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于津港合作高峰论坛中发言。

2021，建党百年，十四五规划开局，国家打赢了疫情防控阻击战，国家战略与制度体系基本定型，民族复兴机遇空前，人类命运共同体日益深入人心。而美国的《战略竞争法案》如箭在弦。在此背景下，津港合作周系列活动启动并得到有关方面积极支持和参与，作为「一国两制」范畴的青年学者，对此深感鼓舞，并愿意贡献思考之一二。

对21世纪的全球化与世界秩序而言，中国是决定性的构成要素和理性化力量。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建基于1949年新中国确立的主权秩序和1978年以来协调有序的改革型治理模式，前者保障了中国的主权与整体国家安全，后者促进了中国内部经济元素与世界市场的互联互通。1949年以来的国家治理经验，可以简约归纳为一种独特的政治经济模式，即政治上「稳定压倒一切」，经济上「发展才是硬道理」。将中国经验适当「输出」，「稳定」就成了「和平」，而「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稳定」与「发展」的辩证法，是中国现代化模式的根本特征，也是在「一带一路」与「一国两制」范畴进行经验沟通与发展合作的基本共识，是中国贡献于世界的智慧与方案。

1978年以来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改革开放进程，是「稳定」与「发展」辩证平衡展开的最关键和最充分的历史周期。「一国两制」被设计来完成和平统一和现代化发展，其内蕴的国家理性逻辑在于：国家对港澳的高度自治授权与港澳对国家的持续性贡献的理性结合。事实上，这种差异化的权力配置与改革目标的定向设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科学的重要经验与方法论，是一种「可控试点」机制的实践展开。香港由此在这一体系中扮演极其关键的角色，成为改革开放的杠杆支点，成为中国连通世界市场的枢纽与平台。内地沿海开放城市，包括深圳、上海、天津等都在不同程度和形式上通过与香港的积极互动获取经济发展与制度改革的有益经验。由于香港在全球化中的比较优势和节点地位，这一学习进程并未终结。由此，天津与香港之间展开「合作周」的高端研讨与参访，就是在探讨如何结合「十四五规划」及新时代国家整体战略需求而进一步挖掘「一国两制」制度红利、探索「一带一路」发展空间及参与建构中国智慧基础上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优良之道。

需要注意的是，新时代内地城市与港澳之间的学习与互动早已超越改革开放初期的「前店后厂」式的单向模仿阶段，而逐步进入以国家战略为本位的协同发展阶段。中国始终是面向世界的，港澳是连通中国与世界的两个关键通道，但这一通道日益呈现出一种「双向性」特征，即并非单向地对内地输入资本与技术，而是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架构，与国家共同致力于一种「新全球化」体系的建构，其终极目标则是惠及全人类之和平与发展利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新时代的内地与港澳的城市合作，就必须具有对标国家战略的「大区域」概念，善于对「大区域」的经济禀赋和治理架构进行优化组合与改革，从规模与质量上推动中国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和发展进步。     

就新时代中国的整体战略与发展格局而言，大体具有如下特征：其一，「四个自信」基础上的自主现代化与创新全球化，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代表了东方文化的覆兴及其发展模式的自我结构化，开辟的是人类发展的新纪元；其二，国家的全球化发展战略，以「一带一路」为实践空间，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道德理想，习总书记在最新的博鳌论坛主旨演讲中进一步阐释为，中国既做世界秩序的维护者，又为世界谋大同；其三，「一国两制」在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框架下获得新的生命与活力，融入发展成为主导性命题；其四，东部沿海经济带的「大三角」区域联动格局基本形成，即以「京津冀」为头部，以「沪宁杭」（长三角）为腹部，以「粤港澳」为足部，互动整合为一个国家发展的有机整体。包括天津在内的「京津冀」区域联动发展，具有其他区域无法取代的优势和责任：其一，北京的首都地位及其战略决策与执行功能，是整个国家发展与治理的神经中枢；其二，非首都功能的有序疏解及天津、雄安等新港、新区的创新发展，带来北方改革的新增量与新动能；其三，京津冀是连通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和基地，天津港是这一节点与基地的最佳连接点。

