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兆佳：只有认清暴乱危害并努力补救香港才能避免长期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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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0-04-03 来源：紫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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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中香港爆发“修例风波”，旷日持久的社会动荡对香港社会的根基造成广泛和难以修复的侵蚀。只有当大部分香港人清楚明了这场动乱对香港的根本性祸害、并愿意采取措施和行动作出补救，香港才能避免走上长期衰败之路。

文｜香港刘兆佳

刘兆佳

主要制度和价值观是

香港的宝贵“家底”

去年中开始，香港由“修例风波”触动而爆发了一场回归后最大规模的政治动乱，迄今尚未完结。这场动乱已经对香港的经济、社会、民生、政治与管治、投资与营商环境以及国际声誉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伤害。更为严重而后遗症又更为长久和深远的，是这场为时甚久的动乱对香港社会的根基所带来的广泛和难以修复的侵蚀。如果动乱不尽快戢止，长远而言香港的生机更会被严重斲丧。

作为一个高度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大都会，香港的生存和发展建筑在一系列现代制度和价值观之上。那些制度和价值观构成了香港社会的根基，也可以说是香港人长期以来引以为傲的香港宝贵“家底”。如果这个根基因为受到猛烈冲击而动摇，香港社会也难以如过去般正常运作，而香港的繁荣稳定、生活方式、国际地位乃至对国家的价值亦将不保。

可惜的是，当不少香港人仍然沉湎于政治斗争的时候，他们尚未能察觉到自己社会的根基愈趋不稳所衍生的危机。只有当大部分香港人清楚明了这场动乱对香港的根本性祸害、并愿意采取措施和行动作出补救，香港才能避免走上长期衰败之路。

构成香港社会的根基的主要制度包括：法律和司法制度、管治架构（包括执法力量）、私有财产制度和专业体系。主要的价值观则包括：守法意识、对政府和执法机关的信任、理性务实、互信包容、和平非暴力、尊重知识和真相。这些制度和价值观关系密切，互为依托，共同构成现代社会的本质。它们是香港社会经过长年累月的历史发展和艰苦实践后才逐步形成的宝贵财产和文化传承。从近年来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兴起重创西方社会原有的制度和价值观等事态可知，香港原有的基本制度和价值观其实也是难得而易失，一旦失去了便难以寻回。

动乱损害香港重要制度

香港这场动乱对香港的法律和司法制度的残酷打击是显而易见的。为数众多的抗争者和暴徒特别是年轻人肆无忌惮地从事各种违法行为，比如进行非法游行、示威和集会，堵塞道路，散播谣言，抹黑和攻击政府官员、警察和公众人物，甚至从事打、砸、烧等暴力行为，企图以恐怖主义行动在社会上制造恐慌，悍然视法律法规和社会规范如无物。他们相信他们的所作所为乃正义公义之举，能够迫使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屈服，而且有利于推进香港的民主进程，维护香港的高度自治，甚至可以把香港变成“独立政治实体”乃至“独立国家”。

更为令人揪心的是不少香港人乃至部分法律界和司法界人士对各类违法行为采取姑息、包容、同情乃至鼓励的态度。部分法律界人士甚至鼓吹“违法达义”“公民抗命”和“暴力能够解决问题”等歪理，策动年轻人以违法手段来促进香港的民主和人权，并吹捧那些年轻人为香港的“英雄”和“义士”。香港经过长年累月才得以建立起来的法治社会的形象和实质遭受了残酷的打击。

2月29日晚，香港又有暴徒聚集于旺角一带，用杂物堵路及纵火（图：文汇报）

尽管不时有人对香港司法机关的裁决有微言，特别是批评个别法官对一些自诩为“民运人士”“人权分子”或“反政府人士”的犯罪分子“网开一面”或“从轻发落”，但总体来说香港司法机关仍然得到香港人的尊重和信任。然而，这场动乱对香港的司法机关的威信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一些过去惯常捍卫司法权威的反对派法律界人士也不时对司法裁决严加批评，特别是那些他们认为对违法抗争人士“不公平”的裁决。这场动乱在香港社会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政治分化和对立，在“敌我”矛盾示威浓烈的氛围中，任何司法裁决都必然引起不同政治立场的人的截然不同的激烈反应，而个别法官更被指名道姓恶意诋毁和攻击，甚至遇到人身安全的威胁。一些激烈抗争者更希望以恐吓手段迫使法官怯于严正司法。西方媒体和政客作为这场动乱背后的支持者更屡屡质疑香港的司法机关，并诓称香港的法官受到政治操纵或香港的法治已死。在这种恶劣和广阔的政治斗争环境下，司法机关的处境十分困难，而其威望也难免受到相当程度的挫伤。

