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国际国内环境的新变化和新挑战，中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内地启动经济发展新模式，将加快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进程。香港应该抓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历史性机遇，著力打造内地经济双循环的关键节点，在助力内地经济重塑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进程中开拓自身的发展空间。

文 | 香港      鄂志寰

疫情带来全球经济增长分化

债务积累增加金融脆弱性

新冠肺炎疫情给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带来四个重大变化。

第一，全球经济板块结构性调整加速。疫情对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造成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分别为-4.4%及5.2%，即2020年大部分经济体将陷入严重衰退，中国或将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美国GDP减少4.3%，欧元区GDP减少8.3%，日本GDP减少5.3%，俄罗斯和巴西等出现深度经济衰退。

从今年前两个季度各主要经济体实质GDP年增长率看，差距更加显著：美国分别为0.3%和-9.5%，终结了自“二战”以来最长的经济扩张期；欧元区为-3.1%和-15%；日本为-1.8%和-9.9%；中国内地为-6.8%和3.2%。三季度逐步复工复产，预计全球经济出现反弹，但疫情尚未受控，经济总体规模仍低于疫情前水平。

疫情带来的全球经济增长分化将加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启动的全球经济板块再平衡进程，新兴市场将成为未来一个时期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力。2008年，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占比为44.7%，2018年该比例上升到59.2%。近年来，亚太区经济快速融合，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推动区内经贸往来，“一带一路”建设打造全球互联互通的物理条件和人文环境，扩大全球有效需求，进一步提升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动能，扩大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影响力。

第二，现行全球产业链的正常运转被打破。疫情引发全球需求和供给同步收缩，导致国际贸易、投资活动停滞，疫情及控疫措施切断人员和货物的跨国流动，持续影响国际贸易环境和投资增长，打破现行全球产业链的正常运转，影响全球营商环境，破坏全球化发展的基础。全球贸易和投资较长时间内难以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准。

今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新全年贸易预测，认为全年贸易将下降10.4%，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全球贸易展望中预测今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下降9.2%。在跨境直接投资（FDI）方面，联合国贸发会议最近发布的预测认为，今年全球FDI将下降30%到40%，2021年可能在今年的基础上继续下跌5%到10%。

“二战”后全球治理体系的基础是自由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有助于实现福利的全球性改善。其核心要义是鼓励要素资源跨国配置，实现货物、服务、资金、人流等跨境流动，促进比较优势分工，把工序外包到生产成本较低的经济体，生产和出口国以及消费和进口国均能在全球化的资源配置中获益。从理论上讲，不同经济体都能按比较优势分工获得相应的好处。因此，虽然从历史视角看，全球化进程速度时有起伏，但全球化发展具有很强大的惯性，不以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会因为某些暂时的困难和问题而出现根本性的逆转。

第三，全球经济高度依赖宏观政策刺激，债务积累增加金融脆弱性。当前海外疫情仍在持续，美国、印度确诊继续高增，欧洲夏季度假潮引发新一波疫情，日韩疫情重现上升势头，美国、欧元区、日本等普遍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导致政府债务急剧攀升。

在疫情初起阶段，全球美元流动性一度抽紧，引发新兴市场美元荒和金融动荡。长期来看，美元资产低利率，欧元及日元资产负利率将持续主导金融市场活动，也将改变资本流动全球配置模式。

疫情之下，全球主要央行采取更大幅度的减息和放宽借贷等措施应对经济衰退，引起全球债务规模加速攀升。国际金融协会统计显示，截至2019年三季度，全球债务总额达252.6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322%。国际资本泛滥积聚金融风险，债务积累可能引发系统性危机，增加金融脆弱性。

第四，大国博弈常态化，国际竞争推动全球经济进入多极发展新阶段。疫情引起史上罕见的深度经济衰退，企业倒闭和失业攀升加剧社会动荡，进一步拉大社会收入差距，给普通民众带来整体福利损失，也为2008年以来长期经济低迷导致的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提供了新的“动力”。

在各国抗击疫情的同时，部分美欧政客为掩饰自身应对疫情不力，祭起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大旗，把高科技和金融行业作为贸易战的主战场，加大全球范围内对跨境投资和收购的限制。美国对中国实施的新一轮科技打压、媒体封锁、军事挑衅、外交围堵等霸权行径，短期看有美国总统特朗普为在11月美国大选中争取连任造势的考虑，但是，也意味著美国已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及其全球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最大威胁。无论特朗普是否连任，针对中国并寻求与其他国家“抱团”打压中国正在成为美国朝野的共识和长期战略。因此，贸易科技摩擦和金融脱钩可能成为全球新的系统性风险因素。

