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时指出，要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央做出这个新发展格局的部署，并不意味著放弃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国际大循环战略，也不会在参与全球分工格局上有丝毫后退，而是根据世界经济和全球化新形势，以及中国进入的新发展阶段，旨在通过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拓展比较优势战略，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新版本和新格局。

文 ｜ 北京     蔡昉

一、改革开放与发挥比较优势——

通过改革开放，中国既引进了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等稀缺要素，也使自身劳动力丰富的资源比较优势得以发挥，为中国的制造业产品赢得了国际市场，为经济增长创造了重要的外需拉动力。

40余年前，中国的改革与开放是同时发生的。1979年4月，邓小平首次提出开办“出口特区”。同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和汕头以及福建省的厦门建立出口特区（后来称作经济特区），标志著对外开放的开始。随后在20世纪80年代先后确定了14个沿海开放城市，按照开放体制的要求建立了海南省，进而又开放了长江沿线城市和沿边以及内陆城市。从21世纪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等区域均衡发展战略，意味著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中国于1986年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GATT）缔约国地位的申请，20世纪90年代，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做出努力，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通过梯度式推进区域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扩大对外贸易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等一系列举措，中国深度介入到世界分工体系中，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可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开放条件下的改革，对外开放也在改革过程中不断推进，国内经济发展与融入全球经济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这个时期形成的国际大循环格局依据的是比较优势原则，在这一轮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交换资本和技术要素密集型产品，从国际贸易以及对应的外商直接投资中获益，及至开始全方位地拥抱经济全球化。

影响一个国家参与国际循环有诸种因素，既包括所实施的对外开放政策方向，也包括通过双边和多边协议及待遇安排所形成的贸易环境、受全球经济周期影响的世界贸易发展状况、与宏观经济波动相关的国内经济形势，以及该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等等。由于全球化和世界贸易的发展不是波澜不惊和一往无前的，因此，一个国家参与世界经济分工的具体方式和格局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中国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实践始终与国内经济循环密切结合、相互交融，但是，随著各种影响因素的变化，经济循环的重点和方式也将与时俱进，这就需要进行战略调整和格局转换。

通过梯度式推进区域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扩大对外贸易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等一系列举措，中国深度介入到世界分工体系中，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图为工人在一家新能源汽车工厂的全自动化生产线工作

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国参与国际大循环经历过几个发展阶段。1978-1986年期间是对外开放的起步阶段。从货物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来看，这个时期中国从仅相当于全球贸易依存度不到一半的水平，实现了对世界整体水平的赶超。1987-2001年外向型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已经稳定超过世界整体水平。2002-2008年期间，中国在加入WTO后形成了一个参与世界经济分工的高潮，2006年中国的贸易依存度高达64%，比世界整体水平高出16.3个百分点。2009年以后，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同时中国的制造业比较优势也发生了逆转性的变化，中国进出口贸易下降的幅度和节奏都快于世界整体，近年来贸易依存度已经低于世界水平。不过，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的降低，并不意味著对外开放程度的式微，也不意味著中国在与全球分工体系脱钩。

在过去40余年的时间里，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取向的经济改革，促进了资本、劳动、土地等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激发了要素供给的活力，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释放了人口红利，中国因此创造了全球所有经济体中增长速度最快、世界经济史上高速增长延续时间最长的发展奇迹。同一时期的对外开放，既引进了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等稀缺要素，也使自身劳动力丰富的资源比较优势得以发挥，为中国的制造业产品赢得了国际市场，为经济增长制造了重要的外需拉动力。与此同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促进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增加了城乡居民收入，使改革开放成果得以充分分享。

在改革开放时期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以及赢得国际竞争力所依托的资源比较优势，是特定人口转变阶段和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一个国家的人口转变过程，通常是遵循随著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生育水平下降的规律演进。中国的生育率下降首先推动人口转变进入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于总人口增长的阶段，形成了一个具有“食之者寡、生之者众”特征的生产型人口结构。这样的人口结构通过劳动力充分供给、人力资本迅速改善、投资回报率提高和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改进等因素，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收获了人口红利，同时通过参与世界经济分工把潜在的比较优势转化为中国制造业产品的竞争力。

随著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逐渐减慢，老龄化程度持续提高，人口结构的生产型特征便会式微。具体来说，2010年，中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达到数量峰值，随后这个年龄组的人口便进入负增长。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20年，中国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将比2010年降低5.2个百分点。这个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的转折点，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和比较优势动态有著重要的影响，标志著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变化。

中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交换资本和技术要素密集型产品，从国际贸易以及对应的外商直接投资中获益，及至开始全方位地拥抱经济全球化。图为山东省枣庄市一家玩具公司工人在制作出口的玩具产品（图：新华社）

