐观积极，著眼未来、敢想敢干，这是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优势。图为油画《启航——中共一大会议》（作者：何红舟 黄发祥）

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提出，“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我的体会是，“学史明理”，就是要明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这三个道理；“学史增信”，就是要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学史崇德”，就是要传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在100年历史中积累起来的伟大精神和红色基因；“学史力行”，就是要多实践、办实事、开新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党史要发挥四个方面的作用。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精神气象也蕴含了这四个方面。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有什么样的精神气象，可以从以下四点进行解读：一、100年前建党，这不是一个人或者十几个人、几十个人的愿望，而是先进知识分子的群体性选择。二、早期参加建党，包括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前入党的那群年轻人，具备特有的组成特点和精神气象。三、早期党的领导层不成熟、不稳定。四、毛泽东最终脱颖而出，历史和人民选择了毛泽东。

建立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知识分子的

共同选择

中共一大前，各地早期共产党组织成员共有58位。关于到底有多少位代表参加中共一大，有12人之说，也有13人之说。新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的表述方法是，先列出12位代表的名字，再加一句：“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会议”，这种叙述是很客观的。他们代表当时全国58名党员，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此外，不在58个人当中的一些人，也应该被视为建党群体中的重要成员。比如蔡和森，他最早提出党的名字叫“中国共产党”。1920年7月，蔡和森在留法新民学会会员召开蒙达尼会议上提出，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他又写信给毛泽东，再次表达了这个主张。虽然蔡和森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也不在58人名单之中，而且长沙早期共产党组织也没有他，但是在建党成员中，他的地位与贡献和58位党员是不相上下的。

再如恽代英。1920年夏，恽代英在湖北黄冈组建了“波社”，“波”即布尔什维克之意，其成员一致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拥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拥护苏维埃，赞成组织俄国式的党。因为没有与陈独秀等联系，所以恽代英也不在58人名单里。“波社”成立后不久，恽代英等人获悉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异常兴奋，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还有在四川的吴玉章、杨暗公等，成立了中国青年共产党，并给共产国际写了报告，说明中国青年共产党的创建情况和组织结构。因为当时四川较为闭塞，他们都不知道已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得知有了中国共产党，就立即把中国青年共产党解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还有张太雷，虽然不是中共一大代表，但在建党中发挥了不小作用。1920年，张太雷在北京参加了李大钊发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最早的党员之一。1921年春，他受李大钊委派赴苏联，后任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国科科长，同年6月以中国共产党员身份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大会上发言谈到中国国内共产党的组建情况。其后，他多次陪同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会见李大钊、陈独秀等，并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总体上说，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群体性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选择共产主义，是个大趋势，有其必然性和趋同性。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具有三个特点

中共一大之前，入党的早期组织成员叫做建党群体；中共一大以后到大革命失败前，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叫做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这两批人都可以叫做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这个群体具有三个特点，注定了党的生命力、创造力和精神气象。

（一）基本是知识分子

58位第一批党员基本是知识分子，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共性。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理念，首先在知识分子中间传播，被知识分子接受，知识分子掌握了这个思想武器，再去动员发动工人和农民。这些知识分子具有一些共性。

一是他们对信念有理论自觉和政治自觉。1921年元旦，在新民学会长沙学员新年大会上，学会成员们对选择信仰这个问题进行热烈讨论，各抒己见。毛泽东最后总结说，摆在我们面前有五种选择，社会政策派、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列宁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经过反复比较研究，毛泽东认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就在一个月前，毛泽东给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萧子升等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谈到，“我觉得用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意思是只能走俄国式革命的方法来改造中国这条路。

可以说，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行不行、社会主义好不好、共产党能不能干成，进行了反复思考后才作出选择，多数人有发自内心的信念，对初心使命有恒心、能坚持。这就体现了知识分子建党的思想自觉和政治自觉。

二是他们具有文艺气质并能将政治信念转化成文化自信。文化气质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树立共产主义信念发挥了特殊作用，他们用多种途径将政治信念转化成文化自信，这是其它政党很少有的特点。

