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没有地和田，只有庄和闲”的说法流传甚广，但并不准确。澳门虽小，故事却很多、分量却很重，诠释著大国小城的多元魅力。
2020年12月17日，“聆听中国人的声音”音乐会在位于“大三巴”门前的耶稣会纪念广场举行。图为中央民族乐团和澳门中乐团联袂演出（陆山 摄）
澳门之“小”：名副其实的“袖珍城市”。作为中国的一个省级特别行政区，仅有“镇的面积、县的人口、市的经济”。至2018年，澳门陆地面积32.8平方公里，仅相当于台北的1/8、新加坡的1/20、纽约的1/24、香港的1/34、北京的1/500，甚至比不上邻居珠海（1,736平方公里）的零头。澳门人口67.2万，和珠海远郊的斗门区相当，在上述城市中（下同）最多相当于台北的1/4，最少相当于北京的1/32。澳门经济总量（GDP）为4,446.7亿澳门元，和珠海接近，最多相当于台北的1/2，最少相当于纽约的1/20，属“微型经济体”。澳门之“大”：大国战略支点。澳门扼守珠江入海口西端，背靠祖国内地、面朝大江大海，“十字门开向二洋”，自古为战略要冲。十三世纪末，文天祥写下《过零仃洋》的悲壮诗句时，应该想不到，在伶仃洋隔海相望、后世称之为香港和澳门的两片土地，会被深深地卷入远比王朝更迭更加波澜壮阔的历史之中，而澳门将成为这段历史的开篇，更成为中华民族从弱乱到复兴的见证。十六至十九世纪，先后兴起的霸权国家葡萄牙、荷兰、英国，相继争夺澳门这片中国宝地，作为殖民扩张的战略支点。十六世纪中叶起，葡萄牙逐步占领澳门。十七世纪初，荷兰试图夺占澳门，与葡萄牙爆发澳门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役，遭失败后转而窃据台湾，成为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前传。十九世纪初，英国趁拿破仑征战葡萄牙之际企图抢占澳门，但慑于清帝国的余威而作罢，后转而寻求割占香港。鸦片战争结束不久，美国迫使清政府在澳门签订不平等的《望厦条约》，开放五座内地城市作为“通商口岸”。相关史迹，仍见诸澳门的老炮台、旧地名（如纪念葡荷澳门战役的“得胜马路”）、洋墓地（如原属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基督教坟场）、古禅院（如望厦普济禅院）之中。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标志著西方殖民史在中国的正式终结。此后，澳门以高速发展印证“一国两制”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并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支点。澳门很新，回归22年来的高速发展深度重塑小城面貌。新的容量——澳门1/3的陆地和人口、全部管辖海域（85平方公里）出现于回归之后。从空中俯瞰恰似一朵莲花的澳门半岛，正日益绽放。新的财富——得益于中央政府支持的“赌权开放”和“自由行”政策，1999—2018年澳门GDP增长7倍多、人均GDP增长5倍多（跃居世界第二）、财政储备增长192倍、外汇储备增长5倍多，博彩收入自2006年起位居“世界四大赌城”之首。2008年起，特区政府已连续13年向澳门居民推行俗称“派钱”的“现金分享计划”。新的高度——随著澳门半岛和路氹城的开发，“沧海变新城”“楼比山更高”，重塑著小城的外立面和天际线。澳门塔高338米，是原有“本地最高峰”叠石塘山顶的2倍。新的深度——回归以来，澳门实现15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入学率从29%升至95%。澳门大学2014年整体迁入珠海横琴岛，仍适用澳门法律，成为“中国境内的境外大学”，发展空间扩大，实力不断提升。成立仅20年的澳门科技大学已跻身世界大学排名300强、海峡两岸暨港澳高校排名前20。澳门很老，在发展的同时注重巩固、挖掘历史纵深，对文物和传统实施著严格的保护，厚植与“国际旅游休闲中心”相匹配的历史文化底蕴。面积1.3平方公里的澳门历史城区被整体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堪称“全球最大的户外博物馆”，漫步城中犹如穿越时光隧道。澳门有“十六世纪的庙宇、十七世纪的教堂、十八世纪的民宅、十九世纪的美食、二十世纪的市场、二十一世纪的娱乐”；产生多项“中国第一”，如中国第一座灯塔——东望洋灯塔，中国第一座西式剧院——伯多禄五世剧院，中国第一家西式医院——白马行医院（原址今为葡萄牙驻澳门总领事馆），中国第一所西式大学——圣保禄学院（遗址紧邻“大三巴”），中国第一份外文报纸——《蜜蜂华报》。其中不少建筑或设施仍在使用，可谓历史“活化石”。澳门人珍视传统。在广告字体格式化的今天，澳门仍遍布古拙、朴实的手写招牌；在快餐流行的时代，这里有坚持手工制作、不搞加盟连锁的蛋挞店；在时装品牌店林立的街头，有裁缝店坚持量体裁衣、缝新补旧；本地船厂虽已不多，造船师傅仍坚持雕琢帆船模型，向年轻一代介绍传统工艺。尽管澳门已高度城市化，绿地仍占城区面积1/5，路氹城有大片吸引野生鸟类栖息的湿地，最南端的路环绿野葱葱、倚天照海，保留著原生态的村落、村民和村俗。可谓“望得见青山，记得住乡愁”。澳门有著中国传统小城标配的“家”的味道。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主题曲就叫《莲成一家》。澳门人口平均预期寿命83.8岁，“四代同堂”十分常见。澳门人家庭观念强，已婚子女会“常回家看看”，陪伴老人、家族聚会；和港、台、内地的家长一样，澳门家长看重辅导、督促子女学习，因此澳门的“督课”（课外辅导）机构非常多。