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政敏 I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研究助理、天蓝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紫荆论坛》专稿/转载请标明出处

香港回归二十余年来一直保持繁荣稳定局面，与此同时，一些深层次问题逐渐制约著香港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有助于我们把握「一国两制」的内在精髓，抓住香港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结构之矛盾及纷繁复杂的内在机理，对香港新时代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后的可持续发展作出科学决断。当前，香港存在经济地位失衡、泛政治化突出、文化发展滞后、民生资源分配不公等深层次问题，亟需治港者以辩证而客观的态度看待香港当下的发展困境，适度调整经济基础、优化上层建筑，助推香港与内地同发展、共繁荣。

香港回归后所出现的各种深层次问题，是「一国两制」辩证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香港深层次问题并不止于非常态运动下的社会失衡，而是在经济、政治、文化与民生四大领域均有深层次问题困扰「一国两制」的健康运行。为此，本文将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透析各种深层次问题的内在机理及其本质，旨在正确认识香港实践「一国两制」的面貌及其发展趋势，为香港管治提供可能的思路。

一、经济发展失衡诱发香港社会问题肆意生长

（一）香港经济发展失衡

唯物史观认为人的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以及生产生活资料的实践活动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著整个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状态。

香港社会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经济基础的问题，政治、文化、民生问题只是经济基础问题的反映。认识事物，需要分清主次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香港问题的主要矛盾是经济基础单一导致的经济失衡，其次要矛盾是泛政治化突出、文化发展滞后与民生资源分配不公。香港经济失衡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港元实行与美元联系汇率制，次要方面是过度依赖金融服务业、全球虚拟经济萎缩和实体经济的复兴、内地经济放缓压力的联动影响。香港问题的终极原因是港元与美元挂钩构成的二律背反，一方面香港凭藉与美元联系汇率制，奠定了其东南亚金融中心的地位； 另一方面也埋下了外国势力通过操纵汇率干预香港经济政治稳定的导火线。2008年金融海啸后，世界经济疲软，虚拟经济萎缩。香港过度依赖其发达的金融服务业，导致经济结构失衡。在世界性金融危机余波下，其经济状况一直如履薄冰。近年来，香港经济发展进入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囿于泛民主派的阻挠，长期的政治争拗导致香港经济政策进入一个「死循环」状态，许多有益于香港的方针未能有效试行，如广深港「一地两检」既耗费特区政府大量的经济成本且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作出合宪性的「决定」后方得到有效解决。

香港社会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经济基础的问题。图为戴著口罩的工人在搬运货物(图:新华社)

（二）香港发展的经济出路     

当前，香港振兴经济的路径，除了继续保持金融等行业在国际上的地位外，更为重要的是多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摆脱房地产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外力启动的模式难以有效在短时间内挽救香港经济，唯有改革经济结构、发展多元综合经济模式，更加主动的发扬过去港人敢于创新、敢于拼搏的精神方能有效挽救香港经济。更为重要的是，香港不能仅仅局限于眼前的狭隘利益，还要在各种合作中寻求利益最大化，摒弃所谓的「龙头」概念方能再度成为经济巨人。

首先，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与拓宽对外开放市场。一方面，内地经济迅猛发展的势头既已成为事实，香港应加大与内地具有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地区的合作力度，拓宽两地经贸往来的覆盖面，积极向中央争取部分尚未开放领域的试点开放权利。同时，香港亦不能畏手畏脚，对内地企业进入香港市场同样给予平等的关怀与照顾，助推内地与香港互利合作中实现共赢。另一方面，香港要拓宽对外开放市场，尤其是加大占据市场份额，吸引更多海内外游客到香港旅游与消费，从而增强香港社会的消费活力。香港不能动辄以生活用品不能自用的理由而设置各种限制游客携带商品离境的措施，更不能降低香港服务的品质与维持已久的市场声誉。商品不够供应，只能表明进口数量过少，而非需求过大。既然游客愿意在香港消费，足以表明香港的商品安全品质经得起考验，而因为进口贸易政策的失误，导致供不应求局面的产生，最终损害的是香港消费市场在国际市场份额的比例。

