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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香港志》首册《总述 大事记》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打破了香港没有地方志的历史。编修方志是中国历代相传的文化事业，它连接地方与国家的历史进程、个人与民族的历史记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央高度重视方志编修事业，成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方志工作机构，开展了两轮大规模方志编修工作，编纂出版大批志书和年鉴。
孙扬 I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香港研究所所长
2020 年 12 月 28 日，香港地方志中心举行《香港志》首册出版记者会暨上架仪式。图为《香港志》首册主编和编审委员会召集人在仪式现场（右起为刘蜀永、丁新豹、刘智鹏、李焯芬、梁元生、冼玉仪）
由于特殊历史原因，香港在回归前和回归后很长一段时间并未编修方志，也一直未设立由政府主导的方志工作机构。香港的方志编修最初是由学者和民间有识之士呼吁并推动进行的，2009年非牟利团体香港地方志基金会成立，陈智思出任主席。基金会下设香港地方志办公室，由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智鹏任主任，香港博物馆原总馆长丁新豹和岭南大学高级研究员刘蜀永任副主任，三人被称为「二刘一丁」。刘智鹏、丁新豹是专攻本地历史的香港学者，刘蜀永是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香港史课题组负责人，研究香港史近40年，赴港生活工作已15年。
在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支持下，2019年香港修志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在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大力推动下，团结香港基金牵头成立香港地方志中心，陈智思、郑李锦芬、林乃仁等出任负责人，李焯芬、「二刘一丁」、冼玉仪、梁元生、孙文彬等学者领衔组建编纂团队。面对「修例风波」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学者们和地方志中心的年轻人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香港志》首册的编纂。
一、展现香港与国家的「共有历史」
《香港志》首册的主体部分是总述，即叙述香港历史与现状、自然与社会的总体情况。述是方志体裁之一，民国时期黄炎培编纂《川沙县志》时在各分志前设概述，是方志设概述或总述之始。
《香港志》总述由香港史专家「二刘一丁」出任主编，承担起草和修改的重任。他们几十年香港史研究专业知识的积累，为总述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总述是他们的作品，又不完全是。他们认真听取学界专家和政府有关部门的意见，反复修改，五易其稿，使得总述实际成为集体智慧的体现，提高了社会认受性。因而，《香港志》首册出版后，社会反应总体良好是很自然的事情。
在总述的写法和内容方面，《香港志》颇具特色。它基本保持「述而不论」的形式，通过叙事高屋建瓴地呈现著历史的逻辑；又适当议论，引导读者思考有关香港的种种重大问题。
总述在描述香港特殊历史的同时，著重展现了香港与国家「共有的历史」。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香港走过的历史旅程与中国内地并不完全一样，不同的历史经历带来了历史认识上的差异。重新理解香港与国家的历史连结，可以借用「共有的历史」（Shared History）这一视角。徐国琦从「共有的历史」角度研究中外关系，强调中国人和世界其他国家人民共同的历程及追求。 这种观察视角也可以用于一个国家中，包括与国家主体历史发展不完全一致的区域。就香港而言，「共有的历史」体现为：国家的历史走向决定了香港的历史发展，香港亦在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香港是近代中国的「起点之地」，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总述在第四章「英国的殖民统治」之后专设「香港在中国近代史中的独特地位」作为第五章，指出：「特殊的政治环境、地缘条件和华人的家国情怀，使香港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该章分别阐述了香港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国民革命、抗日战争四段历史进程中与国家的互动，呈现了香港与国家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总述指出香港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作用，说明其既是革命党人武装起义的策动基地，又是革命运动的宣传重地，还是革命经费筹集和汇转之地。总述重点阐述了香港在抗战中发挥的特殊作用，指出香港是抗战物资内运的重要通道，香港各阶层民众始终关心和支持祖国抗战。香港沦陷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以香港本地的农民、渔民、工人和知识青年为主体，是当时唯一一支成建制、由始至终坚持抗战的武装力量。