首先，这标志著中国经济超常态增长时代的结束。随著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改善、投资回报率和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等因素，都发生了不利于高速增长的变化，降低了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能力，因而也就使实际增长率形成向下的趋势。例如，以2010年为基准，此前十年GDP的年均实际增长率为10.3%，之后十年（2009-2019年）GDP的年均实际增长率降低到7.7%，而且下行的趋势仍将继续。由于这个增长减速是符合经济发展阶段性规律的趋势，并且在减速之后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能力也是相符的，因而这个较低的增长速度是新常态，也是健康、可持续的。

其次，这意味著低成本劳动力不再是中国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比较优势依托。在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滞的前后一段时间里，产业和贸易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都与比较优势的变化有关。由于人口结构变化，2004年在沿海地区第一次出现“民工荒”现象，随后各地和各行业便普遍面临劳动力短缺。这预示著中国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开始丧失，依托这一比较优势的制造业增长相应减慢。2006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峰值，随后该比重便开始下降，从高点的32.5%降低到2019年的27.2%。

此外，还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观察中国比较优势的变化。一是贸易对象的变化。以丰富的劳动要素与稀缺的资本要素进行比较优势互补，是劳动力丰富这一资源禀赋条件下中国的贸易特点，因此，过去中国进行贸易的对象主要是高收入国家。一旦比较优势发生变化，以高收入国家为对象的出口比重就会下降。实际表现为，该比重从2006年的81.4%降低到2018年的69.6%。二是制造业比重下降对贸易下降的影响。中国的传统比较优势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贸易结构中的体现是制造业产品出口比重大，例如，2018年中国制造业产品在全部货物出口中的比重仍然高达93.4%。因此，一旦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下降，就会减慢贸易的增长速度，表现为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从2006年64.0%降低到2019年31.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循环，依托的是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理论依据是由李嘉图最早提出并经许多现代经济学家完善的比较优势理论。在经过第一个人口转折点之后，中国出现普遍性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工资成本持续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农业劳动力大规模向非农产业、城市和沿海地区转移，也改变了劳动力过剩的状况，劳动力充裕的比较优势必然相应丧失。然而，这并不意味著比较优势理论错了。按照一般的理论预期，比较优势本来就是动态变化的，一种要素相对稀缺性提高和相对价格上升，终究会诱致出其他要素密集型的产业发展。这具体表现为中国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出口产品的资本密集度和技术密集度显著提高。与此同时，依据比较优势原则的发展模式既没有失去有效性，也需要根据发展阶段变化不断拓展，形成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有赖于实施比较优势发展模式的新版本。

扩大投资需求的著力点在于企业自主投资和发展战略引导的基础设施建设两个方面。图为经历最长停航度汛期后，三峡船闸正式恢复运行（图：新华社）

第一，从产品贸易到价值链贸易。以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广泛应用为特征的新科技革命，使每一种产品的生产都要依靠其他（国家）生产者提供的部件和成分，任何国家都不再能够宣称拥有独立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传统的产品贸易相应变成了价值链贸易。因此，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实际上是在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中地位的表现。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以及贸易模式的相应转变，增强了中国产业的穿透力，即便在失去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以后，仍可借助在诸多生产过程和技术环节中的价值链比较优势，紧密镶嵌在全球供应链之中，避免不必要的和有害的脱钩。

第二，从雁阵模型的国际版到国内版。以往的经验是，当一个经济体丧失劳动力丰富这一资源比较优势之后，劳动密集型产业相应转移到具有更丰富劳动力的其他经济体。这表现为东亚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依次从日本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再到东南亚等国家，及至中国沿海省份，被经济学家概括为“雁阵模型”。由于中国内地是一个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区域性差异较大的经济体，具有典型的大国效应，传统产业在向其他国家转移之前，尚有较大的余地在国内不同地区重新配置。这种实践也可称为“国内版雁阵模型”。产业在区域间转移本身，以及派生的具有补短板性质的后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都可以显著地提升投资需求。由此来看，补齐发展短板与开启新增长点，两者既是一致的，也同样拥有巨大的需求潜力。

