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邢云超

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属于伦理学范畴,最早出现于19世纪初的英国。哲学家遵循「某种行为提升幸福最大化（Maximum happiness)即为正确，反之错误」予以定义，倾向性地认为一个人的动机和手段与行为结果相形之下无足轻重。因此，对于个体行为的判断准则是该行为对快乐和幸福正面影响及促进程度。功利主义是一种以实际功效或利益作为标准的伦理学说。人类对自身的认识随著社会进步不断深化，人类伦理原则随著时代变化因此不断演绎。

经济学家JS密尔(John Stuart Mill)强调功利主义在行为上的标准幸福是与此有关联的所有人的幸福而非行为者个人幸福。「当你待人就像期待他人待你一样，功利主义道德观就达到理想完成的地步」。200多年前，英国哲学家J.边沁(Jeremy Bentham)创造了功利主义哲学，用以指导英国法律制度改革，后经济学家翰穆尔改造成为经济学基本哲学并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维度。

功利主义思想在东西方均有其渊源。虽然在新的历史时期颇受诟病，但对于社会文化和市场经济影响难以祛除。比如，在探究和处置利益及道义不同哲学范畴方面，孰重孰轻，谁先谁后，如何因果等等。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以为人要理性控制欲望，才能达到幸福至善，此后，其门生柏拉图便承继该理论并视之为洞穴之光。功利主义的至高推崇，过快的城市化步伐已经催生所谓网络流行语「灵魂跟不上身体」。

进入20世纪90年代，人口膨胀、环境恶化和种族冲突，已经成为全球问题，严重制约人类健康发展。世界各国长期追求之发展模式亦备受质疑，单纯依靠经济窜升所引起的社会进步是浮华的、也是脆弱的。以利益驱动和功利心发展势必一方面引起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恶性竞争和不良循环，另一方面，贫富悬殊、社会动荡，其发展模式必将难以持续。新的发展观取而代之的迫切性与日俱增。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之初，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国家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得利益阶层面临义和利的权衡和取舍。功利主义者首先支持个人欲望满足和物质财富积累。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方面，竞争纷呈，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财富阶层的浮现，物质的快速聚集，贫富差距的拉大，漠视了公平，助长了拜金。资源被滥用，物欲难抑制，某种意义上忽视了社会公德，为社会发展衍生了不和谐现象。

「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大部分地区发展和更多人走向共同富裕」为邓小平1985年3月28日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东部带西部，先进带落后，点对点一对一帮扶，在全国范围星罗棋布。有观察家发现，「在此过程中，除了为加快上市努力创业，财富阶层更多圈钱，致使贫富两极分化，鲜有看到财富阶层道和义」。

四十年经济快速发展的事实证明，物质财富集聚未必必然导向道德标准提升。所谓GDP及物质文明亦难以直接引起精神文明并和科教文化同步发展，从而在尊严、自由、个体与集体、精英与大众之间交相互动。反之，物欲横流、道德缺失、不择手段及追名逐利引发更多负面社会问题。

学界认为，中国多年的改革开放隐含不少功利主义元素。过往政策衡量标准往往就看有否利益于经济指标，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牺牲了社会公德和人文关怀。「不论是社会功利还是个体功利，一切行为皆最大化所谓社会福利，其目的的正当性证明手段的合理性，趋利避害，最大化效用函数」。堪称「后果主义」评估标准虽然某种程度上推进了市场经济，但毕竟少不了把市场视为工具之嫌。

持续10个月的世纪瘟疫依然无法遏制。冲撞国际秩序，破坏全球格局，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乃至科技教育均留下难以愈合疤痕和驱之不去之痛。如何发展经济和灾后重建成为各国新问题和新课题：是让功利主义卷土重来，指挥和导引经济秩序，还是危机之中锁定契机，是抓速度促生产还是重质量求品质，是搞形式主义塑造形象工程，还是长远视之，完善社会基础建设，创造社区人文环境。诸如此类，尚需思考。

2020年是中国「十三五」实现之年，也是脱贫攻坚决定性之年。为持续增收、稳定成果，国家提出「四个不摘」。既授之以鱼亦授之以渔。高层视教育均等和扶贫扶智公共服务为久久为功之事，在强弱协作、定点扶贫机制及教师下沉贫困地区诸方面措施良多。然而，新的国内外形势之下，经济和民生改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和农民中的现代技术开发和应用势必成为国家振兴战略有力抓手。