瞿秋白是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的第一人。1935年2月，因叛徒出卖，他在福建长汀被捕。即将被执行枪决前，敌人把他押到山坡上，行至罗汉岭一处绿地，他笑著点头，“此地甚好！”面对敌人的子弹，他依然从容不迫，镇静地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过去忙于革命，很少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就这样，瞿秋白高声唱著自己翻译的《国际歌》英勇就义。这种信念，这种境界，这种精神气象，就是早期共产党人的文化气质带来的对政治信念的自信。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越是面对逆境危急时刻，他的诗情越恣意张扬，长征途中挥笔写下的《七律．长征》《忆秦娥．娄山关》《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等诗歌，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堪称经典之作，至今仍被人们吟诵品评。陈毅也爱写诗，在梅岭被国民党四十六师围困时创作了《梅岭三章》，其中一篇写到：“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豪迈的诗句表达了虽身处险境，但始终坚持献身革命的决心和对革命必胜的信心。周恩来曾说，巴金写了长篇小说《家》，等我退休后，我要写一篇小说《房》，就写周氏家族。周恩来荡漾在内心深处的文化气息，弥漫著共产党人的牢固信念和深刻的理性思维。

早期共产党人是被先进文化武装起来的，越到关键时刻、遇见曲折困难，他们越不会灰心丧气。

三是他们历经磨难和经受考验。知识分子有理论、有信仰，但需要与实践结合，与工农结合，才能成熟。一路走来，大浪淘沙，有人坚守初心，有人落后时代。总地来说，一大批党员经受住了重重考验，或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或看到了新中国成立，他们是党的主流。还有一小部分人脱党，大革命高潮时全国有5.8万名党员，后来只剩下1万多人，不少是被国民党杀害，其他的则脱党了。不过脱党不反党，一些人依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继续开展进步事业，包括李达、郭沫若、茅盾等。还有少数人走向反面，从“红船”出发，但是半途当中“跳船”了，跳了以后还要拿斧头去凿共产党这艘船，包括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等党的叛徒。有人做过统计，58个第一批党员中，只有8个人后来叛变投敌。

（二）大多中等家庭出身

先进知识分子群体性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选择共产主义，是个大趋势，有其必然性和趋同性。图为2月28日，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外语学校小学部，孩子们与党旗合影（图：中新社）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大多出身中等人家，本有美好前途，但他们选择马克思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不是为了谋求个人出路，而是胸怀大志，一心为了改变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这种崇高的道德感带来两个结果：一是培养了自我牺牲精神，二是形成了同志关系纽带。

1920年，本是张太雷从天津北洋大学法科毕业的日子。但在那时，张太雷放弃了大好工作机会，从事秘密革命活动，自觉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1921年1月，张太雷动身前往苏联，此后再未有机会回津领取毕业证。他不是不珍惜这张毕业证，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事业上了。这张毕业证至今仍存放在天津大学档案馆，作为“镇馆之宝”。

彭湃是大家庭出身。当时有种说法，乌鸦都飞不过彭家的田产，足见彭家家业之丰厚。但接受了先进思想的彭湃，当著佃户的面把田契烧了。这把火烧掉了至少70石租的田产，一瞬间彭湃从富家子弟变成了“无产者”，从地主大少爷变成了“农民运动大王”。

毛泽东年轻时，有一次到同学家作客，那位同学当著他的面把仆人叫来交待去买肉的事，引起毛泽东的反感，认为这个同学过于低俗，从此不再交往。毛泽东后来回忆起这件事还申明说，“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什么叫同志关系？可以从一块手表说起。1920年，瞿秋白以记者身份到苏联采访并写下了两本书——《饿乡纪程》与《赤都心史》。在此期间，他看到这个国家物质紧张、经济萧条，于是把手上的金表捐献给了苏联政府。但采访不能没有手表，苏联政府又回赠了他一块钢制怀表。瞿秋白就戴著这块怀表工作。1931年，茅盾的弟弟沈泽民从苏联回来，当选为中央委员，党中央派他到鄂豫皖任省委书记。临走之时，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去看望他，把这块怀表送给沈泽民，理由是你到苏区可能要指挥打仗，需要怀表。

沈泽民戴著怀表到了鄂豫皖，指挥红二十五军打了几仗。其中一仗与师长徐海东等人发生矛盾，意见不一致，结果证明沈泽民错了，打了败仗。后来沈泽民主动找到徐海东承认错误，临走的时候，他一看徐海东手表没有了，就问你的手表呢？徐海东说不小心摔坏了。沈泽民说我身体不好，要在后方休养一段时间，你在前方打仗不能没有手表，就把怀表送给了徐海东。徐海东戴著这块怀表参与了鄂豫皖战斗、长征和抗战。

1939年，徐海东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当旅长，中央派他到苏北新四军任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临走的时候，他去见彭德怀，把这块怀表送给彭德怀当做纪念。还说，怀表是沈泽民送给我的，沈泽民说是瞿秋白送给他的。而当时瞿秋白、沈泽民已经牺牲或病逝了。