在上述的「大区域」联动格局中，就全球化的固有内涵及发展优势而言，粤港澳具有前沿性和引领性，是改革开放「走」得最快的区域，足力甚健。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基本背景在于：其一，中国的现代化已从经济现代化转向全面现代化，技术突破与制度创新并举，原有的改革目标和制度容量已显不足，必须扩容增效，以覆盖粤港澳的经济和制度「大区域」承担国家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试点」任务；其二，中美新冷战与经济全球化的保守主义阻力，导致发展压力向内传导，倒逼国家实施「内循环为主」的新经济战略及打通中国经济与可控外部区域的连通性，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一带一路」的战略支撑区；其三，「一国两制」历经二十余年的制度实践，包含正反经验，中央判断认为「融合发展」是正当选择，是继续发挥港澳作用及实现长期繁荣稳定的必由之路，粤港澳大湾区提供了「融合发展」的最佳路径，也战略性回答了「五十年之后」怎么办的制度悬案；其四，「一带一路」的样本化需求，客观上需要国内某区域承担最先进技术标准与最优良制度标准的「试点」与实验任务，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最开放和最有发展基础的南部区域，承担了国家的这一战略使命。因此，包括天津在内的京津冀主动对接粤港澳，在国家大战略框架中思考自身地位与角色，既可以对粤港澳发展提供跨区域的要素和人才支撑，也可以通过互动创新为自身区域发展带来产业机遇和增长份额，从而实现大区域联动的共赢格局。

大区域经济协同需要治理制度的现代化与创新配置。优良的营商环境，首先就是规范的法治环境，其次是友好的人才环境，再次是精准的政策引导环境，以及社会性的人文生活方式、自由的资讯流动与社会交往以及配套的社会保障与社会治理体系。在津港深化合作与京津冀、粤港澳大区域联动过程中，一种关于区域性优良治理架构的改革和探索势在必行，就其规范性原则与共通性原理而言，需注意思考和展开如下层面的制度性建设：其一，「一国两制」的全面理解与运用；其二，协商民主制度化；其三，程序透明和公开；其四，合法授权；其五，创新支撑；其六，民生保障；其七，循序渐进；其八、安全法治；其九、全球化发展。在具体的深化合作议题上，天津与香港应注意在如下领域充分挖掘潜力和空间，寻求精准对接和共赢的机制与方案：高等教育；法治环境；自由营商机制；人才政策；国际资本密集度与金融合作；工程师规模与质量；国际性宜居环境与社会服务体系等。通过津港合作，进一步激发和增强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意愿和能力，进一步激发和增强天津在「一国两制」与「一带一路」范畴内的合作发展能力，并以津港深化互动带动京津冀与粤港澳的「大区域」经济协同和优良治理，共同充当新时代国家战略与政策的有力杠杆。

总之，新时代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竞争定局的关键阶段，是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空前机遇期。香港与天津同为中国近代早期的开埠城市，在百年历史中共同担当民族命运的浮沉，并为国家不同时期革命、改革和建设作出独特贡献。如今，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逐步深入展开，「一国两制」的融合发展其势已明，京津冀与粤港澳的「大区域」联动符合国家与地方的共同利益，也是中国经济规模化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津港合作既要延续两个城市的固有联系与合作基础，又要对标「一国两制」、「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大格局而推陈出新，紧抓「十四五规划」的战略发展机遇，在国家宏观政策支持下寻求更高水平的经济合作、治理合作与全球化合作。我们确信，香港的未来系于民族复兴，天津与香港的合作谱写的正是民族复兴的光辉章节，也是新全球化的东方亮点。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  

来源：橙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