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从武汉向全国蔓延，危及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在这个紧要关头，香港特区政府驻武汉经济贸易办事处（以下简称驻武汉办）主任冯浩贤没有乘坐最后一班返港的飞机，而是选择坚守武汉，冒著在疫区工作的巨大风险，承受著身体和心理的极大压力，尽心尽力为滞留湖北的4,200名港人提供帮助和服务。他说，作为特区政府在武汉的代表，心里很清楚自己肩负的责任，就是要照顾好每一个在湖北的香港人。

文｜本刊记者 张晶晶

武汉封城前我选择留下来

记者：1月23日10时起，武汉市政府发布公告，全城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此后湖北其它各地也陆续封城。面对一夜之间按下暂停键的城市，您感受到了哪些突如其来的变化？

冯浩贤：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远远超过了预期。去年年底，我就听到一些关于新冠肺炎的消息，武汉的医院里陆续出现了病例。当时我在香港休假，觉得应该提前做准备，于是立马打电话给在武汉的同事们，告诉他们购买口罩、消毒水和防护用品，提醒他们要注意清洁卫生，我也在香港采购了防疫物资带回武汉。1月20日，钟南山教授说病毒“肯定有人传人现象”，大家的警觉性立刻提高了很多，原来武汉市民大多数不佩戴口罩，后来都自觉戴上了，我和同事上下班也戴口罩。1月23日凌晨4点，我的电话突然响起来，收到通知要封城了，这对于所有人来说是个很大的意外，谁都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封城，让人有点猝不及防。

记者：武汉下达封城令后，许多人赶在最后一刻离开，但是您拒绝坐上最后一班返港飞机，而是继续坚守武汉。您出于哪些考虑选择留下来？

冯浩贤：下达封城令那天是农历二十九，此前我跟很多在武汉的香港朋友一样，已经买好机票，准备乘坐当天最后一趟航班回香港过春节。但是在那个紧急时刻，我必须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留下或者离开。其它国家驻武汉总领事馆乱作一团，总领事要么不在武汉，要么回国休假，一听说武汉要封城就立刻准备撤退，某国不到一个星期把全部核心人员撤走，总领事馆也关掉了。但是在那天早上，我没多想，便向香港总部提出决定自愿留下来，同大家一起面对疫情，因为很多香港人还没有离开，我作为特区政府驻武汉的代表，是港人的主心骨，就像一条船的船长，船出事了，船长绝对不能先走。我心里很清楚自己肩负的责任，就是要照顾好每一个在湖北的香港人，确保所有香港的朋友能够安全离开，稳住大家的心！于是我把当天的机票退掉，跟航空公司说我不回去了。然后，我当天早上把驻武汉办改为临时的指挥部，成为照顾港人的基地。

记者：您为了工作一直坚守在武汉，因此错过了为女儿庆祝生日，家人能理解吗？

冯浩贤：我们一家人很团结，太太和儿女们对我都非常理解，知道我在外面拼，他们都支持我，给我加油，希望我做好在武汉的工作。封城那一天，太太原本等我回家一起吃年夜饭，但是凌晨4点多我打电话告诉她不回来了，她什么话都没说，唯一一句话就是要求我注意清洁卫生。这次很遗憾错过了女儿的生日，每天我和女儿都透过手机视频联络，一起聊聊天，给她讲讲我在武汉的所见所闻，她也为我打气加油，叮嘱我不要染病。有家人的支持，我心里很踏实，我也信守诺言没有生病。

和我一样，在武汉的其他香港同事全部自愿留下来。有一些同事尚未结婚，就跟父母说一声不能回家过年，父母都理解；有一些同事的家人比较紧张一点，但是依然支持他们的工作。真的很感谢我的团队，为了帮助滞留的香港朋友，大家留守武汉一起打拼，因为我一个人不可能扛下所有的事情。