除此之外，总述还著重呈现了香港参与国家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指出：「改革开放之初，港商踊跃投资，创造了不少『全国第一』，包括内地第一家合资企业、第一条合资高速公路、第一家外资银行分行、第一家五星级合资饭店等。」总述进一步阐明，改革开放以来，香港是内地最大的外资来源地，在经济特区建设过程中，许多港人参与规划、法律法规制定和各项事业兴办。改革开放之初，不少香港专业人士向内地介绍国际市场和国际规则，推动内地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也给香港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促进了香港与内地的共同繁荣。通过总述的叙述，读者可以从中看出，香港与内地互利共赢，在内地的改革开放中，香港发展了自身、建设了国家、贡献于世界。
二、追寻香港与港人的「前世今生」
修志旨在存史，亦在寻根探源，《香港志》总述的重要线索之一即是揭示香港是怎样形成的、香港人是怎么来的。回归后香港社会「本土话题」方兴未艾，正确的本土观念是国家认同基础上的地方关怀，涵养健康的本土心态需要从历史叙述上正本清源。
总述在引言部分即指出，远古至历史时期之初，香港属岭南古越族栖息之地。公元前214年秦征服岭南，设立郡县，自此香港纳入中原王朝管辖，在英国占领之前，香港属广州府新安县管辖。由此，引言从行政建制的角度清楚地表明香港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对于香港人的来源，总述阐明：「香港是历史悠久的移民城市，港人的先辈大部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中国内地迁徙而来。」考古证据显示，香港先民曾受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影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先民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先民为同一种属。香港有文献可考且规模较大的移民活动始于宋代，那时的先人南移定居于广东，然后再移居香港。此外，总述还介绍了香港近代华人社会的形成以及二战后内地移民对香港经济发展的贡献。可以说，总述清楚地表明，香港社会自古以来是移民社会，香港居民绝大多数是中国内地移民的后代。
对于香港社会的民族意识问题，总述指出，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的背景即是五四运动以后华人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总述对此的把握是准确的，两场工潮显示了香港社会在近代中国民族觉醒、救亡图存浪潮中的磅礴力量。在身份认同方面，总述指出，二战前多数华人只是以香港为谋生之地，并非在此落地生根，他们侨居若干年之后则返回原籍。不少商会、同乡会往往在名称前加上「旅港」或「侨港」等字样，以示短暂寄寓。总述的这一说法是严谨的，事实上「家在香港」的观念和「香港人」身份认同其实是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逐渐形成的。总述还指出，1971年麦理浩（Crawford MacLehose）出任港督后推动社会改革，并培养港人的本土意识。确实，香港社会本土意识形成的原因错综复杂，其中之一是港英政府刻意培植。
香港从传统渔农社会成长为发达繁荣的现代国际大都会，离不开香港华人的努力，总述充分肯定了香港华人的重要贡献。总述指出，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前期，香港华商已经发展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香港开埠不过40年，华人的经济力量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二战后移居香港的江浙企业家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禁运困境中带领香港走上工业化道路，大量涌入香港的内地移民为工业化提供了低廉的劳动力。在这种背景下，香港经济开始起飞并持续高速增长。读者应当会从总述中得到启示：现代香港的形塑，当然离不开优越的地理位置、适宜的制度政策，但更离不开在此繁衍生息、守望相助的华人民众，他们凭藉灵活的头脑和拼搏的精神，创造了香港经济发展的奇迹。总述也叙述了非华裔居民对香港社会发展的贡献，使得立论更加全面、公允。
