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邢云超
澳门行政长官贺一诚日前在立法会发表任内首份施政报告。以“砥砺奋进，共创新猷”为主轴，围绕8个重点，提出“抗疫情，保就业，稳经济，顾民生，推改革，促发展”。2020施政报告以科学、系统和缜密之特点充分凸显澳门政府务实、亲民和因地制宜作派，给澳门居民以安全感、信任感和美好期待。澳门回归二十年来，历届政府重民生、求发展，著力和谐稳定，追求国泰民安。澳门特区政府有理想、有担当、勤奋又本分，恪守职责、爱国敬业、在文化繁荣、国家安全和民族团结诸方面之作为和担当有目共睹，世人仰视。
新的历史时期，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快、变化大，可谓“濯足急流，抽足再入，已非前水”。澳门今日的成就在大中华区乃至国际社会铸就了标杆亦形成了垂范。“推改革、促发展”已经成为澳门主旋律。澳门要持续繁荣从而进入全球视野，必须做大做强而且或将更多承载历史担当。只有从自身完善到地区垂范再到全球参与，方可“三足立鼎，合从连衡”，统筹兼顾，相得益彰。
首先，澳门必须加强自身建设，拓宽打实经济基础。经济基础是上层建筑赖以产生发展的物质基础，而经济基础性质和规模势必引起上层建筑变革和导向。而其反向作用又可以确立且维护其在社会中统治地位。当上层建筑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基础服务时就会极大推进社会发展和进步。
澳门具备天时地利又人和之先决条件。轻装上阵，抢占先机。为了增加经济体量，仰仗政策、依赖政府难以为继，国际资本和大陆投资不可限量。“一国两制”下探索粤港澳合作新模式、自由贸易港及横琴岛资源空间结合，形成“一国两制”实践新平台不可避免。事实上，早在2011年此举已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次年即明确“支持澳门建立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改革”和“发展”是辩证的统一。改革促进发展，发展倒逼改革。特首施政报告提及“设置高层次人才引进审委会”当属亮点。长期以来，不论是香港、新加坡还是深圳、珠海，在亚洲地区乃至全球人才战略上精彩纷呈，人口红利、人才优势和人种优化是一个地区建设、发展和改革之重心。澳门近年来鲜有掀起过诸如“人才革命、人口大战”之浪潮。
国内一线城市和大湾区均有不同程度“虹吸现象”，澳门凭什么增加竞争力和吸引力，人流、物流、资金流一统机制有无建立？内部交通、外部航运乃至管网建设等公共设施和大型甲级写字楼时下可否筑巢引凤？日后会否有可能避免当年深圳在市政规划和整体布局方面的捉襟见肘之尴尬？香港风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人才流失，学界认同香港问题的恶化在人力资源上成全和成就了台湾和新加坡，作为国际化社区，澳门有没有相关人才机制可以顺势而为？
澳门教育国际化、产业化和文旅产业一样亦为可持续发展重要一环，新加坡和香港已率先进入深水区。不仅高等院所和中小学教育多维发展，而且职业教育、终身教育布局科学，方兴未艾。“澳门大概4000名学生在外留学，内地保送近千人，去台湾几千人，澳门本地生还有多少？” 而在新加坡和香港，高校三级学院、独立学院、职业学院，乃至如大公文汇培训机构之类则星罗棋布，目不暇接。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2007年澳门博彩业已经超越拉斯维加斯，成为世界头号赌都。然而澳门“一彩独大”，经济模式单一，经济多元化呼之欲出，融入国家战略迫在眉睫，启动其多方能力和放大其国际功能，亦箭在弦上。澳门有海域逾85平方公里，在海洋生物、海洋科技、海洋工程甚至海洋文化方面空间巨大。过往澳门被视为弹丸之地，世人俯视，如今以小博大，后来居上。澳门地少人稀是客观事实，没有争取和开拓是主因。中央未必主动给政策，主动担当、水到渠成才是上策。大湾区从学术概念到国家战略乃至地方政策，内涵和外延始终一贯是不断深化和无限延伸的过程。开拓性、灵活性和创造性势必与时俱进，成为大湾区不断成长和突围之魂魄。
澳门在抓住机遇、深化改革与发展方面需要高眼界也需要大手笔，特区过去发展主要靠政府投放资源，但是，社会资本投入和招商引资平台的设立会更有力度和前瞻性。政府有理想要作为，关键是政策制定和企业服务。政府要制定政策，首先要发展和改革。规模大、力度强、以点带面、形成聚集，从而产生影响力，中央政府自然会刮目相看，施之以策。只要以经济体量获取政治资产，才能更大力度升级产业和推进发展。
其次，澳门在大湾区及大中华区中经济定位背景下的政治角色调整不可拖延和漠视。大湾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行政区划。打破与珠海、广东乃至泛珠三角地区阻隔，势之所趋。大湾区城市群及至中央政府均设立有不同层级“大湾区工作委员会”和主管部门，可以专业对接和主动争取。澳门葡语双语和欧洲特殊背景之优势决定了其全球性和国际环境，其资讯、资金甚至自由非国内一线城市所媲美，其社会安全性、政治单纯性和管治高效率又非香港所替代。因此，除了在大湾区捷足先登、乘势而上、率先靠前之外，澳门还可以在“一国两制”方面为香港和台湾立杆垂范做表率。
澳门本届政府注重大局稳定，家国概念清晰。在健全国安法规、管理施政措施和落实执行机制方面快速高效；在爱国爱澳、国民教育及爱国主义和中华文化推广落地从而赢取民意方面独树一帜。在澳门，宪法和基本法之权威得以认可和尊重。既多元合作又协调统一的宣教系统相对完善和健全，基本法内容在大中小学不同阶段均有部署，进入公职必须接受基本法培训与考核以确保爱国爱澳管制团队绝对领导之地位。澳门特别行政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文化具有凝聚力和辐射性，其社会责任和历史担当在两岸四地互联互动过程中逐日凸显。
在港台，“独派”势力和境外渗透相互勾结、里应外合下渐行渐远，不仅两地民生民意受创，而且国家安全受到史无前例之威胁。港台在去中国化方面异曲同工，从教科书和青少年教育入手，歪曲史实、离经叛道。香港极端势力矛头指向基本法，“一国两制”示范功能严重弱化；台湾本土主义挡道，执政党及多数政客否定“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甚至国民党近期也在忙于“绿化”。在此背景下，澳门需要挺身而出，政治角色或将强化。澳门有民间组织近万家。政府引导、鼓励和支持不可或缺。在大中华区，特别是港台事务上有所思考和有所作为，当属最佳的发展与提升战略。
再次，澳门地方虽小，战略区位却不凡，如若因地制宜，必将“风起南中国海，潮涌大珠三角”。澳门作为大湾区“精准联络人”和“一国两制”的成功践行者，在大中华区、东南亚地区乃至全球格局中的作用不可小觑。能够利用独特优势争取到更多跨国公司、金融机构和企业总部落户生根，申请更多国际组织和全球赛事安营扎寨，甚至能够联手亚太，走向全球，依然属于别样爱国。因为作为跳板冲出太平洋，当属对中国和平崛起之特别贡献。
作者为社会学学者，剑桥大中华智库创办人。
本文为作者在澳门爱国青年教育协会博士智库委员会2020年4月22日“博智线上沙龙”中的演讲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