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秉坚
在疫情爆发的初期，本港不少专家经已估计秋冬季将会爆发第四波疫情，近日本土感染个案再有上升迹象，抗疫工作必须保持最高状态，以减轻疫情对本港未来经济民生的影响。
新冠肺炎是一种高传染性的疾病，要抗疫必然要减少人群聚集，降低病毒传播风险，同时亦会无可避免地对社会运作、市民生活习惯造成一定影响。
内地成功抗疫的经验，一定程度是建基于果断的“封城”措施之上，这是有赖于社会制度的建设才能达至全民抗疫的效果。然而，在香港的城市管理系统与政治制度之下，特区政府似乎很难将内地的防疫措施直接在香港复制。
笔者从事社会福利服务工作，为新来港定居人士提供适应生活的培训及相关服务，服务单位中有“港漂”的同事，有来港家庭团聚的内地居民，同时有少数族裔人士，虽然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但彼此对抗疫的态度均十分一致。在疫症爆发的初期，“港漂”同事在内地返港会主动自我隔离，目的是希望做到最高的预防状态，这是他们的个人素质。相对于没有按照政府的隔离措施、自由在社区活动的人士，他们为香港社会带来的更高的感染风险。若市民能够将抗疫意识时常都放在首位，即使病毒需要在短时间与人类共存，市民受到感染的风险会大大降低。
为了阻止病毒的扩散，政府强制执行隔离措施，但明显这种方式治标不治本。过去香港防疫的经验已告诉市民大众，正常的生活和社会经济是必然会受到防疫措施停摆，每一个香港市民都会受到深切的影响。在第四波疫情爆发前，政府在卫生防护的工作不能够再被动，除了“限聚令”这类措施之外，必须加强市民对卫生防护的个人意识，做好社区教育工作，通过与社福机构、学校或社会持份者的协作下，推动各阶层和年龄组别的人士加深认识，让人人都能自律，较不断加强罚则更有效。
“官民合作”这个概念在香港推动多年，却基于政府林林总总繁琐的程式，而未能有效在不同部门与各个民间组织之中普及。政府应在这一次预防第四波疫情的工作上，与社区的持份者协力共同打造一个目标一致的抗疫平台，并在政府投放的资源与政策上能够拆墙松绑，使相对应的专案和措施能够更适时在社区推动，做到“官民合作 与民同行”这个简单的理念。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作者为注册社工、香港菁英会副主席
编辑：严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