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一鸣

这个标题如果作为学术讨论，学者引经据典，可以出一本书，但在本港当下，这是一个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警方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嘉铨日前去信四个传媒界团体，指警方将修订《警察通例》下“传媒代表”的定义，涵盖已登记政府新闻处新闻发布系统（GNMIS）的传媒机构，或者国际认可和知名的非本地新闻通讯社、报章、杂志、电台和电视广播机构的记者、摄影师和电视台工作人员。当日笔者接受报章访问，表示支持警方的修订。

连日来坊间对警方修订“传媒代表”定义的做法有不少争议，有的业界团体表示激烈反对，认为警方的做法打压新闻自由，笔者对此并不感到奇怪，他们对警方的任何做法，反对是唯一选项。笔者支持警方的修订，是建基于一个业界常识：新闻记者需要拥有专业知识和训练，才能做好公众“看门狗”（WATCHDOG）的角色，保障公众知情权。

撇开政治立场，让我们先看看事实，根据政府新闻处资料，目前符合警方修订后的“传媒代表”定义的新闻机构共有206家，即是香港平均三万多人拥有一家媒体，笔者孤陋寡闻，不知道全世界有多少个700多万人口的城市拥有逾200家媒体，但相信这应该不是一个小数目。警方今次修订的标准，其实非常宽松，看看这206家符合新定义的媒体机构，规模有大有小，涵盖所有政治光谱，当中包括众所周知其创办人打正旗号“联美反中”的传媒机构，以及部分持激进政治立场的网媒，因此，所谓警方此举意在政治打压的指摘，似乎缺乏依据。

再看另外一些事实。去年“修例风波”，在示威冲突现场采访的“新闻记者”常常多到令人难以置信，有时候甚至出现黄背心人数比示威者还多的怪现象。不仅记者多，而且记者屡屡成为新闻的主角，而成为新闻主角的“新闻记者”，往往来自一些未注册或刚刚成立的网媒，也有的来自校园媒体，甚至有的是没有受聘于任何媒体的所谓“公民记者”等，例如三个广受瞩目的个案：一名古稀退休牧师突然穿上黄背心跑到示威冲突现场充当记者，还因此成为新闻人物接受某报专访大谈新闻自由；一名自称网媒记者在脸书直播时，将镜头对准一名正在执勤女警的身体某个部位，满口粗言秽语；还有一次是警方在商场执行任务，一名十二三岁的“记者”在示威现场用一部手机“采访”，被警方盘查时竟然出示“记者证”。

这些前所未有的传媒怪现象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些所谓记者根本没有接受过任何正式新闻专业学习和训练，真实、客观、公正这些新闻报道基本原则对他们并不存在，他们或是侍应、助理、经纪、教师、无业者等等，以为能拿起手机拍照录音录影然后放上网，就能当记者，他们当中也的确有人轻而易举向个别团体申请到一张“记者证”。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自去年年中以来，记者的形象，由受人尊敬的“无冕之王”，变成人人都是记者，“一哥”邓炳强形容这种现象叫做“任何人记者”，传统意义上的新闻记者专业形象专业精神荡然无存，传媒公信力大受冲击，这种情况，无论对传媒业界本身，还是对广大市民受众，究竟好处在哪？有人硬要将这种传媒乱象说成是新闻自由，其实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警方修订“传媒代表”定义，相信出发点并非为了帮助传媒提升专业形象，更不是要打压传媒，而主要是基于警队执法上的实际考量。警方亦不可能不知道社会对任何关于传媒事情都非常敏感，但没有因为怕事而回避这个问题，迎难而上，这点在今时今日尤为难得。将部分连向新闻处登记GNMIS都不做的所谓网媒、自媒体和假记者排除在现场采访安排之外，既有助减少对执法行动的影响，亦有助减少对大部分真正的记者正常采访的干扰，客观上亦有助提升记者的专业形象，这样的修订，没有理由不支持。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作者为香港资深媒体人，三策智库高级研究员

编辑：潘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