回归以来，不认同香港的新宪制秩序的香港的反对势力对香港特区政府无休止地攻击、对抗和阻挠，已经造成了特区管治极为艰难的局面。在这场动乱中，外部和内部反华势力为了瘫痪特区的管治和夺取管治权力，更全方位和全力向香港特区政府发动猛烈进攻，并利用各种方法煽动香港人对特区政府的不满、误解、怀疑和愤怒。更甚者是部分政府公务员公然批评和反对政府与警察，进一步削弱政府的管治威信。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管治威信因为这场动乱而备受冲击，严重削弱了其原来本已不强的管治能力和管治意志。在内外反华势力的猛烈攻击下，特区政府动辄得咎、处处挨打、施政乏力，因此在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上都步履蹒跚，对推进经济发展和纾解民生困苦极为不利。

2月28日，香港警方通报一宗未经批准集结和一宗刑事恐吓案件，被拘捕的3人为“叛国乱港四人帮”之一的黎智英，以及反中乱港分子李卓人、杨森。图为黎智英（中）当日获准保释离开警署。三人将于5月5日在东区法院应讯（图：新华社）

他们的反政府“战略”的核心，是要打垮一直以来享誉世界和深得香港人信任的香港警察队伍，主要手法是蛊惑和驱动涉世未深但却愤世嫉俗的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和中学生不断向警察使用暴力，迫使或“诱使”警察以武力进行遏制，然后混杂于现场的文宣人员有预谋地拍摄剪辑警察执法的片段，造谣诬蔑警察，同时以大量文宣材料抹黑警察，并对警察和其家人与朋友发动网上欺凌。由于不少香港人对年轻人的暴力行为比较包容和宽恕，内外反华势力遂得以趁机在社会上燃起“仇警”狂飙，并希望借此瓦解警察的士气和摧毁香港特区的最重要管治力量。不过，由于香港的警察队伍训练有素，而那些人对警察的攻击和诬陷反而让警队在同仇敌忾下更为团结一致。尽管内外反华势力的意图没有得逞，但作为香港执法力量的核心的香港警队在社会上的声誉和公信力无疑已经受到不少伤害。这不但造成了香港治安出现明显恶化的迹象，连带香港作为治安良好之都的国际美誉也蒙上阴影。

作为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香港赖以成功的要素之一是对私有财产的尊重和保护。香港乃至西方的法律体系的核心原则是承认和保卫私有财产。尽管不少香港人对香港的贫富不均的状况有怨气，但在尊重私有财产制度的社会共识下，香港社会极少出现响亮的“平均财富”或“劫富济贫”的呼声。不过，在这场动乱中，违法暴力分子屡次大肆攻击、破坏乃至焚烧那些与其政治立场不合的商户，包括银行、店铺和餐厅，企图让其难以经营甚至倒闭，从而迫使香港的商人噤声。虽然警方尽力保护商人的私有财产，但碍于警力不足，难以提供周全保护，以至有一些商号蒙受重大损失。部分商人在无奈之下只好缩减业务、结业乃至搬离香港。大部分商人为了避免麻烦而不敢谴责暴徒，小部分更“虚情假意”地表示肯定动乱分子。暴力分子基于政治理由践踏私人财产的行径对香港的投资和营商环境极为不利。既然妥善保护私人财产乃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特征，这场动乱其实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香港的根基。

旷日持久的暴力冲击对年轻人的影响尤为恶劣。香港警方于2月23及29日分别拘捕两名中学生，他们涉嫌于2月12日在香港仔一间银行内纵火（图：香港警务处）

各类专业人士是香港社会的中流砥柱，而高端服务业更是香港作为一个高度现代化国际大都会的支柱。香港的专业人才素来不单以其专业水平能够与先进国家的同行媲美而得到肯定，其专业道德操守更为各方所赞颂。2003年香港爆发非典型肺炎疫情，香港医护人员的承担、牺牲和忘我精神已经载入史册。可惜的是，在这场动乱中，部分专业人士在“政治挂帅”和“敌我意识”的驱使下不但遗忘了他们作为专业人士的操守和承诺，反而蓄意从事一些有损社会利益和民众福祉的勾当。部分法律界人士不断漠视或美化动乱和暴力分子的违法行为，在法庭上和社会上竭力为他们辩护和开脱，公开在本地和西方媒体上指控香港特区政府和警察非法践踏人权和自由，并要求西方国家插手香港事务和对香港施加制裁。当香港人面对新型冠状肺炎的严重威胁、社会上弥漫恐慌情绪之际，个别同情和参与这场动乱的医护人员尤其是年轻从业员悍然“乘人之危”而策动罢工行动，企图以病人为“人质”向香港特区政府施压，同时藉机扩大抗争队伍，为日后的政治夺权计划作准备。事实上，同样的专业失德现象也发生在一些其他专业界别之中。经过漫长时间而形成的香港人对专业人士的信任、尊重和依赖因为这场动乱而受到磨损，而专业服务的可靠性也受到质疑。

