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芷渊
修例风波触发的争议和冲突，造成香港社会严重撕裂，持不同政见的人士相互对立，社会气氛沉郁绷紧。而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气氛，已经蔓延到各行各业、不同社区、不同校园，甚至出现一些新现象：示威行动地区化、“去中心化”的常态化运动、不确定性高的后续事件等。
要缓解香港目前的困局，必须警惕这些新现象，并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法。
政治气氛蔓延至校园
近日，笔者先后走访了一些学校，了解大、中、小学老师和学生对香港近期系列事件的看法。先和大家分享两则真人真事。
期末考试结束，小学三年级的自习课上，有个小男孩举手：“老师，我们都考完试了，自习课可不可以看电影啊？”然后把自己带的电影光碟交给班主任。班主任接过光碟，看了看电影简介，是套卡通片。她心想，反正考完试学生都在等放暑假，看卡通片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但还没等她开口说同意，小男生突然在座位上站起来大喊：“老师，我们要看电影！我们要民主！民主！民主！”然后全班同学突然一起站起来，异口同声地喊起来“民主！民主！民主！”班主任愣住了。三年级，八岁，全是出生于2011年的小孩。
班主任让全班安静下来，说：“老师本来正考虑让各位同学看电影，但教室里有教室里的规矩，老师说过在座位不可以大喊吗？”
学生回答：“说过。”
班主任：“如果大家守规矩，老师就考虑放电影；如果同学不乖，那老师就不放电影了。你们自己选择。”
学生们纷纷转向带头的小男孩，让他赶快坐下来，然后全班用期待的眼神看著班主任。班主任眼看全班都安静下来，就让他们看电影了。
下课后，班主任单独约见那个带头的八岁小男孩。原来小男孩很喜欢看新闻，家里电视每天都开著24小时新闻台，小男孩更收集了多份持不同立场的报纸。近期香港发生的事，小男孩都能说得出来，还会拿著报纸和老师议论。
这还不是个别事件。
笔者另一个老师朋友说，他任教的小学四年级班上，有同学正策划全班联署逼班长“下台”，原因是班长对修例事件的看法与班上其他同学持相反立场，同学认为班长不能代表他们，要求重选班长。
后来，那位老师朋友自制了一套完整的教材，从“台湾杀人案”反映的法律漏洞问题、立法会法案委员会闹“双胞胎主席”事件、游行表达的诉求，再到有示威者包围警察总部及税务大楼、暴力冲击破坏立法会事件等，客观详细阐述了修例风波的缘由经过。最后，朋友让学生分组讨论：“如果你是特首，你会⋯⋯”、“如果你是立法会议员，你会⋯⋯”、“如果你是示威者，你应该⋯⋯”、“如果你是警察，你会⋯⋯”、“如果你要表达诉求，你应该⋯⋯”。
笔者问朋友，学生的讨论情况如何。朋友说，令人诧异的是，这群小学四年级的小朋友，大多数都能清晰辨别，什么事是违法，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甚至还能分析那些政府官员、警察叔叔、大哥哥大姐姐做得好和做得不对的事。
有学生说：“示威者和平表达诉求没有用，所以他们才做出暴力冲击破坏的行为。”马上有同学反驳：“但是无论怎么说，暴力就是不应该，我们就应该谴责。”还有同学说：“如果我是特首，我会和示威者对话，认真听他们的意见。”“如果我是警察，我会把暴力冲击立法会的示威者抓起来，但不会对和平示威的人使用过分武力。”这群小朋友，四年级，九岁，全是出生于2010年的小孩。
如果老师家长都能抱著客观中立开放的立场引导、教育孩子，这是很好的一课，但如果大人带著既有立场和情绪进行片面引导或定性，后果可想而知。
示威行动地区化、常态化
反修例示威行动已经由港岛区扩散到全港多个地区。
