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国际贸易和投资等活动，打破了现行全球产业链的正常运转，世界经济进入衰退期，企业倒闭和失业攀升加剧社会动荡。部分美欧政客为掩饰自身应对疫情不力，祭起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大旗，“甩锅”中国内地，国际政治环境急剧恶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向国会提交报告认为香港将不再获得美国特殊待遇，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多条制裁举措，包括取消香港特殊贸易地位、“制裁中国内地和香港官员”等，将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带来不利冲击。不过，美国制裁香港必然损害美国在港的商业利益，因此其不会肆无忌惮、恣意妄为。同时，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开放将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提供长足发展空间。总之，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经过几代人长期不懈地艰苦努力，持续不断打造起来的，香港金融业有信心直面挑战。

文｜香港 鄂志寰

美国对香港极限施压的可能选项

美国政府针对港区国安法推出极限施压。特朗普指责中国违反依据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的承诺，声称将取消给予香港同中国内地不同的特殊待遇政策并制裁任何“削弱香港自治”的中国内地和香港官员。

美国推出相关制裁行动可能在三个法案框架下进行，其法理依据分别是1992年的《美国－香港政策法》、2019年11月生效的修正案《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和正在立法程序中的《香港自治法案》。三者层层递进，密切相关。

199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美国－香港政策法》（United States - Hong Kong Policy Act）又名《香港关系法》，明确香港与美国的经贸关系与回归前维持不变。《香港关系法》列明：视香港为独立关税区；美国在经贸关系上视香港为“非主权实体”，与香港签订独立的经济、贸易和金融等方面的双边协议；自由兑换货币，香港可以自由兑换美元，不设上限；美国认可香港发出的护照及旅游证件，香港居民申请赴美国的签证，与中国内地居民的申请分开看待和处理。

2019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作为《香港关系法》的主要修正案。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制裁“负责侵犯香港人权的中国内地及香港官员”，美国务卿每年向国会提交报告，审视香港是否仍然有足够的自治权享受美国给予的特殊待遇。法案要求美国总统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交制裁“打击香港基本自由”的人员名单，可冻结其在美国的资产或拒绝其入境。法案要求美国商务部在180日内向国会委员会提交报告，评估香港是否有效执行美国针对敏感军民两用出口管制法例，以及美国或联合国对朝鲜或伊朗所实施的制裁。

2020年5月21日，美国两名参议员联合提交了跨党派草案《香港自治法案》。如果完成立法，将成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延伸和加强版，在不让有关人士进入美国以及冻结其在美国的财产等基础上，增加对与被美国制裁的人士和实体进行往来的外国金融机构进行制裁的内容。

6月4日，特朗普签署备忘录，要求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在60日内提出建议，打击在美国上市、不遵守适当会计准则的中国内地公司，以“保护美国投资者”。显然，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名可以推出任何措施，我们应该密切关注相关法案进展，未雨绸缪，提前应对。

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区不会对香港经济带来全面影响

美国改变对香港特殊待遇及采取相关制裁行动的影响程度因其措施的范围和力度而有所差异。

首先，特朗普发起对港制裁从属于中美战略博弈的大局，香港只是其打压中国的一枚棋子。美国制裁香港必然损害美国在港的商业利益，因此，其不会肆无忌惮、恣意妄为。

其次，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区地位不会对香港经济带来大范围的直接影响。因为香港作为独立关税区并非由美国决定的，而是早在1948年，WTO的前身关贸总协议就已适用于香港，1986年英国向总协定提交声明，确认了香港作为一个单独的关税地区，享有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自主权。因此，美国要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区地位只会是美国单方面的制裁措施，并不影响其他WTO成员给香港应有的待遇。从出口数量上看，香港本地生产的商品出口占整体出口不足1.2%，其余从其他地方转口，美国对转口商品并不视为香港的出口，取消香港在商品贸易上的独立关税区地位，对香港整体经济的影响有限。

第三，美国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区地位，可能会影响香港的信贷评级、营商环境和竞争力排名，进而影响国际和本地投资者的信心，或会引发资金外流，加大资产市场调整的压力，降低经济增长水准和活力。

第四，针对官员、企业和组织的制裁措施，其影响初期集中于个别受制裁的人士、企业和组织，不会对整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带来持续的打击。然而，若制裁目标和范围有所扩大，禁止美国企业和其他金融机构为他们提供服务，以至限制他们使用美元结算系统，将会较大程度影响内地和香港部分大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运作。

第五，美国限制/禁止内地或香港企业在美投融资，可能会迫使有关企业退市。这将对需要在美投融资的内地或香港企业带来负面影响，或需要转投其他市场，且若同时限制/禁止美国机构和企业投资内地或香港金融资产，即使内地企业回港上市其集资能力也会受到严重影响，给需要外汇资金维持和拓展国际市场的内地企业带来打击，不利内地企业“走出去”。不过，若内地或香港企业在美上市日趋困难，同时也会影响美国作为初创融资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第六，金融制裁措施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影响视其措施范围和程度而需要进行相应评估。美国是除中国内地以外于香港金融市场现货交易量最大的境外投资者，持有大量香港金融资产。外资投资内地股票和债券大多经过香港进行，有关措施会打击内地需要对外融资的企业，也将影响香港金融市场表现。

香港金融市场仍然具备较强的内在稳定性

香港经济举步维艰、金融制裁暗剑高悬影响香港信心，但是，就算经历惊涛骇浪，香港金融市场仍然能够正常运作，表现出一定的抗冲击性和韧性。其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内地经济稳健增长是香港金融市场保持稳定的压舱石。过去22年，香港实现了由区域性金融中心向全球领先国际金融中心的跨越，主要依靠两大支柱，其一是内地与香港不断增强的经济贸易联系；其二是香港良好的营商环境、简单低税制、资金自由港、与西方接轨的司法制度、金融监管高效以及最自由经济体等制度优势。二者的有机结合是香港保持经济长期繁荣稳定、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持续提升的扎实基础，亦是当前香港应对挑战、抓住机遇，加快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制胜之道。