其次，培养大量创新性人才，加快科技发展力度。香港正因为没有及时抓住资讯时代的经济发展机遇而被内地许多省市赶超，最终亦因为固守原来的经济发展方式而不断走入经济衰退的局面。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重视培养科技人才于香港而言百利而少害。通过设置各种优惠政策，留住在香港培养的高端科技人才和吸引海内外高端科技人才更是香港重新获得发展新机遇的关键。充分发挥高端科技人才在香港资讯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高科技企业在香港产业中的比例更有助于优化香港经济结构，祛除守旧经济模式的制约因素。

最后，加大创业扶持力度，助推青年一代敢于创业氛围的生成。近年来，香港青年之所以掀起一次又一次的社会运动，如2019年的「修例风波」，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看到往上流动空间过于狭窄而看不到未来。经济的衰退与香港大财团垄断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为此，特区政府有必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让香港的创业致富精神再次在新一代青年身上得到充分体现，以实现香港青年有所作为，在商海中拼搏而非陷入境外势力的政治图谋之中。

二、政治生态错综复杂导致各项制度衔接不畅

（一）泛政治化影响香港政治生态稳定

香港回归初期，泛民主派对特区政府制约力度有限，香港首届特区政府的施政尚算顺利，内地与香港经过了一段「河水不犯井水」的蜜月期。

然而，这一切随著2003年香港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的失败而告终。在这次维护国家安全立法过程中，泛民主派在境外势力的支持下，通过行业协会、非政府组织等大肆反对立法，令社会对维护国家安全立法抱有深度的忧虑，这也直接引发据称五十万人的游行示威。维护国家安全立法失败后，香港泛民主派日益壮大，他们对特区政府制约亦随之增强，特区政府的许多有利于香港长远发展的政策亦不断走向流产或者缓慢出台。泛民主派以立法会为阵营，通过肆意「拉布」，进一步撕裂香港不同阶层的利益，致使香港政坛陷入某种「混乱」的状态。在立法会，泛民主派经常以所谓「双普选」为利器直指中央不兑现基本法上的「承诺」。当中央出台专门为香港循序渐进走向普选的「831决定」后，泛民主派大肆炒作反对，并发动「占中」，而在「831决定」基础上推出的特区政府普选方案最终失败。政治问题是经济问题的缩影，经济困境导致政治问题凸显。换言之，「一国两制」是科学的政治制度，香港政治不存在根本性矛盾。香港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其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中与经济基础的冲突。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源问题导致了香港的政治生态错综复杂。

现在香港地区的上层建筑中既存在符合香港人民利益的部分，也存在损害香港人民利益的部分。政治上层建筑总体上是好的，但是观念上层建筑则受到经济失衡及外部势力干预的影响，呈现出混乱的形势，危及香港人民的根本利益。经济结构的不同财产形式之上，耸立著各种相对应的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观念上层建筑。观念上层建筑具有上下波动的特性。在相关社会事件的催化下，观念上层建筑呈现左倾或右倾的趋势。当观念上层建筑过度倾向一边时，反作用力又会将它拉回正常位置。当然也可能过度用力，而走向另一极端。尽管如此，观念上层建筑并不是随意改变的，其必然围绕经济关系的中轴线上下波动。香港地区观念上层建筑的斗争表现为建制派和泛民主派的斗争，泛民主派是在相关社会事件的影响下对特区政府正确施政道路产生的反作用力。该反作用力来源于经济利益的失衡，表现为政治观念的斗争。香港政府必须从经济利益分配、政府治理改革和观念引导等方面化解之。其中，经济制度和政府治理的改革任重道远，以观念上层建筑建设为核心的政治争拗疏导迫在眉睫。

