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炜光

说的是郭荣铿和“揽炒派”。 今年 4 月13日国务院港澳办及中联办（两办）联合发表声明，指责郭荣铿滥用“主持”职权，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郭荣铿等人为了阻挠《国歌法》恢复二读审议，竟然在主持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选举时“恶意拉布”令立法会停摆达 7 个月。中联办的声明清楚指出因为郭的滥用职权，令多达 14 条法案未能及时审议，超过 80 条附属条例无法修订。两办当时既是首次联合发声，也采用了极严厉的字眼。但郭荣铿竟然用轻蔑的态度回应， 说要教他怎样主持会议，“悭D喇﹗”（省省吧）。郭当时那种气焰，那种“蓝血大状”的不可一世，扑面而来。 然而“正义只会迟到，不会不到”，郭荣铿在 7 月30日被选举主任DQ（取消参选资格），翌日（31/7）郭意兴阑珊，旋即辞去房屋委员会公职， 原来最后“悭D喇﹗”的是郭自己。

这事告诉大家尤其“揽炒派”， “盲反”是没有前途的。尊重国歌是全球真正的“普世价值”。郭和一众“揽炒派”滥用职权，令民生受累（例如令在职妇女有薪产假由10 周增至14 周，无法通过，令这段期间的在职产妇白白失去了 4 周有薪假期），只会天怒人怨。更重要的是，政治博弈必须精确估算自己和对方实力，博弈要有理有节，不能感情用事，冲动而为。郭及一众“揽炒派”誓要“去中国化”，不对包含国家象征意义的国歌有起码的尊重。今天的局面，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揽炒派”自找的。

执笔之时，反对派金主又在公开呼吁反对派“总辞”（集体辞职）。金主的具体内容是“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未来一年的立法会安排，是不包括 4 位被DQ议员的，那么泛民全体议员应‘总辞’”。金主的盘算是抢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前作决定，威胁中央。他们是在试探中央底线，倘若中央经多方考虑， 俯允他们的要求，让4 名被DQ 议员可以参加未来一年立法会工作， “揽炒派”便可以向其支持者说：“看﹗民意的威力多大，中央政府也不能不让我们三分﹗”。若中央坚持原则，反对派便希望透过“总辞”制造轰动，吸引国际媒体注意，引发国际“严厉制裁”。反对派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反对派以为这是很聪明的一招，这其实是“七伤拳”，未伤人前先伤己。

很简单， 一个立法议席的含金量很高， 每年可以向特区政府拿到逾400 万港元的薪津，最要命的是：津贴。因为议员助理全赖这份每月 20 多万港元津贴作薪金，这也是津贴的原意，津贴每位议员，让他们有足够人手协助其完成立法会工作（例如作政策和法例研究）及在地区/选区服务市民。议员一个人的薪金有逾 10 万港元，过去 4 年赚得盆满钵满， 当然能熬过未来一年，但一众助理呢？以每位助理平均月薪约 2 万元计， 一位立法会议员随时有10 -12 名助理。以现时 24名反对议员计，便有逾 240 名议员助理在今年10 月开始失业。难道金主把这240 多人全包起，这里涉及的资金是逾 7 千万港元。难怪在 8月4 日那天，美国领事要被人拍到去造访梁家杰了，或许是借此想告诉外界和梁家杰，“我们有印美钞机，要多少有多少，7 千万港元连 1 千万美元都不到，算不了什么﹗”

24 名反对派议员若“总辞”， 其实是“仓皇辞庙”， 以悲情牌来试图维系其支持者。然而时移世易，今天的“辞庙”和 1997 年特区刚建立时的情况很不一样了。笔者当时亲历了“九七总辞”，为了 1997 年“落车”（即不参加临时立法会），整个财务工作准备了至少一年多，并向海外华人成功筹款，经过充分估算，在“子弹”尚算充足情况下才“落车”，一众议员助理虽然失去了公帑支持，但仍然“有粮出”（记忆中支票由笔者签发），而且涉及的助理才 30 人左右。今时今日，在连一个月的准备时间也没有便决定“总辞”，“子弹”何来？难道逾 240 名议员助理真的去花园道美领馆处排队“出粮”（领工资）？再者，1997 年用过“总辞”这一招，特区安然无恙；今天再用同一招，能有多大效果，笔者存疑。

4 月中时 24 名反对派立法会议员一起与郭荣铿召开记者会， 亲历郭那句“悭D 喇﹗”，今天24 名议员随时“仓皇辞庙”，而且财务不继，效果成疑。原来“由悭D喇﹗” 到“仓皇辞庙”只经过了不到4 个月，真的是天理循环，报应不爽﹗

作者为前香港政府新闻统筹专员

来源：直新闻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