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国安法颁布后的首个「国家安全教育日」，清华大学法学院长、曾出任中联办法律部部长的王振民教授也作了演讲，深入浅出地阐述「国家安全和民主及选举的关系」。

笔者歴来主张「民主必须有个载体」，那便是「国家」。诚如王教授所说：「所有的民主、选举也都不是抽象的，都要依托于特定的国家或者地方，在一个国家或者地方范围之内实行民主、选举，是有物理国界、边界的。」香港反对派的最大盲点便是：以为民主是抽象的。为民主而民主，于是逐步走上「争取民主便必然是要对抗国家」的歪路。笔者出身自民主党，亲眼目睹在2007年底，国家主动提出2017年实现「普选」的时间表。李柱铭当时便惊叹：「中共为何这么有诚意？」。笔者当时便很纳闪，《基本法》早在1990年颁布时便有了普选的框架；只是有人一向对中央政府抱有敌意，一叶障目而已。到了2014年1月1日，笔者更在礼宾府的草坪上亲眼目睹，时任特首梁振英对小学生们说：「希望能成为在香港落实普选的特首」。可惜那时反对派在激进势力的操弄下，甘心被黄之锋等所谓「年轻人」牵着鼻子走，硬要塞进「公民提名，必不可少」的「私货」，整个反对阵营被「捆绑」，坚拒「袋住先」。于是，2015年，香港和普选擦身而过，政改方案被反对派否决了。歴史没有「如果」，不知今天身陷囹圄的反对派衮衮诸公午夜梦回，有否想过「若当日肯拿出政治勇气来『袋住先』，今天早已实行普选了，还要落得今天的铁窗生涯？」正本清源，剥夺港人民主权利的不是中央政府，而是把民主曲解成对抗国家的反对派。

反对派把民主曲解成「民主和国家之间二㨂一」，绝对是荒天下之大谬。诚如王教授说：「历来的民主也好，选举也好，都有一个特定的先决条件，那就是必须维护它所依托的那个国家的安全，不能以损害甚至牺牲自己所依托的那个国家的安全为代价而实行选举。如果因为选举而损害自己国家的安全，也就是损害了选举所依托的载体的安全，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至于把国安法说成是和香港繁荣对立，又是反对派另一大悖论。诚如王教授说：「我们不能只强调一个地区的『国际性』，而忽略了这个地区的『国家性』。纽约、伦敦之所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首先是因为它们是美国的纽约、英国的伦敦，离开了美国的纽约、离开了英国的伦敦，如何独立存在？香港离开中国，还会是香港吗？」此处更要引一下中联办骆惠宁在主礼发言所说：「一年来，香港非但没有像有些人危言耸听的那样出现大规模资金流出，银行体系的总结余反而升至近四年来的高位。一些外国媒体也承认，国安法让香港市场和投资环境变得更加稳定。」

当然，「黄丝KOL」一直污蔑我们国家的涉港官员为「陜北农民来掌控香港这国际金融中心」；「陕北农民」的朴实可爱，他们根本没见识过。这帮人口说「民主」，其实极度「蓝血」，瞧不起基层，他们要的是「民主」的光环，是基层市民的膜拜，而不是真心为基层福祉考虑。

相反，我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其初心便是要为基层，为穷苦大众福祉而奋斗，让每一个人都过上好日子，有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和成就感。中共建党百年，成绩斐然；当然，黄丝这些「井底蛙」是不会静下心来去细读党史的。

说回香港，笔者深信只要国家安全，选举制度完善了，庙堂之上再不是「只懂演马骝戏」的小政客，香港政府定能著手解决困扰多年的深层次问题，创出更美好的明天。那些坚决不肯相信未来的港人，便「由他去吧」，只有到了外国才知道香港的好，才能真切感受到在白种人社会中那根深蒂固的歧视。那时，他们回头一望，看见香港在爱国者治理下殷殷向荣，迈向普选；他们才知道今天的固执，是大错特错，便会想回流。这样的情形，在回归前24年早便出现过。

诚如王教授说：「国家安全越稳固，香港民主的空间就越大，香港居民的福祉就能得到更好实现，各国在港利益也才能得到更好保护。我相信，通过这次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系统修改完善，香港民主的路子越来越宽广，香港一定会朝着『双普选』方向稳步前进，『一国两制』实践定将行稳致远。」笔者深信只要完善了选举制度，我们一众爱国者同心携手，一定能创出「美好明天，民主香港」。王教授的预言，一定能够实现﹗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作者为前新闻统筹专员、公关顾问

来源：点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