（二）完善配套法律制度，助力香港政治常态回归正轨

1.健全维护国家安全配套立法

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立法是香港特区的宪制义务，而香港迟迟未能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立法责任，致使香港成为「国际情报中心」「逃犯天堂」。随著后「占中」时期「港独」势力时常挑战中央，给国家安全带来威胁。中央在对香港形势审时度势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下称港区国安法）列于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弥补了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重大缺口。但港区国安法的推出并不代表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义务丢失，香港仍需根据自身情况就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制度完善立法、执法与司法的配套措施来解决其存在的深层问题。

2.落实普选制度设计，优化人大释法机制

「双普选」是基本法上的政制安排。2014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香港基本法的制度设计颁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即「831决定」），该决定为香港「双普选」提供了制度安排。但由于香港泛民主派不愿接受「831决定」的制度理性，其自2015年7月起便肆意在香港立法会上集体捆绑否决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双普选」的提案，直接导致2017年香港行政长官未能通过普选产生，进而继续沿用第四届选举方式产生行政长官。既然中央早前业已提出有关方案，且能够协调香港不同阶层利益，泛民主派应当积极妥协，而非继续所谓的一味「抗争」。多余的抗争不仅不利于香港社会共识的形成，更是不断撕裂香港社会，进而导致许多有利于香港民生提升的事项无法落地，最终受到损害的仍然是香港最广大的民众。

此外，香港民众要正视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人大释法是基于香港形势的需要而作出的，是符合香港整体利益的，也是符合基本法规定的。香港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归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央授予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的权力，让其在一定事务范围内可以实现自治，从而更便于其根据自身情况优化治理。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几乎所有关于人大作出的决定，尤其是人大释法，香港一些法律界人士总以政治化片面视角看待人大的决定与基本法解释，认为这是中央干预香港自治的体现，在受到别有用心之人的政治误导的情况下，将法律与政治混在一起，完全丧失应有的法律专业立场。「一国两制」是一种新型的制度，是为了磨合内地与香港两地制度而成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一国两制」中的宪制地位是以宪法和基本法予以明文规定的。香港一些法律界人士及其他政治人士，以香港高度自治或者司法独立否认中央对香港的管治权与最高领导地位，这是毫无根据的。

三、文化认知片面滞后阻碍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一）去殖民化不彻底是香港消极文化残存的主要归因

香港回归时，中央政府许诺香港人民的生活不会变、经济制度不会变。这一制度安排既有利于香港保持稳定繁荣，又使得英国殖民管治时期遗留下来的殖民地文化得以残存。过时的殖民地文化混淆了香港青年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导致身份认同的困境。反对派学者长期把持中小学通识教材的编写，在一定程度亦给予香港青年错误的指引。随著内地经济的腾飞及其文化的多样化发展，香港的文化事业相形见绌，近年来香港电影票房不断走低即是良证。

（二）支持优秀香港文化多元发展

影视文化作为香港文化的缩影，似乎已经足以代表整个香港的精神面貌，至少从当代内地人看来，这就是香港。不同于香港，澳门时刻居安思危，近年来，一门年轻的学问——澳门学，逐渐得到国际学界的认可与肯定。在澳门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已连续举办了五届关于澳门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极大地提升了澳门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相比之下，迄今为止，整个教育界从未听闻香港学的诞生。没有香港学，意味著香港文化亦只能继续寄托于单一的影视文化，这必然不利于香港社会的整体发展。由于香港文化不断走偏，而社会意识亦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港人赖以存在的精神支柱亦不断被摇动，这对香港的社会经济发展亦必然有副作用，直接影响到香港的繁荣稳定。因此，特区政府亟需关注这一核心问题。

