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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荆社评：香港再出发必须从根本上厘清政治体制
日期：
2020-10-12
来源：
紫荆
字号：大中小
文｜本刊评论员
经历“修例风波”和新冠病毒疫情双重冲击的香港，正面临重回发展正轨的关键时刻。如何团结全港市民，凝心聚力共同抗疫，重振经济、改善民生，破解深层次矛盾，实现香港再出发，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然而，新老乱港派无视香港整体利益及市民疾苦，处处搞政治对抗，近期又老调重弹，挑起政治体制之争，鼓吹“三权分立”，蒙蔽误导市民，极力挑战行政长官权威和行政主导体制，企图阻止香港再出发的步伐，对此，建设力量自然应予坚决反驳。同时必须看到，由于乱港派长期颠倒是非，不仅一些市民在思想上积非为是，实践中立法扩权、司法独大现象也屡有发生，阻碍了基本法确定的行政主导体制有效运行，对香港的繁荣稳定也造成影响。当此之际，必须首先厘清政治体制，既讲清道理、明辨是非，又完善制度、纠偏正误，才能为香港再出发提供坚实的政治体制保证。“一国两制”的构想者邓小平1987年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就专门指出香港不适宜搞“三权分立”，这是基本法起草的重要指导原则，贯彻基本法起草的全过程。从基本法明文条款规定看，行政长官在特区政治体制中处于“双首长”“双负责”、超然于“三权”的核心地位，负责执行基本法，执行中央人民政府指令，签署立法会通过的法案，公布法律，任免法官等。行政、立法、司法机关分工负责，行政、立法机关相互制衡、相互配合、相互监督，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都通过行政长官向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由此可见，香港的政治体制问题法有明文，早有定论，再也清楚不过。但反对派每隔三五年，总要跳出来，挥舞“三权分立”的旗子鼓噪一番，绝不是因为他们不清楚基本法的规定，而是他们认定，只要反复翻炒，总会有人糊涂受骗，也总能给香港搅局添乱，这样才好向西方主子交差讨赏。回过头看，反对派长期在政治体制上绞尽脑汁鼓风起浪，也确实对香港造成不少伤害。从认识上看，不少市民对政治体制的看法被反对派严重误导，习非成是、误入歧途。反对派对基本法条文视而不见，提出种种错漏百出的歪理邪说，操纵一些媒体进行轰炸式渲染，打著“大律师”“教授”的专业幌子摇唇鼓舌，甚至渗透霸占学校教科书。不少市民包括青少年被洗脑，对“一国两制”下香港宪制秩序产生错误认识，给“自决”乃至“港独”等分离思潮泛滥埋下重大政治隐患。从实践上看，香港政治体制运作出现偏差，立法扩权、司法独大。在所谓“三权分立”幌子下，反对派议员假借权力制衡之名，滥用议事规则疯狂“拉布”“流会”，进行“揽炒”，肆无忌惮骑劫议会，瘫痪施政；超越基本法和现行香港法律规定，对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频频提出“不信任案”；一些议员还长期利用议事规则漏洞，提出违反基本法条文的提案，形成议事规则凌驾基本法的荒唐局面；部分激进派议员更滥用权力，抹黑中央，为挑战“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违法暴力恶行撑腰。司法机关早在回归初期处理“居留权案”中就出现扩权倾向，甚至宣称对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行为有违宪审查权。近年一些法官判决缺乏量刑标准，个别法官政治凌驾法治，变相为黑暴犯罪张目。近日多宗涉及“修例风波”及反对派政治人物相关案件的量刑更是备受争议，被认为是“警察拉人，法官放人”，违法暴徒从轻发落，判刑也多是服务令，动辄便予以保释，以致大批嫌犯畏罪潜逃。从效果上看，特区政府施政严重受阻，经济受损、法治不彰。在反对派“拉布”下，创科局耗时3年才成立，文化局因“拉布”胎死腹中，“明日大屿”计划被迫搁置，启动遥遥无期。反对派滥用司法覆核阻挠施政，司法覆核许可的申请总数由1997年的112宗，大幅增加至2019年的3,889宗，给社会带来重大经济损失，更带来严重恶劣的社会政治影响。远的如公民党支持的港珠澳大桥司法覆核案引致工程延期最少造成65亿港元额外工程费，近的如去年“修例风波”期间，法院一度裁定行政长官引用紧急法订立的《禁止蒙面规例》违宪，引致全国人大法工委发出批驳声明。