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炜光

国家主席习近平说深圳「用40年时间走过了国外一些国际化大都市上百年走完的历程」，这「确实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习近平没有明言是哪些国际化大都市，但毗邻深圳的香港便一直自诩是国际化大都市，而香港也确实走了170多年才走到今天的境地。深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埋头苦干下，成功创造了「奇迹」，这怎能不教港人深思。我们的出路在哪？问题在哪？挑战在哪？答案在哪？深圳今天已明显超过香港，再过10年，深圳特区成立50年时，香港会是怎样？会否是堕后、堕后再堕后，以至失去璀灿光芒？

反对派一定说「只要有政制改革，社会利益透过民主政制作合理分配，那么香港社会便一定能进步了」。这其实只是wishful thinking(妄想)。西方政体近年已经证明所谓Democracy（民主）已变质为 Vetocracy（否定式民主），民粹主义当头，不讲科学理性的发展规律，凡事只是各种公权力在互相羁绊，而不是一条心向前发展。香港自回归祖国23年以来，民主制度确实是发展了，以前我们连英廷会派谁来当港督也无从置喙，1997年开始我们的特首是选举产生的、以前的立法会一百多年都没有民选议席，直到1985年因为香港即将回归，才引入功能团体这间接选举，到了今天直接选举和类近直接选举（「超级区议会」议席）已在立法会过半了；但香港的政局却只是日趋混乱，深层次问题如楼价超高、年青人无法上流等问题却不断恶化。香港除了实践了Vetocracy外, 毫无寸进。然而毗邻的深圳在这23年里却凯歌猛进，华为、腾讯、大疆不断壮大，以至名扬世界。华为和腾讯更因为太成功，美国无力招架，还招来美国政府以粗暴方法打压。回望香港这23年，能有这样的企业成功发展起来？

习主席在总结深圳发展的十条经验时，第一条便说要「始终保持经济特区建设正确方向」，又说要「以思想破冰引领改革突围」。香港因为是「一国两制」，不可能照跟深圳，但任何城市发展都不能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像香港在回归23年来，遇事便只懂閙哄哄，然后互拖后腿，这只是透过「否定」来彰显所谓「民主」，犠牲的是香港的发展和全体港人的利益，巩固的是在回归前便存在的大利益集团和凭口舌（近年则加上「勇武」）上位的宵小政客。基本法的政制设计本来是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令香港可以在回归后更放光芒。但在境内外势力的肆意阻挠下，在司法机关无限扩权的情况下，香港发展被大大滞碍了，举其重要的有：

2019年10月，行政长官援引存在近百年的《紧急法》设立《禁止蒙面规例》（《禁蒙面法》），法庭竟然判决不合宪，令香港局面更难收拾。

2011年4月18日，港珠澳大桥司法覆核，香港高等法院判决香港环境保护署署长败诉，决定撤销对工程批出的环境许可证。港珠澳大桥香港段工程被迫延迟动工。虽然港府最终上诉得值，但要多付逾80亿公帑。法官一纸判决，80亿港元便浪费了。

香港的部分法官们肆意扩权，拖香港发展后腿，俨然一副主宰香港发展的架势；但在2014年6月中央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把「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视为「治港者」一份子时，香港法律界尤其反对派又呱呱叫，说影响「司法独立」。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输的只是香港的整体利益。

其实司法界要有独立审判权，并无不妥，但其审判标准除了法治外，还要有国家，有香港，要时刻考虑国家和香港的整体利益，而不是把香港抽空作为法治概念试验场或乌托邦，肆意把「自由、民主、人权」无限诠释，反对派趋之若鹜的西方「司法独立」也绝不是这样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就任时便必须对宪法宣誓，承诺「对付美国海内外的敌人」，这便是在「履行独立审判时，心中要有国家」的经典范例。再说一次，这不代表一定要判政府赢，而是作出判决时不会不考虑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不会把香港抽空为一个无国家无整体利益，只管实践「人权」理念的乌托邦。

回说香港要发展，不想在10年后被深圳更大幅地抛离，第一步便是通关。当然，这是在疫情受控下通关。怎样做，例如援引《紧急法》规定全民强制检测（注意是：强制），切实找出隐形患者，否则香港疫情没完没了，纵使勉强通了关，只会引来更大的危机，甚至祸及深圳和国家以至全球。然而一旦这样做，法庭又会伸出它的手，说这措施违反人权，又把香港视为「人权乌托邦」，于是香港又再度原地踏步，伊于胡底，再一次显现Vetocracy的「威力」。这是关心香港的人所愿见吗？时不我待，香港若不重回行政主导的正轨，下苦功追落后，只会更落后！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作者为前新闻统筹专员、公关顾问

编辑：严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