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芷渊

先和大家讲讲几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

的士上和司机聊天，得知他的大儿子是警察。他说，两次大游行和三罢集会他（的士司机）都去了，结果太太和他闹离婚，小女儿和儿子闹脱离兄妹关系。餐厅里一个香港同事和内地同事讨论修例的事，内地同事问：“香港人也逼人太甚了吧？”香港同事回应道：“你们当然不明白，笼里的鸟觉得笼外的鸟追求自由是有病。”两个香港记者行家聊天，一人说：“暂缓修例，无重启时间表，其实和撤回没什么分别。”另一人说：“我不满意的是当局的态度，况且，一旦开了‘枪’，大家关心的已不仅仅是修例问题了⋯⋯”

牵涉这场《逃犯条例》修例风波的人，史无前例地跨界别、跨阶层、跨年龄。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特区政府骑虎难下，示威人士不满当局回应，泛民怒气冲天，建制士气低落，社会严重撕裂，警民关系被推上风口浪尖。

情绪过后，香港未来将何去何从？要总结，更要反思。

推出时机与摸底程度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6月18日见记者时承认，“过去争议因工作做得不足，自己要负上很大责任，对引起的矛盾纷争与焦虑，向全香港每一位市民真诚道歉”。回顾修例这件事，从前期、中期到后期发展，当局都有失策之处：选择时机错误，前期摸底不够，推出过程急促，手法过于强硬。

政府修订《逃犯条例》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原意是为填补法律漏洞。《基本法》第95条规定，香港可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通过协商依法进行司法方面的联系和相互提供协助。目前香港已与20个不同国家或地区达成长期逃犯引渡协议，也与不同地区达成刑事协助协议，但与台湾、大陆等地，却没有引渡协议。从法律角度来看，修例并无不妥，甚至有必要性。但是，在大湾区发展开局之年、澳门回归二十周年、台湾大选前一年之际，香港政府在大势缺乏把握、时机上缺乏研判、推进上缺乏有力举措之时，却因台湾杀人案一事急促推出这项没有实质迫切性的修例工作。

过去几年，特区政府和中联办等做了大量青年工作，而且初见成效。一些年轻人开始主动到粤港澳大湾区交流发展，享受高铁和港珠澳大桥的便利，体会香港以外的发展机遇。香港青年融入大湾区良好的开篇，却因修例事件被打断，这其中很多问题值得反思，包括青年向上流动难，社会种种待遇不公，对内地的不信任和抗拒，都掺杂其中。

容许我举一个并不完全恰当的比喻：香港就如一个从小在海外寄宿的孩子。长大回家之时，她已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父母不能用既有的思维“严管”她。不当的“管治”方式，只会把她越推越远。如果要改善双方关系，必须换位思考，相互了解，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加强沟通，同时不失彼此原则底线。

应急管理考验

事态发展至今，反映的是香港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如果还有人简单定性评论，未免过于天真。任何一场危机发生，如何扑火，应急管理都是关键。

6月9日大游行后，当局没有即时有效“扑火”，触发6月12日集会。少数示威者暴力冲击警方，引发警方大规模武力清场，施放150枚催泪弹和20多颗布袋弹和橡胶子弹等，导致近80人受伤。这样的事件在香港回归后从未发生，对政府和警方而言，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但警方和政府却在未完全客观详细评估事件本质前，匆匆将其定性为“暴动”，以致于之后要先后被动地作出澄清。

政府和警方一开始就应把和平示威者和暴力冲击者区分而谈，一方面既要肯定那些和平集会者的高质素，另一方面也要谴责少数人的暴力冲击行为。混淆而谈，引起更多市民误会，为局势火上浇油。

另一方面，尽管特首6月15日发表了“暂缓修例”一说，之后也强调“并无重启时间表”，理论上和“撤回”的效果大致相似，但那句“道歉”迟迟没有说出口，最终爆发香港回归以来最大规模的6月16日大游行，更成为示威者步步进逼的筹码，将一些本对修例无立场的市民卷入风波，纷纷响应加入示威行列。

