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文港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并高票通过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是香港回归以来就选举制度上最为重要和影响「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决定；再加上爱国者治港原则可望得到全面落实，将有助香港完成选举制度以至整个「一国两制」上的应有的「去殖化」进程。

回归以来，中央和特区政府一直积极寻求解决港英年代留下来的包括教育、土地、房屋等涉及深层次矛盾问题，纵使已经准备了良方妙法和得到民意的广泛支持，一旦去到民粹化、利益纷纭的各级议会，即行人止步。导致居者无其屋、患者须要轮候多年才能就医、青年学生竟然会自我质疑甚至贬抑作为中国人身分等乱象长期无法解决。近年，最终引发超过半世纪以来的最大规模社会动荡，更发展至「揽炒派」议员一窝蜂勾结外国势力，乞求外国制裁香港和国家；不择手段亦即「揽炒」之下，导致香港民不聊生、经济陷入谷底、失业尤其年轻失业升至近年新高。种种乱象丛生的背后，足以证明香港原有选举制度无法运作，充分反映不改革香港选举制度，不足令香港重回「一国两制」的初心和正轨。

作为一位回归前已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这一代见证着港英对中国人、中文的制度性歧视和排斥；在港英时代遗留下来的精英阶层，着力强调保持原有的公共行政制度、选举制度和教育制度等维持不变，更加致力于捍卫其「恋殖式民主」制度。相比起五十年代起纷纷「脱殖后迅即去殖」的地区而言，中国政府展现出无尽的善意和耐性，提出「一国两制」，让脱殖后的香港保留原有制度不变，甚至在选举制度上比港英时期更为进步。国家的用心良苦，凡是有良知的香港人都不应视而不见。

然而，近年中国以至全球经历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直以国际金融中心自居的香港，变成了西方的金融和民主制度的「信用卡」，更遭透支殆尽。当一出又一出有过于当年上海租界、而无不及于当年「伪满洲国」的种种出卖国家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的片段，不断在香港上演；让头脑清醒的香港人发觉，的确有一些人和力量，不想香港「一国两制」继续下去。「一国两制」这套制度无法有效推动、正义无法得到彰显。受苦的，不是政客，而是香港七百四十多万市民尤其基层老百姓。

由中央推动一套符合香港实际、经得起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冲击的选举制度，以捍卫香港市民的生命财产、以至我们下一代的应有幸福未来，实属理性选择！任何一个爱国爱民的政府，都需要作出及时而有效的反应。

过去两次全国人大会议，中央花了举国之力，完成《港区国安法》及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更获得七十个国家支持中国政府进行相关改革；由此可见，中央重视香港、中央更重视香港一直实施的「一国两制」。由此可见，一旦出现影响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以至影响到「一国两制」能否继续有效落实的时候，中央一定出手力挽狂澜，保护「一国两制」行久致远，这是毫不犹豫和无所畏惧的。作为旧有制度的设计者和长期得益者，英国及其代理人必然全力反对；但如果仍然容许这种本身早就应该遭改革的旧制度继续存在，来让他们实现「以主权换治权」，这能对得起香港七百四十多万市民、尤其几代为香港回归国家作出不懈努力的志士仁人吗？答案也是非常明显的。

政治制度本身就是为了维持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一切为了人民，以人民利益为依归；减低甚至杜绝敌对势力的干扰、渗透和破坏的机会。政治制度本身就需要具防御性质，这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须要向人民负责起来的事。香港已回归国家二十四年，属于走入「一国两制」深水区阶段，遇到惯非成是的局面而不改革，结果会如何？改，一帆风顺！不改，船毁人亡！既要持续践行「一国两制」，改革选举制度是无可避免。

只要稍为阅读一下新加坡的历史，就可以知道细小而多元的社会从来都不容易。新加坡独立之后，近乎是从绝处中求生存；开国总理李光耀创设被西方批评为「威权」的选举制度和政治体制，最终令新加坡成为其邻近地区最繁盛、最令人向往而且最能吸引人才移入的亚洲四小龙之一。

他的成功之道，就是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和选举制度，令国民居者有其屋、患者得以就医，尤其能够在民主集中制下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多元种族之间愿意为同一「新加坡人」这项身分认同下共同打拼。

香港人最需要的，不止是认识香港和国家的历史，更需要通过比较类似的脱殖、去殖政体，好好检查一下自己的不足和变革之道。

正如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张晓明指出：「完善选举制度之后，无论是香港特区政府还是社会各界人士，将有条件集中精力抓经济、谋发展，破解住房难和其他突出的民生问题，推动香港更好地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顺畅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香港社会各界不应马上就盘算着如何分饼，反而最需要是，有能力有水准的爱国者，须要尽快做好政策研究，拿出实际方案，在今明两年完成相关选举后，立即推行相关改革，回应市民和香港所急。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作者为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 香港高等教育评议会秘书长

来源：星岛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