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促进大遗址合理利用,提升大遗址保护管理和利用水平,国家文物局于2020年8月编制印发了《大遗址利用导则（试行）》（以下简称《导则》）,试行期两年。对许多人来说，“大遗址”可能是个陌生的词语。实际上，大遗址是构成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史迹的主体，体现了中国古代先民杰出的创造力，记录著中华大地历史的足迹、辉煌的记忆，综合并直接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
文｜陕西 王璐
大遗址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形式被唤醒
中国丰富多彩的地上、地下文物古迹是中华文明高度发达的历史见证，其中古遗址、古墓葬是中国文物古迹的重要类型。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中国已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6,722处，其中古遗址类193,282处、古墓葬类139,458处，占登记总量的43.4％；在5,058处第一至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古遗址、古墓葬共计1,612处，约占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三分之一。大遗址是一个结合了中国文物古迹特色、适用于中国大型考古遗址的专门概念，指的是反映中国古代历史各个发展阶段涉及政治、宗教、军事、科技、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水利等方面历史文化信息，具有规模宏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的大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等遗址、遗址群。自“十五”以来，国家文物局积极筹划推动大遗址保护工作，在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支持下，正式启动了大遗址保护国家行动。“十一五”至“十三五”期间，中国初步形成了以“六片、四线、一圈”为核心，以150处大遗址为支撑的大遗址保护格局。基本实现了大遗址本体和环境安全，完善了大遗址保护规划和管理体系，实施了一系列文物保护项目和保护利用设施建设，累计评定公布36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67处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单位，提高了大遗址保护利用水平。在隐没千百年之后，那些代表了古代先民杰出创造力和灿烂成就的大遗址，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一当代形式被唤醒，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寄托历史追思、寻找文化认同的美丽地方。目前，已公布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涵盖了从旧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各个历史阶段的重要遗址，既包括城址、墓葬、聚落，也包括古建筑园林、手工业遗址，类型十分丰富，且各具特色，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典范性。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上图为1974年，时任秦始皇兵马俑考古队领队的袁仲一在陕西西安兵马俑一号坑发掘现场进行文物清理工作（图：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下图为2019年7月4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文物保护部副研究员兰德省在兵马俑一号坑修复现场对新修复的兵马俑进行彩绘加固保护（图：新华社）
大遗址包含著深厚的
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价值
从历史文化价值看，大遗址是中华文明史迹的主体，直接展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大遗址见证了中国绵延至今、不曾间断的古老文明，真实展现了中国国家的形成和“多元一体”的文化特征。比如，浙江余杭良渚具有300多万平方米的要素完备的古城遗址，陕西石峁遗址的三重石构城址（分内城、外城、宫城），辽宁牛河梁遗址规模宏大的坛庙冢遗址群，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的“观象台”遗迹等，都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遗存，显示了多样的地区文化基因和多区域文明的共同发展；周口店、万寿岩、大汶口、二里头、殷墟等大型聚落址、城址的考古发现震惊学界，其透露出的文明曙光日益清晰，其考古成果重建了中国史前史和先秦史。当下，以大遗址为核心的中华文明探源与价值挖掘工作，正在成为学人探明与研究中华文明发展脉络的自觉担当，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深刻理解中华民族的命运与未来。从遗产性质特征看，大遗址作为大规模的文化及环境遗产，更辉映著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与精神追求。比如，古代城址融入了传统文化当中的礼乐思想、政治制度等内涵，以及天人合一的营城理念；古代墓葬空间传达了古人事死如事生的传统，包含了古人灵魂不灭的观念和对人生的终极关怀；长城等特大型遗产凝结著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与力量，反映了地区间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意识等层面交互作用……这些内容，表征了一个文明往昔精神与生活世界的深刻印迹，其中许多灿烂的内容已融入民族血脉和情感之中，是中国社会千百年来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为国魂所系。