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面向未来，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我国主动应对百年变局、开拓发展新局的全局性谋划，也是著眼于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培育新形势下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性布局。香港在我国扩大开放中具有难以替代的独特地位，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完全可以发挥更好作用。

文 ｜ 北京    王一鸣

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主动应对变局、开拓发展新局的全局性谋划。今年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在进出口中的占比进一步提升。上半年“义新欧”中欧班列发送量同比增长157.1%，图为满载防疫物资的“义新欧”中欧班列（义乌—马德里）（图：新华社）

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

主动应对变局、开拓发展新局的全局性谋划

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在外部环境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情况下，主动应对变局、开拓发展新局的全局性谋划。

8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合肥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到，在当前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图：新华社）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的“变”既表现为生产力层面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也表现为生产关系层面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国际政治格局调整。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重塑各国经济竞争力消长和全球竞争格局，成为影响世界变局和大国兴衰的主要力量。与此同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收缩，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造成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特别是美国对我国战略遏制日趋强化，单方面挑起经贸摩擦、科技脱钩、金融施压，并在其他领域频频对我发难，在香港、新疆、南海等问题上制造事端，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深刻变化，不仅出口面临外部需求萎缩的影响，而且进口也面临国际供应链调整和美国技术“断供”的制约，必须在应对变局中主动谋划战略调整。

8月19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安徽省马鞍山市考察调研。这是习近平在中国宝武马钢集团生产车间，了解企业复工复产和经营情况。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经济将可能长期低迷的外部环境下，我们要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优势，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现代化水平（图：新华社）

从国内看，我国即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持续快速发展，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具有多方面发展优势和条件。我国拥有包括4亿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还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日趋明显，是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国。与此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还面临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因素相互交织带来的困难和挑战，城乡、地区发展不平衡，实体经济供需结构不平衡，供给结构跟不上需求结构的升级，传统产业陆续达峰后转入平台期，新兴产业发展迅速但优势还不强，新动能难以抵补旧动能衰竭，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科技“卡脖子”问题凸显，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循环仍然不畅，必须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培育发展新优势，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

繁荣国内经济、打造未来优势的战略性布局

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性布局。

改革开放后，我国从设立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起步，逐步扩大开放。1988年中央提出“沿海发展战略”，利用我国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与国际资本和技术嫁接，发展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加快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快速增长。随著我国逐步成长为“世界工厂”，全球大体形成了以美欧为消费市场和研发中心，东亚特别是中国为生产基地和制造中心，中东拉美为能源资源输出地的“大三角国际循环”模式。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模式遇到挑战，内需与外需不平衡，投资与消费不协调，国内需求潜力难以有效释放，工业比重过高且附加值低，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强化。在此背景下，中央提出要把扩大内需作为长期战略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大三角国际循环”模式也暴露出问题，美西方出现过度消费、过度负债，制造业空心化、中等收入群体萎缩，民粹主义滋生，推动全球化发生重大转折，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思潮抬头。美国更是奉行“美国优先”战略，试图改写国际经贸规则，维护在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新冠肺炎疫情加剧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大三角国际循环”模式大有走向终结之势。

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经济将可能长期低迷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努力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推动消费结构升级，鼓励扩大民间投资，释放巨大内需潜力。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优势，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短板产品的国产替代，培育国内可替代的供应链，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现代化水平。发挥我国科技资源优势，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增加原创技术和战略高技术供给，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发挥我国生产要素丰富优势，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破除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降低生产要素的使用和物流成本，疏通供给和需求、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形成生产主体与国内市场良性互动，提高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发挥对外贸易大国优势，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贸易，将对外贸易与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相互衔接，通过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提升外商投资企业根植性，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

“双循环”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媒体把关注点更多放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上，将之解读为“内卷化”，担忧“中国发展将向内转”。这是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误解。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在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明显增强的情况下，通过深化改革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以更好联通国内和国际市场，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事实上，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活动都不可能完全封闭起来运行。中国早已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体系，即便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也离不开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配合，产业技术进步也离不开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封闭起来脱离世界主流，只会拉大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国内经济大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我国参与国际循环遇到阻力和挑战，并不意味著国际循环重要性的下降。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一致的。推动高水平开放，就要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就要更加积极主动推进深化改革，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促进国内规则规制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更好联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推动我国企业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实现更好发展，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外资企业已深度参与国内经济循环，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技术进步作出重要贡献。图为辽宁省鞍山经济开发区帮助区内的外资企业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助力重点外资企业有序复工复产，4 月 23 日，德科斯米尔（鞍山）线束系统有限公司的工人已经复产，在车间内生产汽车线束（图：新华社）

外商投资企业是联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纽带。外资企业已深度参与国内经济循环，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技术进步作出重要贡献。外资企业还通过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跨境流动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并带动国内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成为推动国内国际循环的重要力量。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要求进一步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实施好《外商投资法》及配套法规，对在中国注册的企业一视同仁，放宽市场准入，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更好发挥外资企业“外引内联”的独特优势，更大限度地挖掘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的潜力，维护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高度重视发挥

香港在“双循环”中的独特作用

香港在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作出过重要贡献，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改革开放初期，香港利用拥有欧美市场配额等优势，为内地带来大量出口订单。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香港80%以上的制造业转移到珠三角等地，促进内地出口导向型制造业迅速发展，助推内地产业融入全球产业链。香港回归后，其在国家双向开放中的桥梁作用更加凸显。

要更好发挥香港在国家高水平开放和参与国际循环中的支撑功能。图为去年的香港金融科技周吸引超过12,000名来自60多个经济体的与会者（图：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

香港是全球重要的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拥有高度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以及遍布全球的商业网络，具有东西方文化交汇的独特优势。近年来，香港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促进人员、物资、资金、信息便捷有序流动，取得明显成效。面向未来，在国家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应高度重视发挥香港在国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独特作用，更好促进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有效对接。

一方面，要更好发挥香港在国家高水平开放和参与国际循环中的支撑功能。发挥香港国际联系广泛的优势，探索香港和内地企业共同进行海外投资，开拓国际市场。发挥香港国际化专业服务优势，扩展和优化国际服务网络，为内地企业提供咨询和信息支持。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作用，为内地企业“走出去”提供投融资和咨询等服务。强化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支持内地企业在香港设立资本运作中心及企业财资中心，开展融资、财务管理等业务。发挥香港经贸规则、规制与国际高标准规则对接的优势，在内地高水平开放中更好发挥示范作用。

另一方面，支持香港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国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枢纽作用。依托香港的海外商业网络和运营经验优势，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和国际组织总部在大湾区落户，或在大湾区设立全球研发中心、实验室和开放式创新平台，集聚更多国际高端要素和人才，提升大湾区对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加强香港与大湾区和内地港口、机场合作，建设海港和空港联盟，提升香港的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功能，把香港打造成为国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枢纽。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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