内地经济率先走出疫情带来的

经济下行区间 

开启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的战略机遇期

内地最早受疫情影响，也最快走出疫情。在有效防控下，内地自二季度始实体经济强劲反弹，第三季度在第二季同比增长3.2%的基础上实现4.9%的更快增长，前三季度GDP正增长0.7%，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出现GDP正增长的罕见亮点，并将进一步缩小与美国经济规模差距。

从长期看，内地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把宏观政策空间用好，确保不出现重大系统性金融风险，GDP增长速度可以较长期保持领先优势，在未来30年内，内地实际GDP总量完全可能超越美国，开启新的战略机遇期。

短期内，内地宏观政策在“六稳”“六保”中寻求动态平衡，财政政策积极有为、货币政策灵活适度，精准导向，优化结构，促进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和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合理增长，为实体经济稳健增长提供重要支撑，夯实国内大循环的现实基础。

首先，国内大循环的突出内涵是内需拉动、消费升级。预计内地消费市场规模将很快超过美国。

内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集中解决各种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接下来的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活力。

在内地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投资和出口拉动将转换为以消费为主体的内需拉动，目前内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6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消费规模的95.7%，预计消费市场规模将很快超过美国。扩大内需的关键是在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同时，进一步提升收入分配的合理性，有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目前内地人均GDP约为1万美元，经济高质量发展将为居民收入带来巨大的提升空间。

其次，要进一步发挥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降低对国外市场的依存度。

从全球范围看，疫情之下，各类线上活动大幅度增加，数字经济、生命健康等快速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源泉。内地提出“新基建”蓝图，强调核心技术自主创新，把科技创新作为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从国际分工转向国内分工为主，降低对国外市场的依存度。

第三，发挥国内大市场的优势，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能否相互促进的关键在于高水准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及开放涉及的方位、层次和领域，其中，金融双向开放是探索建设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关键一环，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重要性。近年来，中国金融业相继出台各项对外开放措施，鼓励外资深度参与中国的银行、保险、证券等业务，并针对一些领域提前了开放时间表，在理财公司、养老金管理公司以及债券承销等方面设定了新的开放目标。

金融市场是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重要领域，尤其是资本市场是金融开放的主战场，要不断优化市场融资结构，拓宽企业和实体经济的直接融资渠道，培育资本市场的国际竞争力，提升货币政策传导实体经济的效率。

新一轮金融市场开放将进一步提升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构建新的人民币国际化生态系统，提升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提升经济增长的品质和效率，形成商品和要素充分流动的现代化市场体系。

香港应充分发挥营商环境和

国际金融中心优势

在内地经济双循环

新体系中寻找切入点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要素跨境流动的制度创新和政策突破，可以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格局提供前瞻性探索。图为8月26日正式开通的莲塘/香园围口岸，粤港澳大湾区自此再添一条物流大通道（图：新华社）

内地启动经济发展新模式，香港应在内地经济双循环新体系中寻找切入点，发挥新的关键节点功能。

一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为双循环开路搭桥，为内地完善自贸区和自由贸易港体系建设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示范节点。推动大湾区要素跨境流动的制度创新和政策突破可以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前瞻性探索。香港在大湾区城市群中最独特的优势是营商环境。长期以来，香港为各类投资者和市场主体提供安全、高效的经营环境，有来自世界主要国家/地区的1,541家地区总部、2,490家地区办事处和5,009家当地办事处，对不少国际投资者和跨国企业来说，香港是他们投资内地市场的首选渠道。在双循环契机下，香港应持续保持并优化自身营商环境，争取提升在大湾区金融业等方面的功能定位，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为双循环开路搭桥，也为大湾区其他城市改善营商环境提供可以借鉴的市场理念和相关的制度设计。

与此同时，香港作为全球最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其对外开放程度对于内地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具有很强的指标性和示范性。内地在推进自贸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中，都把考察和借鉴香港百年自由港的发展经验作为重要内容，尤其注重学习香港在贸易往来、企业经营、货币流通、人员和资讯流通等方面的成功做法。从这个角度看，香港还可以在为内地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方面提供具体可行的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香港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发挥好桥梁作用和镜鉴作用，也将获得国家的更多支持，从而拓阔自身发展空间。