澳门作为“熟人社会”，人情味颇浓，主要体现为社团众多、人脉互通。有以省、市、县甚至以镇为单位成立的“旅澳同乡会”，有组织活动、提供服务的“街坊会”，还有传播关爱互助理念的宗教团体。正是“一家人”的共识和自觉，让澳门人展现出资本主义社会往往稀缺的集体思维、大局观念，能够齐心协力“办大事”“唱大戏”。即使遇到分歧，澳门人也更愿意选择“摆平”（协调）而非争拗。澳门这方弹丸之地，每年接待近4,000万游客却秩序井然；举办大赛车等大型活动期间，街坊乐意包容对生活的暂时影响；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全社会共克时艰，员工无薪放假，主要企业无一裁员，特别行政区政府提前推行“现金分享计划”。澳门素有家国情怀，近现代以来对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始终展现出“小城市，大担当”。十九世纪末，郑观应在澳门写成思想巨著《盛世危言》，提出学习西方“以商强国、以兵卫商”，变法求存；孙中山在澳门首开“华人西医”先河，并使这里成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重要策源地。抗战时期，“澳门之子”冼星海谱曲《黄河大合唱》，奏响“可顶十万毛瑟枪”的抗日救亡强音；北伐名将叶挺从寓居多年的澳门赴任新四军军长，率领这支部队成为敌后抗战“尖刀”。回归以来，澳门积极履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宪制责任，率先建立并完善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体系；实现全澳学校升挂国旗；爱国爱澳作为社会核心价值不断巩固。“赌王”何鸿燊斥巨资购回流失海外的圆明园国宝；超过八成澳门受访者以作为中国公民而自豪；在“家国情怀教育馆”，来客能品尝到以“爱国”字样拉花的咖啡。近年来，澳门大力帮扶贵州从江脱贫攻坚；各界围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向内地捐助超过6亿澳门元。圣母像巡游是澳门世遗项目之一。圣母像通常被放置在玫瑰花丛中，由市民们抬著巡游。图为 2020 年 12 月 8日“圣母无原罪瞻礼日”期间，氹仔嘉模教堂的圣像巡游（陆山 摄）
寓于乡土的“中国风”。在澳门，中华文化稳居主流。“乡土”从未异化为所谓“本土”，更未与中华文化出现对立，而是两面一体、有机统一。越是“乡土”的，越是“中国”的，寓寄著澳门人的民族感情和家国情怀，丰富著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澳门街”与“广州城”“香港地”齐名，是澳门最典型的文化标志，保留著华南沿海城镇的底色。老城区密布著蜿蜒前行的街道、底层辟出行人走廊的骑楼、沿街排开的“手信”（礼物）商铺、出售本地小吃的“走鬼档”（流动摊贩）。走进背街后巷，香火气息又扑面而来，观音庙、天妃庙、药王庙、土地庙，庙堂林立，香火鼎盛。作为澳门地标的妈祖阁、林则徐巡阅澳门时驻跸的莲峰庙，仍为远近香客上香礼佛的名刹。不少住宅沿袭广东渔港传统，在门前设置“土地公”牌位，赖以镇宅祈福；一些旧式宅门还挂著称为“天灯”的红色油灯，寓意照亮前程。澳门街常见的“特产”——凉茶、粤剧、南音说唱、鱼行醉龙节等乡土特色浓郁的项目，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西文化“混血儿”。澳门华洋杂处500年，比香港还早三个世纪，是历史悠久的国际自由港，多元文化交融共存。十六世纪，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在《牡丹亭》中描绘了澳门的“碧眼愁胡”“花面蛮姬”（异族男女）和“多宝寺”（“大三巴”）；“葡萄牙文学之父”贾梅士在澳门写出被葡萄牙人称为“祖国圣经”的《葡国魂》。东西文化碰撞交融，孕育出“既熟悉又陌生”的异域风情。澳门旧式民居有南欧式的红、黄、蓝、绿等斑斓色彩；教堂、剧院等公共建筑呈现罗马式、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巴洛克式等多种风格；餐馆里能品尝到葡餐名菜“马介休”（腌制鳕鱼）和本地小吃“免治”（碎肉拌饭）。中西元素和谐共生，形成兼容并包的城市品格。哪咤庙侧伴“大三巴”；圣奥斯定教堂紧邻“地藏慈悲会”；前殖民当局的“议事公局”和华商议事机构“三街会馆”相对；水费通知单上有中、葡、英三种语言可供选择。中西元素相互融合，形成别具一格的文化风貌。英国圣公会马礼逊教堂的《圣经》徽标借用中国《易经》的概念“太初有道”；天主教中学以《论语》中的“己立立人”作为校训；历史上的外国人名除了“罅些喇”“飞能便度”等音译人名之外，还有“高士德”“徐日升”等比较地道的汉名；本地艺术家以中式乐器演奏葡国民谣“法朵”，呈现出“异工同曲”的独特韵味。昔日，葡萄牙民谣这样传唱澳门的魅力：“喝过亚婆井水，忘不掉澳门；要么在澳门成家，要么远别重来。”大国小城的多元魅力，恰如澳门亚婆井的水，喝过就忘不掉，更是澳门发展壮大的密码。岁月无声，濠江春暖。澳门正迎来历史上最快、最好的发展时期，只要继续实现好“一国两制”这对重要关系的辩证统一，在大国中谋划与成就小城，用好小与大、新与旧、家与国、中与西的优势和经验，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写好建设“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大文章，澳门就能“磢靓招牌”，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