“千里送药”解燃眉之急

记者：疫情期间，有多少港人滞留湖北？他们遭遇了哪些困难？

冯浩贤：滞留港人的数量和分布范围远超预想。从数量来说，最初估计滞留在武汉的港人大约200至300名，那时很多人已经回香港过春节了，但是实际人数远超预期，因为很多老家在湖北的港人回来过春节，滞留总人数达到4,200多名，这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从分布范围来说，滞留湖北的港人分得很散，最初估计可能大部分人在武汉，后来发现不全对，他们的家分散在湖北各地，除武汉之外，还有荆州、宜昌、黄冈、恩施等等。据统计，这些人一半是香港永久居民，一半是在香港念书、做研究或者与家人一起生活。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因为他们持有香港身份证，他们都是香港居民，我们就要一视同仁，给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援和服务。

在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香港朋友遭遇了许多困难。比如，有的人原本只是回湖北过春节，没想到走不了，要求特区政府安排他们返港；有的人长期生病，只带了一点备用药，因为不能回香港看病，有些药在内地又买不到，眼看药就快要吃光了很着急；有的人家里有小朋友，需要购买婴儿配方奶粉；有的老人欠日用品需要得到帮助等等。大家的心理压力很大，每天很多人给驻武汉办打电话，有抱怨吃住行不便的，有要求马上回家的，甚至有半夜打电话骂人发泄情绪的，这些我们都能理解。我也常常给接电话的同事打气，有时陪他们一同听电话，希望可以减轻一些压力。

在港人遇到的问题里，吃药难是最突出的。就像上面提到的，很多回湖北探亲的港人长期生病，药吃完了想去当地医院取药很困难，因为那时医院都在收治新冠肺炎病患，门诊都不开放，大多数药房也没营业，即便营业也不一定有药，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只能给我们打求助电话。于是，我们从二月初便建立了一个“千里送药”系统。第一步是取药，香港公立医院留存病人看病的记录，病人把他们的资料给我们，我们再送到卫生署和医院管理局作配对并分析病情，然后让香港医生开具额外的药给他们应急。第二步是送药，这是最麻烦的一个环节。因为香港和武汉间的交通断了，送药需要很多方面配合才能完成。在中联办的协调下，药物得以顺利过海关进到内地，并且找到快递公司把一批批药运到武汉。我们拿到药后还须分发出去，那时武汉到各市州交通不便，我们就透过湖北省港澳办找到中国邮政帮忙送药。期间还有其他单位帮忙，比如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香港和深圳海关等等。鉴于送药属紧急情况，这些单位十分配合我们的工作，一路开绿灯。从2月初到4月底，我们共计发放20多批药给300余人，让病患可以及时吃到药，这样既可以让他们不必那么快赶回香港，减轻一些香港的压力，也能让大家增强对香港政府的信心。

还有一个难题是口罩。那时口罩十分紧缺，大家都在抢购。我们动员其他驻内地办事处一起采购口罩，一些香港的热心朋友也给驻武汉办寄送口罩，请我们分发给在湖北的港人。我们收到后，按照每个人20个的标准，为一百多个家庭邮寄了口罩。

记者：那时驻武汉办处在疫情中心区，在如此困难的形势下，你们得到了哪些帮助和支援？

冯浩贤：在武汉办留守的只有6个人，但是要面对4,200位港人，工作真是千头万绪。我们建立了一个小组，我是组长，每天向香港的领导汇报，让香港总部知道武汉的情况以及怎样配合武汉前线的工作，还要跟中央和湖北省不同有关部门和人员接头协调，并把办事处同事的生活都安排好，让他们可以专心工作；另一位副主任是副组长，负责送药、送口罩、运输等后勤工作；其他同事接听电话、处理个案，这是大家的分工。虽然每天工作量巨大，忙得透不过气来，但是我们士气挺高的。

当然，光靠我们自己不可能把所有事情办好，所以我在武汉的重点就是找“外援”，把所有能帮助我们的人拉进来。例如香港入境事务处、卫生署、政制及内地事务局、中联办、工联会等等。我在手机上建了很多微信群，包括送药群、口罩群、奶粉群、包机群等等，不同的群干不同的事，只要有人愿意帮忙，我就把他们拉进群里。每天我都时刻盯著手机，出现问题马上想解决方案，不同问题拿到不同群里去处理，从早到晚精神高度集中，手机响个不停，吃饭也只能随便应付一下。