二是打造中资企业“走出去”布局辐射节点。长期以来，大量中资企业把香港作为“走出去”的第一站，在香港完成海外发展的区域布局，以香港为基地扩大海外业务辐射，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增加重要行业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求更多的企业对接国际大循环，尤其是内地有影响力的行业龙头企业加入“走出去”队伍。在香港进行投资布局，建立海外或区域总部，可以提升“走出去”的效率，控制相关风险。吸引更多中资企业来港可为香港经济发展注入活力。三是打造创科合作领先行业节点。香港拥有扎实的基础科研力量和创新能力，在生物医学、神经科学、基因组学、疫苗技术、干细胞技术等领域具有国际领先水准的研究实力。香港科技创新支持系统较为完善，建立了高度开放和与国际接轨的科研体系，知识财产权保护达到国际较高水准，吸引了大量高质素的创新人才，建立了国际领先的高等教育学科体系。香港可以充分发挥以上制度优势和先发优势，与内地创新型企业和先进制造、高端制造等行业深化合作，推动科研成果加快转化为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共同开发内地市场，为内地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服务。此外，应当鼓励具有优势和吸引力的创新科技型企业选择香港市场，为香港经济提供新的增长动力，促进香港经济转型，协助化解香港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风险。

四是打造金融开放节点，提升香港对内地经济价值的总体体现。香港是全球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其外汇市场在亚洲排名第二、全球排名第四，银行间接融资和股票直接融资发达，债券融资规模相对较小。香港金融业2018年增加值为5,328亿港元，占GDP的19.7%，就业人数26.3万人，占香港总体就业人数的6.8%。金融市场对香港的经济、民生具有重大意义，也关系到中国内地对内对外双向开放、“一带一路”建设、人民币国际化等重要发展战略的实施成效。今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关于金融业的主导意见落实到银行、证券、保险等具体业务领域，推动大湾区金融业合作，并推动香港金融业全面提升在大湾区的功能定位。

香港恒生指数有限公司7月27日推出恒生科技指数，追踪经筛选后市值最大的30家在香港上市的科技企业，其中包括内地企业阿里巴巴、腾讯控股、美团点评、小米集团等（图：中新社）

顺应疫情暴发后的全球经济金融发展方向，香港金融业应从四个方面突出自身的节点定位：

第一，发挥好内地企业境外融资平台的主体作用，为香港资本市场增添新的增长点。目前，香港银行对内地相关贷款约45,640亿港元，占所有贷款的4成以上；在香港上市H股、红筹股及民营企业总市值达3.4万亿美元，占市场总值的73%；自1993年到2019年底，内地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在香港集资超过8,000亿美元。最近，美国收紧对中国内地上市公司的规定，中概股在美退市风险攀升，一些中概股选择来香港第二上市，阿里巴巴、京东、网易相继在港发行新股，预计2020年全年香港将有130多只新股上市，融资额可能达到1,600亿到2,200亿港元，

第二，做推动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的大本营。截至2019年底，香港164家持牌银行中有30家来自中国内地，中资银行资产达8.8万亿港元，占市场总额的36%；中资银行存款达5.1万亿港元，占市场总额的37.1%；中资银行贷款达3.9万亿港元，占市场总额的38%。

第三，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离岸支撑。香港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占全球人民币支付交易约75%，截至2019年底人民币存款余额（含存款证）为6,580亿元。

第四，有效防控金融风险及外部冲击。香港作为小型外向型经济体和资金自由港，很容易受到外部风险事件的冲击，香港实体经济缺乏新的增长点，产业固化，一旦风险不能在短期内及时控制，就易加剧长期积累的矛盾，致使局部动荡扩散成为全面危机。从历史上看，香港作为中国内地和西方世界之间的缓冲区，为中西政治、经济、社会交流提供舞台。西方各经济体在香港积累了巨大利益，各种利益相关者在这里相互影响，相互制衡。因此，应对香港金融风险问题要跳出香港金融自身，进行全域性的思考和长期性的布局。今年以来，美国针对香港发动的制裁是美国金融霸权和美元霸权的体现，需要国家层面从战略战术的角度统筹应对：从战略上坚定信心，久久为功打好持久战；从战术上攻防结合，保存实力，灵活应对，有效维护香港金融市场稳定，全力提升风险应对能力。

编辑：哈元源、莫洁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