中美从贸易战到金融战再到科技战，从华为被断芯再到中美所谓全面脱钩，归根结底是科学技术之抗衡，甚至是基础理论和基础教育的较量。美芯片公司及英特尔公司先后对华为新禁令生效已一周，日后台积电、高通、三星及美光亦或跟进。华为及其70家附属公司「被处极刑」，而对中国的制裁，最后可能出现非美国企业都不能向华为供货的困境，既做死了国际供应链，当然也暴露了国内产业链之脆弱和欠缺。

中国产业链处于全球中下游，始终跟跑科技领域。自2001年入世，中国对美国技术依赖度快速增加，到2016年达到峰值，专利互持差额近2万件，其间严重漠视了集成电路和软件开发在信息产业和科技变革的龙头力量与核心作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科学技术，其所获利润并非传统观念的劳动剩余价值而是依赖基础研究和基础教育的发明创造及持续作为。

基础教育是创新源头，属于动态概念，和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势不两立。基础教育是指人们成长过程中为获取学问先期掌握的各种知识，是造就人才、提高国民素质的奠基工程。它具有独立的教育价值，而且不依附于其它类型和层次教育的价值。虽然不能否认其承载著为高一级教育机构输送生源事实，但是强化素质教育、固化育人机制而非层层选拔的独立价值观显然是深化教育改革之先导，因此需要改善科教生态环境，释放原创动能，变短板为长板，加快实现从1-100到0-1制式转换。

在成功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科学探索的纯正性及自然性追求不会成为功利或者实用主义附属物或衍生品。国内完善的产业链之关键环节即创新链条。基础研究是前端，产业开发及应用为中端和末端。基础研究做好了，产业技术才能爆发式突破，踏上自主创新之路，通过产业链水平横向及垂直整合，形成国际竞争力产业集群。尽管政府带动和财政投入以及产学研合作被视为高效创新模式，但是，只有原始创新能力提升和相关机制构建才是核心所在，而原始创造力总是和基础教育相提并论。

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经济体均擅长在科技创新源头做文章。基础研究和基础教育始终一贯成为焦点。芬兰、以色列、日本因应时代之需日前废除教科书及压缩学科分类，增加跨学科及通识教育，倡导现象教学和情景教学；而中国国内教育急功近利，南辕北辙。升学率、排名次及超前补习如火如荼，各地重金打造学区房，名校指标强压天性发展，功利性指挥棒破坏了科技创新大环境，打垮了原创生命力。专业设置与就业市场急功近利无缝对接，基础理论和人文社科缩水受限，职称、论文、奖评等不良机制亦扼杀了人文氛围下创新性培育和扶植。

在不同历史时期，功利主义之于政治经济、科教文化以及法律法规均有不同功能和正负作用。在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上也一度为国人提高了目标感和存在感，但同时也为人情缺失、人性挑战带来困扰或不确定因素。从科教文化角度看，功利主义也始终提供了竞争机制和发展空间，然而，从其义务论和道德原则出发，仍需人力、物力、财力及智力上相互融合，优化内部占有结构，辩证地利用功利主义合理方面，巧妙地避免利己主义。

随著经济纵深发展，利益最大化、享乐主义甚至铺张浪费甚嚣尘上。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中，功利主义在推动社会发展造福人类社会有其值得肯定的工具性积极一面，但科学有功利性更有文化性，二者之间应该始终保持必要的张力。科学技术又是第一生产力，知识技术及人力资源已经成为全球市场生存的决定因素。国家科技创新力的第一源泉就是人。所以，以人为本，因果清晰。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潮起又潮落，后浪推前浪。究竟如何在现实中动态地、辩证地对待和利用功利主义，为中国2035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和2050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突破自我桎梏进行量的积累，进一步从哲学高度透视和探究更加科学的理论原理和更高层次的审美情趣似乎不可或缺。胡适先生曾提出要多研究问题，少谈点主义，今天索性重操「主义」，毕竟「主义」的探讨或许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及时启发警醒他人，策略地引导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作者为香港社会学学者、语言学教授及剑桥智库创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