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炜光

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昨日召开了一个约2小时的会议，会上最令外界瞩目的议程便是：决定是否革除戴耀廷教席。一时间，纽鲁诗楼入口处记者云集，镜头林立。据了解，戴耀廷的教席最终在18对2的绝大比数下通过，即时解雇，不作补偿。1980年代即戴耀廷入读港大法律系时，法律学院是设在纽鲁诗楼的（记忆中在5楼），戴可能想不到约35年后他会在这里结束他港大法律学者的生涯。按理，戴在早年便在港大拿到终身教席，他是可以在港大法律学院工作至退休（终老）的；但因为戴自己的选择，令他一步步陷入今天的境地，由发动非法「占中」、因而身陷囹圄16个月以至坚决与国家民族对著干，倡议「真揽炒十步」，到今天首先被「揽炒」的却是他自己。

回想1980年代戴还是一个青涩少年，他在约1987年开始以大专学生代表身份参加了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笔者则是1985-1986年的学界咨委之一，和戴既认识也交接过工作），亲历了基本法的咨询工作，甚至在那里的秘书处邂逅了他今天的妻子。平心而论，上天（或我们基督徒的用语：神）对戴不薄。戴既能经历香港回归的大时代，更因为他是念法律的，参与了基本法的咨询（全港当时约600万人口，只有180位咨询委员）工作，令他的经历更扎实。以中央政府对治港人才求才若渴，戴緃使未能像他的同学袁国强一样成为律政司司长，最少也可以成为一位法律界名嘴，以他的经历和学养，为落实基本法解惑释疑，而不是落到今天被即时解雇的下场。

笔者在2013年7月2日曾举办了一场有时任行会成员张志刚、中原地产创办人施永青和戴的同场研讨会。由于当时戴刚提出「占中」不久，他的出现吸引了满堂记者。笔者清楚记得戴当时说「占中」不一定要发生，只是一种「倒逼」中央政府的手段。当时笔者心中打个兀突，香港这1100平方公里的地方，凭甚么去「倒逼」管辖著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央政府。这个实力对比绝对不对称，要令中央听你的，只能是讲道理，而不是要挟人家。到了2014年「占中」爆发前夕，戴要求的更明确，那便是基本法内没有的「公民提名」，最令笔者不解的是戴曾为基本法咨询委员，明明知道基本法第45条内写的普选是「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而这个条款早在1990年4月4日即「占中」提出前的23年便已通过了，当时还获社会大力支持。可能戴那时已太著迷于他从美国那边学来的「非暴力抗争」，于是不理1990年时中央和香港社会的共识，坚持以非法「占中」来倒逼中央。「占中」最终在2014年9月底爆发，延宕79天，从此香港走向撕裂，也打开了以「大规模违法行为作抗争」之门。

之后戴越走越远，对香港的伤害也越来越深。期间又搞了「雷动」和「风云」计划；到今年还没坐完16个月牢，就举办所谓「初选」，意图达致他的立法会「35+」大计，瘫痪特区政府。在中央提出香港国安法前一个月的4月底，戴还写出了《真揽炒十步》的文章，要揽著我国执政党跳崖，而陪葬的却是他口中念兹在兹的香港。笔者不想对戴转变的背景作没证据的揣测，但戴这样越走越远，有点不能自拔的况味。笔者估计可能源自他误信了「非暴力抗争」（其实根本是「颜色革命」）的抗争手法，复又以「违法达义」来自圆其说，更以「法不责众」来鼓动其他人参加，于是越陷越深。

戴在被解雇之后，即时在社交媒体上载一篇中英文的帖文，阐述他的心情。笔者注意到帖文的头像刚换了戴年轻时的照片（据他说是1985年，即基本法刚开始草拟的那一年），戴的解说是「当时我问自己：『我的前路会是怎样的呢？』，走过30多年，想不到我仍是要问：『我的前路会是怎样的呢？』」。这充分显示现时已身为人夫人父的戴对前路的惶惑。然而戴在思考自己的前路时，又可曾想到自从大约7年前当他开始迷上了「倒逼中央」后，多少学子因他的「启蒙」而走上歪路？多少年轻人因为他的倡议而毁了前途？多少年轻人因而身陷囹圄而更感前路茫茫？多少家庭和朋友关系因他的倡议而撕裂（笔者也曾身受其苦）？香港整体社会又因他的倡议而伤筋动骨，并在2015年时和普选擦身而过﹗不过现时的港大同学也可能因为慑于香港国安法，戴被解雇的消息一出，连一点较具体的行动都没有，或许港大同学对戴已经不再感冒了。

最后令笔者深感惋惜的是：直到被解雇的今天，戴仍然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若有疑问『一国一制』是否已临到香港，我的个案应足以释疑」。戴同学，你错了﹗而且错得很离谱。你个人的经历不会成为「一国两制」成败的试金石，反而因为对你作出应有的处理（例如28/7的即时解雇）而更突显其生命力，更突显其正气弘扬和法治精神。我们广大香港市民，港大的绝大多数同学和毕业生要的是安居乐业，「一国两制」行稳致远，要的是以专业去贡献国家；而不是以「35+」去瘫痪政府，倒逼中央，刻意去缔造政治经济危机。戴同学，你明白吗？

作者为特区政府前新闻统筹专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