当前，“修例风波”已渐平息，香港国安法的实施给反中乱港分子带来极大震慑，反对派败相显露，但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再次鼓吹“三权分立”，就是妄图故伎重施，进一步削弱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管治权威。必须看到，虽然实行行政主导已有明确定论，但过去反对派鼓吹“三权分立”屡屡得手、造成破坏，说明关于政治体制的法律制度还有反对派可以利用的漏洞，特区政治体制的实际运行还存在明显偏差，行政主导的配套体制机制还不够完善。当务之急，除了明辨是非、讲清道理，必须下决心推动一系列结构性变革，使香港政治体制重回基本法规定的正轨。要强化中央在确定香港政治体制中的主导作用。香港特区实行的制度包括政治体制，是由宪法及基本法加以规定的，是国家事务、中央事权。中央需要发挥主导者角色，行使宪法和基本法赋予的对港全面管治权，对香港的政治体制进行制度性纠偏。要坚决维护行政长官在特别行政区的核心地位。进一步完善中央对行政长官的实质任命制度，维护行政长官的“双首长”地位，落实行政长官依据基本法执行权，处理与基本法相抵触的立法会议事规则事宜、议员违反宪制誓言丧失出任资格事宜等，完善行政长官对法官的实质任命。要确保立法司法机关在宪制范围内行使权力。落实基本法、香港国安法关于立法会议员参选资格、公平选举、宣誓就职及丧失资格的规定，确保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立法会议事规则与基本法条文相抵触的内容应尽快纠正。研究推动司法改革，回应市民设立监察司法及量刑委员会、设置专责处理司法覆核申请的法庭、加强法官宪法与基本法培训等呼声，从制度上避免司法政治化，保证真正的司法独立，挽回司法信心。香港正迎来由乱及治的重大转折，必须趁势而上，从根本上为香港政治体制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回归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和行政主导，确保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有效施政。唯有如此，香港才能突破困境，减少内耗，昂首阔步踏上再出发之路。
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0年10月号
紫荆社评：香港再出发必须从根本上厘清政治体制
2020-10-12 1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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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评论员
经历“修例风波”和新冠病毒疫情双重冲击的香港，正面临重回发展正轨的关键时刻。如何团结全港市民，凝心聚力共同抗疫，重振经济、改善民生，破解深层次矛盾，实现香港再出发，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然而，新老乱港派无视香港整体利益及市民疾苦，处处搞政治对抗，近期又老调重弹，挑起政治体制之争，鼓吹“三权分立”，蒙蔽误导市民，极力挑战行政长官权威和行政主导体制，企图阻止香港再出发的步伐，对此，建设力量自然应予坚决反驳。同时必须看到，由于乱港派长期颠倒是非，不仅一些市民在思想上积非为是，实践中立法扩权、司法独大现象也屡有发生，阻碍了基本法确定的行政主导体制有效运行，对香港的繁荣稳定也造成影响。当此之际，必须首先厘清政治体制，既讲清道理、明辨是非，又完善制度、纠偏正误，才能为香港再出发提供坚实的政治体制保证。“一国两制”的构想者邓小平1987年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就专门指出香港不适宜搞“三权分立”，这是基本法起草的重要指导原则，贯彻基本法起草的全过程。从基本法明文条款规定看，行政长官在特区政治体制中处于“双首长”“双负责”、超然于“三权”的核心地位，负责执行基本法，执行中央人民政府指令，签署立法会通过的法案，公布法律，任免法官等。行政、立法、司法机关分工负责，行政、立法机关相互制衡、相互配合、相互监督，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都通过行政长官向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由此可见，香港的政治体制问题法有明文，早有定论，再也清楚不过。但反对派每隔三五年，总要跳出来，挥舞“三权分立”的旗子鼓噪一番，绝不是因为他们不清楚基本法的规定，而是他们认定，只要反复翻炒，总会有人糊涂受骗，也总能给香港搅局添乱，这样才好向西方主子交差讨赏。回过头看，反对派长期在政治体制上绞尽脑汁鼓风起浪，也确实对香港造成不少伤害。