有网民发起香港18区反修例游行，先是尖沙咀，未来两周日分别拟在沙田和大埔等地区举行，并呼吁各区居民就当区民生问题发声，发起如屯门的“光复行动”等。
蔓延至香港多个地区的“连侬墙”
“连侬墙”也从政府总部“传播”到香港多个地区。沙田、大埔、元朗、粉岭、荃湾、将军澳、观塘、长沙湾、西环等地区，都有人发起收集彩纸留言的“连侬墙”行动，呼吁当区居民在彩纸上写上诉求，找到情绪出口。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网络号召力。
网络时代下，各区的示威行动已经发展成一种“去中心化”的方式，不再由单一的主办机构、团体或“领袖”发起。只要有网民发起运动，就会有人响应。有素未谋面的年轻人透过社交媒体发起迷你放映会，在多个地区摆放折櫈、纸皮、小型放映机，向居民播放反修例运动和示威者的访问片段。有网民自发组织摆街站，有人甚至利用AirDrop等手机蓝牙功能，在地铁或商场等人多的地方向陌生人传送宣传海报和资料。
这些自发的示威行动越来越多，有些甚至已经偏离修例议题，转向关注其他社会或民生问题，让当局难以预测和预防。
放下对抗 降温解困
近日的香港，戾气随处可见。警民关系僵持，建制与泛民议员都受到辱骂，不同立场的记者在不同场合的采访中受到滋扰和围攻，甚至有人被袭击受伤。街头小冲突接连不断，网上仇恨讯息继续散播，骂战一触即发。
7月1日，部分示威者暴力冲击破坏立法会大楼事件；连日来又有多名年轻人作出自残或令人痛心的事。
社会心理学中有一种理论叫“群体极化现象”：当一群带有负面情绪的人聚在一起时，一些思想比较持平的人也会较容易走向极端思想。如果没法及时制止这种现象，负面情绪和想法很容易植入人的潜意识，导致其思想及行为受他人影响，甚或作出自残、自杀、伤害他人或极端的行为。
笔者认为，要缓解目前的困局，首要做的是让社会气氛“降温”，减少不同立场人士间的仇视情绪，避免再次挑起暴力冲突。反之，社会的裂痕只会继续扩大，甚至把一些温和立场的人士推向两个极端，不仅仅解决不了现状，更成为一场“零和游戏”，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一些大学校长和宗教领袖近日纷纷呼吁各方放下对抗，进行沟通对话。政府也已著手进行，陆续安排不同团体和代表会晤，包括学生、政党、宗教界、法律界和工商界等。在如此紧张的气氛下，要开启坦诚理性的对话或许不容易，但确有必要性和迫切性。
笔者建议，政府在安排与不同团体代表对话时，必须先找到合适的切入点、人选和时机。例如，代表政府的官员或行政会议成员，既要有一定代表性，同时又能让不同政见的市民都比较接受。当局可以先接触一些意见温和的人士，聆听对方诉求并在不失底线的前提下作出可行的回应，逐步修补裂痕。对话沟通不可能一蹴即至，更不能火上浇油，否则只会带来反效果。
针对近日地区发起、涉及民生或社会问题的示威行动，政府可以适当地先回应或处理，这样既可帮助居民解决问题，又可以挽回部分民望。
另一方面，家长、老师、媒体等都担当了社会上非常重要的角色，各界人士都应该放下情绪，换位思考。暴力行动理应受到谴责，但不同政见的人士，在谴责暴力或重申立场之余，更应放下偏执和仇恨，检讨事件成因和寻找解决方法。如果一个孩子做了坏事，家长光打骂他是于事无补的，重复又重复的责骂只会把孩子越推越远，要改善彼此的关系，必须理性冷静对话沟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法。
“黑暗并不能让黑暗消散，唯有光才能做到。”香港今天的一切成就都得来不易，既是同舟且共济，愿所有爱惜香港这片土地的香港人，都能放开彼此心中矛盾，团结一致，共同走出阴霾。
作者为凤凰卫视高级记者、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三策智库研究员
来源：三策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