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晓锋 

近期香港因修例风波闹得不可开交，尤其以年轻人为主体的示威者，以各种形式表达了他们对当前香港困局“求变”的心理和“向上流”的渴望，当然其中也掺杂了政客的抽水、暴徒的鱼目混珠、西方势力的搅局，以及大国博弈的影子等等。一个难得的机会，笔者带领一众香港青年评论员赴京学习交流，一是通过学习交流和思维碰撞，提高青年评论员的综合评论水平；二是通过到北京市政协、国务院港澳办、人民日报社等单位的拜访，思考如何解决当前香港的困局。

国家对香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从设想到实践，其成功的意义，早已是国际社会的公论。香港回归22年来，内地和香港的经济实力变化极大，2003年香港的经济总量为北上广的总和，香港的轨道交通通车里数超过内地所有城市。现在北上广深任一城市的经济总量，都超过香港，北京和上海的轨道交通也早已分别超过香港。这些变化和发展，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以及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来看，繁荣发达的香港，与繁荣发达的内地同样重要。

纵观西方世界，其发展面临动荡与危机。今年4月份英国的革命暴动，2011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陆续发生的欧债危机等等，美国和英国的许多体系已经失效：金融部门背叛了商业部门，随后又导致了自身的危机，而商业部门则受到短期主义的困扰，这些都充分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发展至今的危机。哪怕在全球性经济减缓和危机四伏的大背景下，尽管香港本身如今所面临的危机，已远非靠香港自身就能解决，但香港始终有国家作为最坚强的后盾，在“一国两制”下，国家从来不吝“优待”香港，希望香港越来越好。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普通青年人确实缺乏向上流的空间、上楼的希望。无论他们付出多大的努力，依然买不起房。原因在于大多数的资源，都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许多产业政策或者青年政策，未能有效把资源分配至青年人。

因此，未来突破困局的关键，在于能否运用国家的力量和“一国两制”的优势，把资源合理分配到青年人，让普通的青年人，享受到更多民族复兴和国家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红利，重燃希望。

本文作者系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就是敢言执行主席，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