从认识上看，不少市民对政治体制的看法被反对派严重误导，习非成是、误入歧途。反对派对基本法条文视而不见，提出种种错漏百出的歪理邪说，操纵一些媒体进行轰炸式渲染，打著“大律师”“教授”的专业幌子摇唇鼓舌，甚至渗透霸占学校教科书。不少市民包括青少年被洗脑，对“一国两制”下香港宪制秩序产生错误认识，给“自决”乃至“港独”等分离思潮泛滥埋下重大政治隐患。从实践上看，香港政治体制运作出现偏差，立法扩权、司法独大。在所谓“三权分立”幌子下，反对派议员假借权力制衡之名，滥用议事规则疯狂“拉布”“流会”，进行“揽炒”，肆无忌惮骑劫议会，瘫痪施政；超越基本法和现行香港法律规定，对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频频提出“不信任案”；一些议员还长期利用议事规则漏洞，提出违反基本法条文的提案，形成议事规则凌驾基本法的荒唐局面；部分激进派议员更滥用权力，抹黑中央，为挑战“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违法暴力恶行撑腰。司法机关早在回归初期处理“居留权案”中就出现扩权倾向，甚至宣称对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行为有违宪审查权。近年一些法官判决缺乏量刑标准，个别法官政治凌驾法治，变相为黑暴犯罪张目。近日多宗涉及“修例风波”及反对派政治人物相关案件的量刑更是备受争议，被认为是“警察拉人，法官放人”，违法暴徒从轻发落，判刑也多是服务令，动辄便予以保释，以致大批嫌犯畏罪潜逃。从效果上看，特区政府施政严重受阻，经济受损、法治不彰。在反对派“拉布”下，创科局耗时3年才成立，文化局因“拉布”胎死腹中，“明日大屿”计划被迫搁置，启动遥遥无期。反对派滥用司法覆核阻挠施政，司法覆核许可的申请总数由1997年的112宗，大幅增加至2019年的3,889宗，给社会带来重大经济损失，更带来严重恶劣的社会政治影响。远的如公民党支持的港珠澳大桥司法覆核案引致工程延期最少造成65亿港元额外工程费，近的如去年“修例风波”期间，法院一度裁定行政长官引用紧急法订立的《禁止蒙面规例》违宪，引致全国人大法工委发出批驳声明。当前，“修例风波”已渐平息，香港国安法的实施给反中乱港分子带来极大震慑，反对派败相显露，但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再次鼓吹“三权分立”，就是妄图故伎重施，进一步削弱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管治权威。必须看到，虽然实行行政主导已有明确定论，但过去反对派鼓吹“三权分立”屡屡得手、造成破坏，说明关于政治体制的法律制度还有反对派可以利用的漏洞，特区政治体制的实际运行还存在明显偏差，行政主导的配套体制机制还不够完善。当务之急，除了明辨是非、讲清道理，必须下决心推动一系列结构性变革，使香港政治体制重回基本法规定的正轨。要强化中央在确定香港政治体制中的主导作用。香港特区实行的制度包括政治体制，是由宪法及基本法加以规定的，是国家事务、中央事权。中央需要发挥主导者角色，行使宪法和基本法赋予的对港全面管治权，对香港的政治体制进行制度性纠偏。要坚决维护行政长官在特别行政区的核心地位。进一步完善中央对行政长官的实质任命制度，维护行政长官的“双首长”地位，落实行政长官依据基本法执行权，处理与基本法相抵触的立法会议事规则事宜、议员违反宪制誓言丧失出任资格事宜等，完善行政长官对法官的实质任命。要确保立法司法机关在宪制范围内行使权力。落实基本法、香港国安法关于立法会议员参选资格、公平选举、宣誓就职及丧失资格的规定，确保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立法会议事规则与基本法条文相抵触的内容应尽快纠正。研究推动司法改革，回应市民设立监察司法及量刑委员会、设置专责处理司法覆核申请的法庭、加强法官宪法与基本法培训等呼声，从制度上避免司法政治化，保证真正的司法独立，挽回司法信心。香港正迎来由乱及治的重大转折，必须趁势而上，从根本上为香港政治体制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回归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和行政主导，确保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有效施政。唯有如此，香港才能突破困境，减少内耗，昂首阔步踏上再出发之路。
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0年10月号
紫荆社评：香港再出发必须从根本上厘清政治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