目前，内地企业占香港股市市值和交易量的70%左右，只要内地经济稳定增长，香港股市对全球投资者仍具吸引力。2019年全年香港IPO继续保持了全球领先的地位，香港仍然是内地企业国际化发展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内地的主要平台。同时，香港银行体系的总资产超过24万亿港元，银行业贷款超过半数为非本地贷款，本地经济表现对银行业影响有限。

其次，香港恒生指数估值相对偏低，市盈率值只有10倍左右，对国际投资者仍较具影响力。目前，在港股交易的外地投资者中，内地占比为28.3%，超过了美国的23.2%和英国的17.2%，成为港股的最大外来投资者。

第三，与1997、1998年和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相比，目前香港金融市场基础更为稳健，金融体系运作透明度高和监管水准严谨，外汇储备和政府财政储备充裕，货币基础超过万亿元港币，港股市值超过35万亿元港币，有助抵御短期因素冲击。

第四，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为香港金融市场应对外部冲击提供了内在稳定器，近年来，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相配合，内地相继推出了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和基金互认等机制，推动制度衔接和政策融通，为香港金融和专业服务业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也有助于香港金融市场抵御外部冲击，保持市场的基本稳定。

第五，近日瑞幸咖啡引发中概股信任危机，特朗普和蓬佩奥分别敦促证券交易所收紧对中国内地上市公司的规定，中概股在美退市的风险逐日攀升，一些中概股选择来香港第二上市，阿里巴巴、京东、网易相继在港发行新股，预计 2020年全年香港将有130多只新股上市，融资额可能达到1,600亿到2,200亿港元，为香港资本市场带来新的增长点。

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开放将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提供长足发展空间

2020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及外管局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关于金融发展的主导思想具体落实到银行、证券、保险、投资等五大领域中，提出26 项重大举措，区域内金融机构将根据“成熟一项、推进一项”的原则，逐步有序地把26条措施逐项落实到金融产品和客户服务等方面，加快助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为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新的契机。

此外，内地陆续推出12项对外开放新措施和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投资额度限制以及RQFII试点国家和地区限制等政策，吸引外资进入内地资本市场，推动外资在内地股市和债市占比持续提升，进一步促进内地资本市场的开放。显然，中国内地金融服务业将进入开放引领的新时代，将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提供长足发展空间。

首先，香港作为中国内地资本市场对外联通的主管道，在为内地与国际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提供多样性选择的同时，也提升了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在中国内地金融市场开放模式中，沪港通、深港通和债券通率先实现了境内股票和债券市场与香港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香港作为全球资金自由港，具备辐射其他主要金融市场的先天条件，香港金融业通过多种类型的跨区域金融合作，大力增强与全球主要金融市场的联系。中国内地金融业亦充分发挥香港金融市场的整体优势，打造区域经营管理平台，全面加快境外资产积累和境外经营成果的显现，加快提升全球化投融资和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国际化管理和营运能力。

其次，香港市场具有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保障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香港金管局曾推出非常时期流动性便利措施和存款保障计划，有效控制了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自2010年起，香港金管局连续推出多轮按揭贷款审慎监管措施，提前防范楼市逆转导致信贷质素恶化的风险。过去数月，经济下行压力加剧，金管局也从纾缓资金压力、加强信贷能力和增加市场流动性三方面入手，包括容许企业客户“还息不还本”、推出“百分百担保特惠贷款”、下调逆周期缓冲资本，以及推出“美元流动资金安排”等，使金融体系能更顺畅地发挥资金融通功能，支援实体经济。国际银行业普遍把香港作为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首选平台，中资银行亦以香港为基地打造全球全面风险管理的能力，提升合规经营的意识和水准。

第三，香港为银行业提供完全竞争的市场运行环境，规范金融机构的经营发展和风险管理机制建设，有效防范和化解单一银行所面临的经营风险。香港具备良好的营商环境、简单低税制和与国际接轨的司法制度以及最自由经济体等制度优势，使之成为全球银行最集中的地方之一，香港银行体系的总资产，约为香港GDP的8.5倍。

第四，香港进一步提升银行业的金融科技水准和服务能力。香港较早完成了利率市场化，推动银行业大力拓展中间业务收入，弥补净息差收窄造成利息收入的减少。多年来，香港主流银行紧贴市场的发展需求，加强金融产品创新能力，积极开拓多元化收入来源；近期陆续推出的虚拟银行将进一步加大银行业整体的资讯技术资源投入，为客户提供选择更为多元、使用更加便利和更低成本的服务管道，提升客户体验。

第五，香港在离岸市场人民币业务方面具有先发优势和规模优势，拥有全球首家离岸人民币清算体系、全球最大的人民币资金池、活跃的人民币交易市场和较为多元的人民币产品体系。随著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离岸市场逐渐从香港扩展到东南亚，形成横跨亚洲、美洲和欧洲的离岸中心网路。在内地加快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人民币国际化将以市场驱动为主，更多地服务实体经济，服务“走出去”企业，而东南亚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区域，将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新的实验场。

总之，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经过几代人长期不懈地艰苦努力，持续不断打造起来的，香港金融业有信心直面挑战，未雨绸缪、开拓创新，不断提升金融市场效率和水准，有效控制金融风险隐患，更好地服务中国内地金融市场对外开放进程，在“一带一路”深化发展和大湾区建设全面展开进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以上两大核心内容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应对外部冲击的现实基础。

（作者系中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本文发布于《紫荆》杂志2020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