三、连接过去与现在的「历史桥梁」
历史研究最重要的目的是解释过去，从而帮助人们理解现在，进而启迪未来。学术性是历史研究服务现实的根基，直面问题、追求真理是历史研究应有的学术态度。《香港志》总述秉持客观平实、不激不随的态度梳理香港历史发展脉络，从而回应人们对现实问题的疑问。
香港回归23年，「一国两制」从设想变为现实，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近些年香港社会也遇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一国两制」伟大事业任重道远。
香港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社会风波有著复杂的历史和社会根源，社会冲突并非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新现象，许多结构性矛盾也并非是在香港回归后才形成。总述呈现了香港历史复杂曲折的一面，第四章「英国的殖民统治」专设「社会矛盾的激化与社会动乱」标题，分析了20世纪50、60年代香港几场社会冲突的前因后果与来龙去脉。总述指出，香港经济在工业化过程中迅速发展，但普罗大众未能及时分享发展利益，社会矛盾逐渐激化。在这一时期，工人收入微薄、房屋供应不足、医疗设施有限、贪污风气盛行，而当时港英政府未能有效解决矛盾。这些分析有助于今天的人们理解香港社会问题的历史背景。
就当前社会矛盾的经济根源层面，总述在有关香港经济发展的部分埋下伏笔，指出香港土地制度和政策是英国占领香港的历史产物，它在发挥正面作用的同时也造成了大量矛盾。高地价和高楼价严重制约经济发展，影响居民生活质量。总述阐明，回归以后，特区政府基本沿用过往的土地制度，土地及房屋问题虽然成为历届特区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但至今未能找到全盘解决的良方。总述还指出，香港的总体经济竞争力虽然位居世界前列，但经济发展存在重大的局限，例如经济结构单一、严重依赖服务业、缺乏创新科技及高端制造业优势。香港应该把握好国家发展的机遇，推动新一轮经济转型和升级。
总述实事求是地阐述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历程，指出「一国两制」符合国家和香港的利益，也符合外来投资者的利益。「一国两制」方针在香港的实践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总述也表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并非一帆风顺，并总结了四点原因：一是香港未能有效推动经济转型，年轻人向上流动的途径比较曲折；二是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土地和房屋问题未能妥善得到解决；三是历史教育和国民教育成效不彰，年轻一代国家认同薄弱；四是反精英、反权威、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思潮盛行，国际关系亦发生重大变化。应该说，这些分析是全面、客观而有深度的。总述更是深刻阐明：「『一国两制』以宪法和基本法共同作为宪制基础并构成宪制秩序，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法律原则。香港社会各界能否在这原则上达成共识，是『一国两制』在香港的落实和香港走出近年政治困局的关键。」
结 语
《香港志》首册的出版是整部修志工程的良好开端，它的文字表述持平客观、冷静温和，体现出理性且积极的力量，沉浸著立足香港、胸怀国家的情感。《香港志》首册以严谨求实的学术态度为方志编修提供了典范样本，充分展现了方志存史、资政、育人的特点。在接下来的7年时间，规划约2,500万字60多卷的《香港志》将会陆续出齐，为国家和香港留下一笔宝贵的文化资产。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回归后香港社会对国家历史和民族文化的教育尚待进一步加强，在香港推进国家历史教育，本地历史是重要的著眼点和入手处。与通常「官修方志」的模式不同，香港修志采取「团结牵头、政府支持、社会参与、专家撰写」的方式，这种模式比较符合香港社会的价值取向。通过修志推进国家历史教育、传承优秀文化传统是香港社会的共识，也将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在国家历史框架中撰写香港历史是「人心回归」工程的重大举措，从这方面而言，《香港志》首册的出版具有里程碑意义。联系到过往香港史研究走过的路，内地和香港的历史学者一直在共同努力，他们寄寓家国情怀、承担时代使命、引领学术话语、涵养历史思维，消除「殖民史观」影响，树立中华民族自信，以史养心，以史铸魂。可以说，《香港志》首册正是数十年来两地学者香港史研究成果的浓缩展现，为今后讲好包括「香港故事」在内的「中国故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发表于
《紫荆论坛》2021年3-4月号第104-10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