因为工作关系，我和湖北省和各市（州）外办联系较多，他们非常给力，做了大量工作。驻武汉办不是一个很大的单位，对身处武汉之外的港人鞭长莫及，我们就请外办帮忙，透过他们的力量抱住港人。外办依托各地网格员挨家挨户上门统计，然后将搜集到的港人信息反馈给我们，便于我们掌握最新情况。遇到港人生病、缺少生活物资、出行不便等问题，外办就帮助协调联系有关部门，提供紧急支援。

还有一些非政府机构也来帮忙，他们有自己的优势，可以深入到社区和居民中间。非政府机构的志愿者同滞留港人线上聊天，倾听他们的诉求，为他们作心理辅导，还帮助没办法出门的港人代购生活物资，帮忙照顾他们在港的老人、交房租。有些港人钱花完了，生活拮据，这些机构便动用慈善基金拿些钱给他们应急。

记者：在武汉封城一个多月后，特区政府于3月，连续安排两批共8架次包机，接载1,000余名滞留在湖北的香港居民返港。特区政府是怎么做出包机这个决定的？乘包机的这1,000多人分布在湖北多个城市，你们怎样联系并组织他们坐上包机？开展了哪些检测？

冯浩贤：那时特区政府也早有包机打算。香港的情况比较复杂，不仅要面对从湖北回来的香港人，还有全世界回来的香港人，以及在香港染疫的本地居民。但是香港的检疫能力、医院收治能力都有限，如果同一时间很多生病的香港人回来，能不能接得住？能不能全部接受治疗？特区政府一直在准备包机方案，因为说到就要做到，确保将大家从湖北各地接到机场、检疫上机、到达香港、下机到隔离营的整个流程都安全妥当。

需要搭包机的港人分散在湖北各地，而且乘坐的包机航班也不一样，把每一个人准确无误地送到机场，这项任务的难度非常大，特别是当中有孕妇、老人、参加公开考试的学生、患重病的病人等等。我们与湖北省港澳办合作，找到了一些规模较大、能提供长途运载服务的出租车公司，将搭乘包机港人的住址、电话等资料提供给他们，双方约定好时间，协调好接机需求，安排从家到机场的点对点接送，全程都做足防护，香港入境事务处同事亦全程监控，确保无人“走失”。

罹患新冠肺炎的港人治疗费用全免

记者：有多少港人感染了新冠肺炎？当时武汉定点医院均床位告急，感染者如何得到妥善治疗和安置？

冯浩贤：感染新冠肺炎的港人共有14位，12人经过治疗后康复出院，有两位老人家不幸去世了。在我们收到的一个求助案例中，有一家人回到武汉过春节，先是一个人生病，然后交叉感染，导致全家都生病。发现这种情况，我们争分夺秒帮他们找病床。2月初，由于生病的人实在太多，方舱医院还没有建好，定点医院都忙不过来，我就透过不同的人找不同的渠道，庆幸得到了很多帮助。谢俊明先生开办的武汉亚心总医院是一所定点治疗新冠肺炎的医院，他对我讲，只要是香港的朋友感染肺炎，保证他们到亚心医院得到治疗。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武汉华润医院也为我们提供了援助，虽然这些医院已经人满为患，但还是尽量想办法腾出床位。后来方舱医院一开，许多轻症患者就移到那边去，医院有床位腾出来，或者其他医院新开了院区，我们赶紧把握这些机会，想方设法将生病的港人送过去。到2月底，这14位患者都得以入院治疗，那个时候我的心才踏实。

记者：治疗新冠病毒需要花不少钱，患病港人的医疗费由谁负担？

冯浩贤：当疫情爆发的时候，我就已经向有关单位询问医药费的问题，他们说得很明确，港人的待遇跟国内同胞一样，治疗费用都由国家承担。每位患者的治疗费用最少是5位数字，甚至是6位数字，如果没有国家承担的话，这么大一笔钱不是每个人都能支付得起的。所以，非常感谢国家的好政策，确保所有病患都得到免费治疗，这让大家感到安心。

记者：现在这些康复的患者情况怎么样了？

冯浩贤：患病港人都康复离开医院了，有一些因为要工作或照顾家人，已经回香港；有一些退休人士或者家庭妇女还留在湖北，因为湖北疫情逐渐好转，城市也解封了，生活又恢复正常了，所以没有著急离开。现在大家情况都不错，没有问题了，我们也没有再接到求助电话。