因此，大遗址的魅力和文化的理想，具有在王朝消亡之后的永恒意义，驱使著后人不断以独特的方法考察祖先的足迹、阐释文化的内涵。从对整个社会的影响看，大遗址文脉关联多维，价值意义多元，社会生活连续，遗址保护与城乡发展关系紧密。遗址产生并形成于历史上某一时期人类定居的社会、政治、经济或宗教的目的，也在原用途消亡后逐渐被自然所分解，形成当下残损的岁月痕迹；她代表了一种过去某段历史时间业已完结的进化过程，而其中一些内容仍然存活在当地的生产生活方式之中，并与新的社会相适应而发展到目前的形态；她集中反映了祖先营建的智慧，也是人地关系发展和变迁的时空见证，并拥有不断丰富的价值和独特的环境特质，体现出多元包容、互相渗透的特点。大遗址作为大规模的文化与环境遗产，是国土构成的历史基底，其价值意义蕴藏在总体空间格局、历史文脉、当地生活之中；大遗址是所在地文化身份的真实记录，是极具特色的环境景观、旅游资源、地理坐标，在促进地方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方面发挥著重要作用。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看，大遗址蕴藏了中国先民的思想体系、文化成果、艺术创造、社会制度，在向国人、向世界展现中华民族灿烂成就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尽管大遗址作为专有名词的时间不长，然而，牛河梁、良渚、石峁、二里头、殷墟这些大遗址的考古发现，实证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秦始皇陵、汉长安城、西汉帝陵、隋唐洛阳城、元中都、圆明园遗址等沉甸甸的名字，乃至长城、大运河、秦直道这些中华大地上先民活动的重要遗迹，筑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国家一体观念，已成为每一个华夏子孙所熟知的民族精神标识。同时，她们也是人类共同的遗产，许多大遗址代表了人类历史上一种独特的、创造性的成就，为人类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了特殊的见证，作为建筑、建筑群或景观的杰出范例，曾对世界文明产生过巨大影响。目前中国的37项世界文化遗产当中，就包含了14处大遗址。
大遗址对传承中华文明和
丰富世界文明作出独特贡献
长期以来，中华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互通有无、交流借鉴，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如今，从国家到地方，这些世界遗产上的大遗址工作，也为保护全人类共同的遗产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促进其成为人类共有精神家园。良渚遗址（距今5,300-4,300年）是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大型古聚落遗址，代表了中国五千多年前伟大史前稻作文明成就，拥有古城墙、聚落、水利系统、分等级墓葬、祭坛，遗存类型丰富、遗址格局完整，成为中华文明起源阶段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城址之一，说明那时中国长江下游地区已经出现初期的国家，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特征的重要物证。2019年良渚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突出普遍价值及历史环境得以较为完整地呈现于世人，标志著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被国际主流学术界认可，并为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的世界性研究课题提供了中国素材。殷墟位于今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横跨洹河南北两岸，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都城，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距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殷墟宫殿宗庙基址为殷墟的主要组成部分，总面积约70万平方米，考古发掘始于上世纪30年代，发现有宫殿、宗庙、祭坛、防御壕沟，及作坊、甲骨窑穴、祭祀坑和贵族墓等，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殷墟是中国的第33处世界文化遗产，同时作为“世界记忆遗产”——汉字起源“甲骨文”的发现地和中国考古学的摇篮，使得殷墟的保护利用工作意义重大，对于扩大中华文明的国际影响力、提高中国国际学术话语权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秦始皇陵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东约35公里处，南倚骊山，北临渭水，建于公元前247年至秦前208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嬴政的陵寝。目前在陵区已发现各类陪葬坑、陪葬墓等600余处，其布局缜密、规模宏富，具有重大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1987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遗址公园依托秦始皇陵园（古称“丽山园”）保存、展示著秦始皇陵考古发现的遗迹和遗物，集考古勘探、文物保护、科学研究、遗址展示、参观游览为一体，实现了大遗址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与生态环境优化美化的良性互动。
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