第三，从关注供给侧到关注需求侧。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关注的是国家之间在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上的差异，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依托的都是资源比较优势带来的生产端低成本。其实，对投资者和合作者来说，潜在的消费者群体和销售市场，从来都在决策中占有足够大的权重。面对拥有世界最多人口和庞大且日益增长的中等收入群体的中国，贸易伙伴和投资者在进行这样的决策时，需求侧的考量必然具有格外大的权重。即便是在遭遇新冠肺炎疫情情况下，潜在的合作伙伴在对供应链进行“安全性”考量（脱钩）与“盈利性”考量（不脱钩）的权衡时，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无疑会显著加大后一砝码的分量；对中国经济来说，越是充分发挥这个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就越是能够稳定并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在实践中真正拓展比较优势战略，并不是自然而然或水到渠成的，而是需要实施一系列改革开放新举措和政策调整手段予以推动。国际经验表明，许多国家在遭遇传统比较优势丧失带来的发展挑战之际，未能与时俱进地做出必要的战略调整进而实现发展格局的转换，因此进一步发展的供给侧驱动力和需求侧拉动力同时显著减弱。结果便是这些国家在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前后陷入经济增长停滞，进而长期徘徊于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来说，在新的发展阶段上，通过进一步改革开放和系统性政策调整，从扩大国内消费、挖掘投资潜力和保持全球价值链地位等方面全面施力，形成双循环发展格局，才能如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并更好向前发展。

中央提出双循环战略，不是简单地意味著把对经济增长的关注点从供给侧转向需求侧，或者把需求因素的关注点从外需转向内需，而是在辩证分析国际经济环境和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基础上，做出的更强调全面、协调和均衡发展的战略部署。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根本要求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著力点是全面打造比较优势战略的拓展版，直接目标是实现经济增长供给侧动力、需求侧拉力，以及外需与内需之间的均衡。为此，需要继续深化体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在相关领域推进制度建设和政策调整。最紧迫和最具有针对性的改革领域及议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稳定和扩大出口、保持外部需求可持续性的关键，在近期看，是充分利用中国经济从新冠肺炎疫情中率先复苏的先机，以及应对巨大冲击中表现出的韧性，发挥中国经济增长对疫情后世界经济复苏的贡献作用；从长期看，需要把创新发展与拓展比较优势有机结合起来，紧密嵌入到全球分工体系，在稳定全球供应链的同时，保持和增强自身的价值链地位。同时，顺应世界经济多极化的趋势，依托“一带一路”建设，在形成更加多元化对外开放格局的同时，也能够获得更加安全可靠的外部需求。

其次，扩大投资需求的著力点在于企业自主投资和发展战略引导的基础设施建设两个方面。推动企业投资的重点是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发育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维护充分和公平竞争，促进各种市场主体的创新和创业。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关键，一方面是补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短板，另一方面是抓住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中国所处的新发展阶段上，新的经济增长点通常也是制约发展的短板所在。因此，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可以大力挖掘投资需求的潜力。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以及在产业升级换代的过程中，部分传统基础设施已不足以发挥应有的支撑作用，因而产生诸多对新基础设施的建设需求。实施一系列国家发展战略，如新一轮区域均衡发展战略，也将产生对交通、运输、能源和城市建设的新需求。例如，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既是区域内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及珠江三角洲九个城市之间的“强强联合”，也是这一经济发达地区与内地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互补。因此，这一国家战略将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促进双循环。

最后，提升消费需求的关键是保持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增长、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和扩大再分配。2020年，中国将以高于世界银行绝对贫困线的脱贫标准，实现农村贫困人口的全部脱贫，转向依靠长效机制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是新的发展阶段上增加收入和改善分配的良好起点。按照一般规律确定相对贫困标准，保持绝对贫困人口不复产生，持续解决相对贫困现象，就可以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一个以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有利于最大化挖掘居民消费潜力。

提升消费需求的关键是保持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增长、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和扩大再分配。图为香港特区政府近期宣布进一步放宽若干社交距离措施后，市民在餐厅内用餐

增加居民收入是创造和扩大消费需求的根本源泉，是需求侧拉动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手段。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居民消费需求具有最大的潜力，也是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关键，需要以居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为前提。改革开放以来，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与GDP增长的步伐总体上是一致的，但不同时期的同步性有所差异。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GDP增长领先于居民收入增长；本世纪以来，两者的同步性显著提高；中共十八大以来，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了GDP。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仍将保持在健康合理区间，只要保持这个同步关系，居民收入就可以实现期望的增长。

增加居民收入是创造和扩大消费需求的根本源泉，是需求侧拉动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手段。图为湖北省武汉市一家水上乐园于8月举行2020年电子音乐节的现场

经济社会发展对公平和效率都有要求，两者之间并不必然具有非此即彼或此消彼长的关系，践行新发展理念和转变发展方式将促进两者的有机统一。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个转变既有共享发展的目标要求，也有经济增长创新驱动的途径要求。创新的核心是提高生产率，需要在一个市场主体充分竞争、优胜劣汰的环境中进行。只有社会政策充分托底，并保障职工的基本生活不因部分企业在竞争中失败受影响，这个创造性破坏的机制才是积极有效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家的经验表明，在社会支出与GDP比率（体现社会保护水平）和劳均GDP（体现劳动生产率）这两个指标之间，存在著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更大力度的再分配有利于消除优胜劣汰的后顾之忧，在提高社会保护水平的同时，提高企业效率和社会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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