社会民生问题是香港需要迫切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图为香港天水围公共屋邨

毋庸置疑，由于香港文化的根基尚存，亡羊补牢，为时不晚，挽救香港文化需要各方人士给予充足的耐心和支持。第一，应当尽快在教育界营造香港学的研究氛围。正如澳门能够居安思危那样，香港不应沉醉于影视文化的辉煌，要借鉴澳门有益的经验，尽快在国际学术界推出能够彰显香港独特文化的研究领域，并将现有的影视文化通过理论建构融入到香港学中。第二，尽快培养优秀的演员，保持香港影视文化后继有人。香港高校在特区政府、文化协会等机构的支持下，通过物质与精神的资助，鼓励香港青年积极从事影视文化研究与实践工作，尤其要创造条件，让香港「老戏骨」能够亲自带领香港青年，保持香港影视技艺的代代相传。第三，在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支持下，通过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建议，请求将香港与内地合作拍摄电影中不利于保持香港影视文化的条件限制于极低的范围内。第四，积极拓宽香港与域外的影视文化交流，如取得澳门的支持，与澳门携手合作，重点推出系列反映港澳社会面貌的重量级电影、电视剧。

四、资源分配不均影响香港民生稳定

（一）以分配正义为核心的民生问题是亟需解决的头等大事

所谓民生，实质上是人民生活利益的公平分配。生活贫困、分配不公、民生失调必将束缚香港政府的政策措施。因此，以分配正义为核心的民生问题是香港政府亟需解决的头等大事。

香港所发生的一切问题，归根到底是经济衰退而无法维持或者提升原有福利水平而引发的。基于此，社会民生问题是目前香港社会迫切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其中，尤为突出的是香港青年发展问题，即香港青年向上流动空间少成为整个民生矛盾的爆发点。近年来的「占中」「旺角暴乱」「修例风波」等政治事件无一不充分折射出香港青年在社会运动中的主力作用。这些运动的背后除了有外部势力的支持，还从形式上标志著香港青年登上政治舞台。从侧面而言，由于泛民主派青黄相接既已成为事实，也隐藏著香港政治争拗将进入一个持续局面。鉴于此，此处重视探讨香港青年发展问题，实际上相关论证思路亦能适用于其他香港居民。

（二）多维路径寻找均衡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从香港基本法的运作逻辑而言，平衡不同群体利益的直接表现为「低税」政策的实施。香港基本法的初衷在于希望平衡各方利益，避免走向任何极端。诚然，「低税」政策对吸引外商投资、货物流转等方面具有促进作用，但这种政策却对任何群体都「低税」。尽管中下层人士不用承担高昂税负，但同时富人阶层亦不用承担高昂税负。如此一来，「低税」政策的原意被无限曲解，从一个注重照顾富人的极端，加速走向更加照顾富人的更大极端，香港的贫富差距由此而无限拉大，成为各种社会运动的导火线。在曾荫权担任行政长官时期，这种「低税」政策更加变得「可怕」，特区政府取消遗产税，少数富人趋于更富，垄断香港地产，资本变得更有力量。

综前所述，至少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特区政府仍有多维路径去寻找香港的最大公约数。例如，在「低税」政策上，香港可参照内地实行阶梯式税率进行征税，越高收入的人税率越高。遗产税也得重新回归本来的面貌。值得关注的是，林郑月娥本是从底层成长的精英，曾卧薪尝胆，深知香港底层的艰辛，其作为行政长官是否可以化解两个阶层之间的矛盾，仍可拭目以待。我们相信，香港政府将有新的面貌。同时，香港亦要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让香港青年积极参与大湾区建设是缓解香港民生问题的重要法宝。由于香港已经错失信息时代发展的良机，现有的制度体系业已被地产、金融等产业把持，要想优化现有的产业难度极大。因此，香港加入大湾区建设，不仅可缓慢民生问题，更对振兴经济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五、结语

港区国安法的出台，为香港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稳定奠定了基础，也为解决香港深层次问题提供保障。为此，治港者应当上下同心，从宪法与基本法蕴含的内在法理出发，在港区国安法背景下优化治港的配套制度设计，同时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念，立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大势，高瞻远瞩、客观辩证地看待香港当下的发展困境，对症下药，方能真正解决香港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助力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促进香港发展实现再一次质的飞跃。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1年1-2月号第83-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