彭德怀戴著这块怀表指挥了百团大战等重要战役。1946年，经历四年牢狱之灾的瞿秋白之妻杨之华从新疆被释放回到延安，彭德怀听说后，想到这个怀表最早的主人是瞿秋白，就找到杨之华，把这个怀表完璧归赵。虽然怀表最终物归原主，但最早的主人瞿秋白已经牺牲了。现在这块怀表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这就是同志关系。哪怕同志之间在工作中有争论，但感情牢固且纯粹，表达感情的方式就是把自己最珍贵和最需要的东西交付给对方。

（三）富有朝气和活力

100年前建党的那批人，用现在的话说，除了极个别属于当时的“80后”，基本上都是“90后”，还有少数“00后”，主体是“95后”。中共一大代表中就有19岁的年轻人。所以说，中国共产党是个年轻的政党。那些年轻人对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塑造几乎很难被复制，因为他们都接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

从年龄结构来看，大革命失败前，除了陈独秀年长些之外，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大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所以当时陈独秀在党内的外号叫“老头子”。大革命失败后，中央领导层仍然以年轻人为主。瞿秋白、李立三先后主持工作，当过一把手，那时瞿秋白28岁，李立三29岁。王明27岁成为中央领导人，博古24岁时成为党的总负责人。任弼时23岁进入中央政治局，24岁入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党史上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邓小平25岁到广西领导起义，陈云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时29岁。在根据地指挥打仗的红军的军长、师长，大多是20多岁的年轻人。

这是一个年轻人组建的政党，充满朝气、乐观积极，著眼未来、敢想敢干，这是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优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确实是干大事的。

早期党中央领导层还不成熟、不稳定

如今，历经百年的中国共产党从理论到制度，各方面都已经非常成熟，我们要格外珍惜。但早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层尚不成熟，领导层变动很频繁，一个不行了，就换另一个上来。邓小平后来讲，“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

不成熟、没有能力，这是邓小平对早期中央领导层的评价。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时时局恶劣，敌强我弱，领导层恰恰是在危机中出现。在危机中方能检验一个领导层有没有能力、成不成熟，这是很重要的。一群年轻人领导一个年轻的政党，带有不成熟的特点在所难免。原因在于：党在组织上不独立，属于共产国际领导，选择中央领导人时，经常要由共产国际来主导安排；党在理论上不成熟，犯了教条主义错误，没有能够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立起能够武装头脑的理论；再就是能力上不适应。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两次高潮、两次低潮，直到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才结束了这种不成熟的状态。

中国历史最终选择了毛泽东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图为遵义会议会议室原址（图：中新社）

比较一下毛泽东之前党的五位一把手，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博古、张闻天，他们的理论水平、政策水平都很高，但是不擅长军事领导，缺乏指挥军队打胜仗的能力。革命年代，党要生存，不仅需要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更需要军事统帅。军事统帅如果不在中央领导层，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历史最终选择了毛泽东？首先他是军事领袖。毛泽东在1935年遵义会议复出，因为党在军事上需要他。从遵义会议到陕北初期，毛泽东展现了杰出的军事能力和才华，党内有同志称呼毛泽东为“毛大帅”。此后，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从苏联回来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要以毛泽东为首来解决问题，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的中共领袖地位。这样毛泽东从军事领袖成为政治领袖。再后来，通过延安整风等运动，毛泽东又成为理论领袖。从军事、政治到理论，毛泽东完成了被历史选择为领袖的过程。

在这当中，理论成熟很重要，理论上的成熟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和中国共产党走出早期的不成熟起著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军事上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在哲学上写了《矛盾论》《实践论》等，在政治上写了《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等，在文化上写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在经济上写了《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问题》等。这一系列切合中国实际的论著，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地、系统地呈现出来。全党接受了思想上的洗礼，为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吴玉章曾说，《论持久战》的发表，使毛泽东赢得了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的赞许、佩服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党内无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所以，《论持久战》的发表，毛泽东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娴熟应用和对抗日战争的透彻分析，征服了全党同志，全党感到经过十多年的曲折历史终于锻炼并筛选出自己的领袖，这种从感情上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认同与拥戴，与一般的组织安排绝不可同日而语。

（作者系党史学习教育中央宣讲团成员、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

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1年5月号

编辑：严   骏

校对：李博扬

监制：张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