团结一心才能战胜疫情

记者：武汉已经逐步复工复产，全体市民接受了核酸检测，香港的疫情也在好转，但是鄂港之间的航班、高铁尚未恢复，人员流动还受到限制。请问这对两地的经贸来往有哪些影响？为促进疫情后的鄂港交流合作，驻武汉办有哪些新打算？

冯浩贤：疫情对鄂港两地交流造成很大影响。湖北第一季度GDP同比下降39.2%，进出口总值下降20.9%，工厂几乎都停工了，与外界的交通联系都中断了，好像经历了一场战争，打完仗要恢复过来需要一段时间。中央对湖北非常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确定了支持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揽子政策，各兄弟省份也纷纷支援湖北。香港正在积极与内地有关方面商讨恢复交通事宜，但这需要一步一步来。我相信湖北很快就能恢复过来。

在疫情期间，湖北的港资企业都停工了，像瑞安、香港置地、新世界等房地产企业在武汉有项目，但封城的时候大部分香港员工都回家过春节了，现在工人已陆续返工，项目运作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武汉亚心总医院在疫情期间成为一家收治新冠肺炎的定点医院，其它科室都暂停运作，现在又恢复正常收治其它病人了；还有一些如钢琴制造厂、餐饮公司等也都慢慢回到正轨。

我回武汉第一个目标是重新建立起所有的联系。发挥驻武汉办的桥梁作用，向湖北提供关于香港的资讯，帮助正在恢复的湖北企业寻找与香港合作的机会，让希望加强鄂港两地合作的朋友透过我们的渠道做事情，重新上路为湖北发展做贡献。第二个目标是运用科技手段办公。我准备筹办一些线上的论坛、会议，介绍香港最新抗疫情况和商机，疫情改变了传统工作模式，出于安全因素考虑，将工作从线下转向线上，借助科技解决很多原来解决不了的问题。

记者：时隔两个半月，武汉于4月8日解封，您也暂时结束了在武汉的工作，于4月中返港。请您谈谈返港之旅的过程，以及居家隔离的生活和感悟。

冯浩贤：武汉解封后大家都很开心，我也终于可以回家了。回家之旅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第一件事是搞通行证，我住的小区给我开具了通行函，在武汉出发之前还要拿健康绿码，不光拿湖北绿码，还要拿深圳绿码，证明我是健康的，这也是鄂粤两地的要求。第二是交通，由于鄂港交通尚未恢复，所以要取道深圳回香港，我先从武汉坐飞机到深圳，在深圳机场转车到深圳湾口岸，过了口岸再坐车回家。一路检查很严格的，每到一个关口就查一遍，需要填写表格、查验证件，但是过程很顺利，从早上坐飞机到回香港家里差不多8个小时。第三是核酸检测，我在武汉做了鼻腔检测，医生拿一根棉花棒伸进我的鼻腔里面采样，30秒就搞定了，检测结果呈阴性后即可放行。

回到家后，我遵照特区政府要求进行了14天居家隔离。我太太把卧室让给我住，她就住在客厅当“厅长”。我每天一个人待在卧室，到了用餐时间她就把装饭的篮子放在门口，我自己打开门拿。晚上儿女们睡觉之后，客厅没人了，我做好防护安排后到客厅转一转，放放风。

居家隔离这段时间里，我静下心回顾了过去两个多月的抗疫经历，感到团结非常重要。在疫情最初期，武汉各方面条件十分艰苦，1,000万市民生活受到极大影响，但是大家非常团结，主动配合政府工作，听从统一指挥，因为大家知道，只有齐心合力才能战胜疫情，吵吵闹闹是没用的。病毒不分国家和种族，疫情当前没有谁可以独善其身，世界各国应该互相配合、互相帮助，对付病毒这个全人类共同的敌人，而不是互相指责和嘲笑。中国最早遭遇疫情，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都为我们提供了帮助；现在其他国家深陷疫情，我们感同身受，也向他们伸出援手。我想，这正印证了习近平主席所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发布于《紫荆》杂志2020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