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志隆
人大料将通过并执行针对香港现状进行国安法立法，并放在《基本法》附件三，令其在港适用。措施展现了中央对港政策的主动性。周日(24日)的北京两会期间，王毅等中央要员再次申明中央对香港事务的主权以及立法的必要性。同一天的香港铜锣湾街头，反对立法的集会游行又一次演变成暴力冲突，而在各区也有签名支持立法的活动，香港社会多元声音可谓大鸣大放。
非最佳立法时机 支持、反对各有民意基础
在奉行「一国两制」且又缺乏国民教育的香港，对「国家安全」的概念无疑与内地民众相去甚远。但持续一年多的「反修例」事件的性质一再改变，部分外国政治人物与团体对香港局势已经由「过度关心」到「摆明插手」，我们也可以看到香港政治人物不时向美国政治人物「请益」，甚至连参选香港律师会的参选人也要去和美国的议员「见见面」。加上新冠疫情令到国际社会(特别欧美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有明显的转变，香港作为中国境内唯一一个「国安缺口」，这已经不是香港一个特别行政区的事情，而是国家整体安全相关的事情。笔者以为，或者今天不是立法的最佳时机，却已经是不能再推的时间点。
香港社会针对「港区国安法」的反应是两极化的。从刚过去的周末，无论是铜锣湾的集会游行演变成暴力，还是遍地开花的「撑立法签名街站」，都显示出对事件截然不同的两股民意。这主要在于香港社会自回归以来都不能将客观解读「一国两制」推广成为社会共识，各方面按自己需要各自解读「一国两制」，或强调「一国」或专讲「两制」，社会缺乏对「一国两制」的共识甚至在此题目上互相排斥，以致社会充满对「一国两制」的偏见。
准确了解「一国两制」应成为「香港共识」
在这种偏见未能消除的今天去推动「港区国安法」的立法，社会的摩擦与疑虑是可想而知，而国际社会也会因应香港社会内部的摩擦与疑虑，抱著一个巨大的问号：到底「一国两制，高度自治」这个承诺还存在并被实际践行吗？要回应这个问号，各级对港工作人员要留意短中长期三个关键因素的影响：
其一，中央政府与特区政府将如何配合，落实立法阶段。有关法律内容要尽可能客观透明，有关法律条文要尽可能降低对市民日常生活的自由影响，模糊空间越少，市民信心越大。
其二，要即时启动大型的「普法教育」，这包括对「国家安全法」的普法教育，以及对《基本法》的普法教育。短期内，具体向社会说明本次由中央就国安层面立法的「必要性」、「合理性」、及对「一国两制」的保护重用何在。让社会客观认识到立法对香港是起到保护重用，是保障「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关键，也不影响市民日常的各种自由，正是中央重视「一国两制」高于一切的决心，才会在条件不成熟的当下，果断立法。另外，应检讨并重新推动《基本法》普法教育，从根基解决「一国两制」各自解读的现状，努力创造对「一国两制」的「香港共识」。
其三，透过实际执法行动来建立信心。这是较为中长期才可见效，但又是必要性的措施。立法之后，如何在香港执行《国家安全法》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授权香港警方代为执法？或成立「国家安全部派驻香港办公室」在香港独立执法？涉嫌违法者，是会以何种形式被拘查？一般人如何避免误坠法网？执法过程是否可透明可见？案件执法会否向社会公开？有关执法机关会否受媒体或上级机关的监督？凡此种种疑问，都将影响香港社会对《国家安全法》以及「一国两制」的信心。有关权威部门须向社会说明。
要建立对「一国两制」与国家安全法的信任，正确宣传、公开程序、凝聚民意等手段都可以产生短期正面效果。更重要的是，应该在落实执法程序与真正执法的过程中，用实际行动来换取香港社会的信任，英语谚语所说：「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事实胜于雄辩，但这需要一点时间。这有点类同1980年代中央签订联合声明确认香港必须回归之后，在香港社会所产生的「前途危机」一样，中央政府也是透过一连串实际行动让香港社会确信「马照跑舞照跳」是可以存在的，而历史发展也证实当年中央政府抛出的「一国两制」承诺所言非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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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就是敢言」副主席
编辑：潘丽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