6月18日特首再次见记者，强调“要向全香港每一位市民真诚道歉”，并多次重申，暂缓修例没有重启时间表。建制派接受特首的道歉，认为她态度诚恳，并希望示威者回复理性讨论。但泛民却认为记者会没有回应他们的几点诉求，不接受特首的回应。如果时间可以倒流，如果这段“真诚道歉”放在6月16日甚至6月12日之前，或许可以平息民愤，扭转事态发展。

这段日子当局回应的用语态度，行会内部的沟通机制，政府和建制派和示威者的沟通方法等，都值得检讨，引以为戒。

媒体的刺激作用

新闻应该客观，可是做新闻的人或机构不可能完全客观。在修例风波的事态发展上，媒体的角色至关重要。

不同的媒体机构可以有不同的报道观点，但不应该只发表一些表态文章或具有挑衅性的报道。市民和记者不同，前线记者可以观察接触到很多新闻现场的细节，但绝大多数市民都是透过媒体报道获取新闻资讯。媒体报道过分放大或渲染局部事实，甚至是被歪曲的“事实”，单方面的麻木支持或反对都很容易影响读者观众的判断，甚至因误解而激发他们的情绪。

笔者从年初就开始跟进修例事件，其实，最初并没多少人关注。既然“逃犯”看似与绝大多数香港人没有直接关系，那争议点在哪？修例后要经过哪几个步骤才能移交逃犯？反对者的忧虑到底出于什么实质理由？他们真正了解内容吗？为什么修订《逃犯条例》最后只落在“反送中”的焦点上？媒体有没有尽可能中立报道并提供以上问题的客观答案？这点值得反思。

下一步该怎么走

在国际外围环境不明朗的情况下，香港却出现如此的内耗，更对周边形势造成微妙影响。不难预测，修例风波有机会为香港年底的区议会选举和明年的立法会选举带来政治格局变化。台湾方面间接借香港问题影射当地现状，更为民望低下的蔡英文及其执政民进党带来戏剧性回升的人气。大湾区发展议题被放到一边，澳门纪念回归二十年在即，香港的问题却被升级为国际事件，到底谁才是赢家？

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平息这场修例风波，避免进一步激化当前的矛盾。回到事件最初，泛民议员和建制派议员在立法会法案委员会闹“双胞胎主席”，泛民最初的诉求是反对修例，务求不让修例草案在本届立法会结束前得以通过。如今，社会各界透过多次行动表达了诉求，并成功争取到暂缓修例。对泛民而言，是一大“胜利”；对政府而言，也是一大“让步”。

然而，香港各界都为这场风波付出了代价。特首和管治班子遭到严重打击；一直坚决支持政府并落力游说市民支持修例的建制派期望落空；警察内部对处理清场手法出现分歧，士气低落；夹在泛民和建制派中间原本没有既定立场的市民被分化到两个极端，针锋相对。接下来要做的是尽快修补社会撕裂，包括警民关系、建制和泛民间的关系、政府与市民间的关系等。当局对“暴动论”的含糊解释如何进一步澄清？政府接下来的施政方向如何？议会不能因单一议题而停滞不前，但民怨民愤更不能轻视。如何让社会上高涨的情绪尽快回复理性冷静，如何在改善民生和推动经济等议题上急起直追，如何在青年工作和涉及内地的议题上审慎处理，如何挽回失去的民心，这个挑战，考验著特区政府的智慧。

宋朝的法演禅师有回说戒说：“势不可使尽，使尽则祸必至；福不可受尽，受尽则缘必孤；话不可说尽，说尽则人必易；规矩不可行尽，行尽则人必繁。”这或许对此时此刻的香港有著重要的警示。以退为进，凡事皆不可太过极端、绝断，留点空间给别人，也是留空间给自己。香港向来拥有无可取代的独特地位，假如有一天，香港因这场风波而被削弱其国际身份，最终香港的整体损失，不言而明。

作者为凤凰卫视高级记者、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三策智库研究员

来源：三策智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