动乱令香港人主要价值观

经受严峻考验

这场动乱除了损害了香港重要制度之外，香港人的主要价值观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侧面反映了香港人的所谓“核心”价值其实基础并不稳固，也并未得到香港人的笃信。在恐惧、仇恨、偏执、不安和“敌我”意识的笼罩下，不少香港人尤其是动乱和暴力分子已经在思想和行为上从自己一直以来赖以“自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让自已公开或暗地里“放胆”做一些过去自己不敢想和不敢干的事。对那些人来说，“守法”与否视乎相关法律是否对自已的“政治阵营”有利、是否有助于打击“对手”、是否符合自己对“公平公义”和“法治”的“理解”。由是，“违法达义”“公民抗命”和促进社会公平公义民主人权成为了违法行为的“理据”、护身符和道德授权。

“包容”在香港这个多元化社会素来被视为香港社会的本质。不过，过去几十年来，连绵不断的政治斗争早已让“包容”在政治领域“蒙尘”。“党同伐异”在不同政治派系之间已经成为常态。这场动乱不但进一步扩大了不同政治派系的鸿沟，使得他们之间的斗争更为激烈和恶毒，更让政治斗争在社会上全面渗透扩散。家人、亲戚、同事、朋友、生意伙伴等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而时生龃龉，彼此甚至形同陌路。暴力分子更对持不同意见者经常以残酷手法相向，持异议者容易被他们界定为 “敌人”“异类”甚至“不是人”。“包容互信”在香港社会大幅减少，社会关系、日常生活和机构运作受到严重损害。在这种环境下，政府的政策和措施备受质疑，“对手”的公益慈善行动容易被批评为怀有不轨政治意图，集体利益经常被个体利益所凌驾。同情与关怀变成了奢侈品。

在“包容互信”匮乏的情况下，香港人过去广受国际社会赞誉的理性和务实精神也大为逊色。作为一个典型的利润挂帅的资本主义社会，锱铢必较、实事求是和客观研判一直以来乃不少香港人的个性特质。可是，在这场动乱下，大量的非理性、情绪化、政治化和劣质化的言行充斥于市面。事实与真相让路予虚假信息。很多人尤其是动乱分子按照自己的主观喜好、政见、偏见、仇恨和斗争需要而判断是非、对错和真伪，甚至刻意炮制用以打击对手的虚假新闻。种种极为反智和集体失智的现象十分普遍，就连不少知识水平较高的人也不能幸免。

港铁大学站在“修例风波”中被暴徒严重损毁。图为被火烧毁的车厢（图：新华社）

旷日持久的暴力冲击和本土恐怖主义的抬头，成为了某种“暴力文化”滋生的温床，对年轻人的影响尤其恶劣，充分表现在大批大学生和中学生因参与暴力冲突被警方拘捕。一向以来，香港人把稳定和秩序视为最高价值，暴力和动乱则是他们最反对和害怕的东西。这场动乱对香港社会造成的最深刻的伤害不单是暴力和恐怖主义所带来的种种破坏和伤害，更是不少香港人包庇、同情和纵容暴力，甚至相信只有暴力才能迫使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答应他们的夺取管治权力的政治诉求。部分诉诸极端暴力的年轻人更被内外反华势力大力吹捧，进一步强化了那些年轻人的“救港”使命感。经过大半年的动荡，某种“暴力文化”在香港已然形成。香港社会容忍暴力的程度比以前明显上升，而认同暴力能够解决问题的人的比例也有所增加。这种事态的发展对香港的安定和发展肯定有害无利。

越来越多港人开始认真反思，

促使香港实现再出发

香港的主要制度和价值观毫无疑问是它的宝贵“家底”，必须珍而重之，小心呵护，不能让其有任何损伤。“家底”如果变薄了，香港社会的根基便不牢固，而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平与秩序也将不保。香港对国家的重要性和所能发挥的作用更将大打折扣。这场动乱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动摇了香港社会的根基，而不少香港年轻人对香港的“家底”既不认识、更不懂得珍惜，无疑已经引起不少香港人的担忧。讽刺的是，动乱分子称策动动乱的“初心”是要捍卫香港的制度和“核心价值”，但那些制度和“核心价值”却反而因为他们所策动的动乱而崩坏。

病毒在动乱时期在香港肆虐，使已经水深火热的香港陷入更严峻的困境。然而，一个积极的发展趋势却似乎正在萌芽。越来越多的香港人看来正在开始认真对这场动乱进行反思，并认真思考香港的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从比较乐观的角度观察，理性和务实心态有望在香港重新抬头，并促使香港人开启修复和重建制度和价值观的工作，实现香港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