大明宫是盛唐时期最富盛名的皇家宫殿群，素有“千宫之宫”的美誉，为典型古建筑园林遗址，2014年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大明宫始建于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是举世闻名的唐长安城“三大内”（太极官、大明宫、兴庆宫）中最为辉煌壮丽的建筑群，是东方园林建筑艺术的杰出代表，是历史上中华民族协和万邦的重要场所，被誉为“丝绸之路”的东方圣殿。其在总体布局、建筑技术与艺术等方面均达到了极高的成就，是唐以后中国宫殿建筑之范本，对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宫殿建筑产生过重要影响。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总占地3.7平方公里，形成以中轴、宫墙显现，主要遗迹标识展示为主的总体格局。如今遗址公园景色优美、环境宜人，为市民提供了一个生机盎然的城市公共生活空间，是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区域和谐共生的典范。随著丝绸之路、大运河的申遗成功，一些大遗址不只作为某一处单独的遗产地，基于时空的连续性，其被看作了动态、多维、关联发展的结果，是地区间、甚至国家间的交流与对话的历史印记。可以说，大遗址承载著不可替代的历史记忆、文化精神和社会认同，其自身价值意义的重要性和丰富性，决定了大遗址利用工作的包容性、多元性和复杂性。当下以及未来，对大遗址文化价值的揭示与研究、保护与利用需要一代代人的努力。她帮助人们感受到祖先的生命温度，并在历史长河之中定位自己。
古老的大遗址被赋予新的时代使命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活起来”的一层重要蕴含就是从文化资源角度对遗产进行再阐释、再利用和再转化，从而释放其中蕴藏的物质的、精神的价值与潜能。随著考古研究的积累、公众文化需求的提高，大遗址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增强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彰显。如何调动各级政府、社会力量参与大遗址保护利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又引导各方采取可持续的方式，科学确定大遗址利用策略、手段和方式，充分发挥大遗址保护利用的社会功能，为文物保护、文化传承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生机活力，已经成为进一步提升大遗址保护利用战略设计和宏观规划的关键问题。面对新形势、新挑战，需要从体制机制改革、政策顶层设计、专业技术方法入手，出台新的指导性纲领文件。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结合对既往经验的总结思考，历经3年的时间，《导则》于2020年8月正式出台。其针对大遗址利用工作提出了20条具体举措，同时也提出其他古遗址、古墓葬可以参照实施。纵观全篇，为科学指导大遗址利用活动，让大遗址利用工作符合文物工作方针的同时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整体规划，并能够具有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模式创新的发展空间，《导则》在诸多方面积极著力突破，其亮点主要包括：一是以“人”与“价值意义”为目标导向。利用的核心目的是传承。为了使大遗址的物质载体与文化意义被当代社会了解、认知、尊重，找到大遗址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发挥大遗址所承载的巨大文化影响力，尝试提出大遗址利用应遵循“坚持保护第一、注重文化导向、服务社会民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二是多方参与，开放共享。本著“多方参与，开放共享”理念，弘扬核心价值，增强社会参与，拓宽利用途径，进而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发挥其在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作用。三是提升水平，服务民生，融合发展。在确保文物本体及其环境安全前提下，鼓励采取多种方式科学阐释文物价值，提升文物保护管理和利用水平，协调文物保护、文化传承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环境提升的关系，实现地方文化、经济、生态一体化建设。 四是明确责任主体，保障合理利用。著重提出大遗址利用的“直接责任主体”概念，著重给与政策导向、管理运营要求，促进地方政府落实管理责任、协调各利益相关方权责，鼓励各地研究、建立多部门协调机制、文物补偿机制、激励办法和保障措施。五是“价值利用”为主，兼顾“相容使用”。建立大遗址“价值利用”和“相容使用”两种方式类型。一方面，倡导建立遗址博物馆、遗址公园、城市公园等文化场所，开展科研活动、文化旅游、艺术创作、节庆展演等，直接阐释展示大遗址价值，突出不同类型大遗址的价值、禀赋和独特性，避免同质化；另一方面，在面对土地矛盾和差异化的社会诉求时，适度允许不以价值传播为直接目的的相容使用方式，通过低强度开发和适宜产业发展、社会服务，提升区域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最大限度地协调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六是建立机制，有序实施。明确大遗址利用的对象、方法、技术，形成操作有序、责权清晰、积极协调的完整机制。通过《导则》的指引，明确大遗址利用基础条件、评估重点、行动尺度，规范利用工作的一般操作程序和要求，提倡有益、适宜、可持续的目标、内容和技术方法，切实引导大遗址利用科学、有序实施。
殷墟是汉字起源“甲骨文”的发现地。图为学生学写甲骨文
在对大遗址保护利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政策制定过程中，我们深刻认识到，利用所面对的不只是凝固不变的实物遗存，更是一个博大的意义系统、一个发展的广阔概念，这需要将遥远往昔与当下乃至未来连接起来，使大遗址具有旺盛生命力。立足新时代、担负新使命，《导则》的出台首次就国家大遗址“利用”下一步该做什么、怎么做，给出了具体指引，意在释放大遗址作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史迹主体的文化影响力，倡导大遗址的价值载体与意义积极融合进当代生活，不断充实内容、提升品质、服务民生，使人们找到文化归属感与认同感，丰富全社会的历史文化滋养，促进文物事业走向更加开放、包容的保护利用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