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谢晓虹 王事通

自今年六月以来，《逃犯条例》修订风波持续发酵。香港这座城市一个月经历了多次游行。这其中，既有反对修例示威，亦有声援香港警察的大规模集会。然而，在一小撮心怀不轨者煽风点火下，这场风波不断升级，直至爆发了大规模暴力事件。

这是香港的至暗时刻。

在六月九日、六月十二日、六月二十一日的示威游行之后，针对香港回归二十二周年这一关键政治节点，部分武装、组织起来的极端分子以铁笼车、铁棍等攻击性武器冲击破坏立法会，向警员投掷腐蚀性液体、有毒粉末，导致十多名警员严重受伤。极端分子冲入立法会中肆意打砸、破坏，甚至公然将港英政府时期的殖民者旗帜，悬挂在立法会主席台上。香港这颗璀璨的东方之珠，此刻竟因暴力和极端行为而黯然失色，不禁令人唏嘘。

立法会大楼遭破坏后内景（图/香港大公报）

随著电视、网络媒体的不断曝光，极端分子们在街头施暴的行径被公之于众。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一些香港青年受政治投机分子的蛊惑，贸贸然地参与到游行示威乃至暴力行为之中。在大好的青春年华，他们本应是这座城市的建设者，肩负著香港未来发展的前途；然而一部分人抛弃了学业、抛弃了家庭、甚至抛弃了自己的前途命运，在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前螳臂当车。

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谁引诱香港青年走上歧途？

反对派：为谋求政治利益破坏香港法治精神

长期以来香港都以法治社会而自豪。法治给予了每个香港市民自由和平地表达意见的权利与机会。在法律规则之下，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见解与诉求，但是这并不等于肆意妄为、突破法律和道德的底线。

在此次风波中，反对派就始终扮演著推波助澜的角色，对他们口中的“香港法治”采取双重标准。

1998年，轰动一时的张子强案发，反对派领袖之一、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借机在立法会提出议员议案，要求特区政府尽快与内地就移交疑犯达成协议。当时他声称：“违法行为必须在犯事地区的法院审讯，逃犯须移交到犯事地区处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李柱铭却一改早前立场，先是带领一众反对派议员赴美出席美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所谓“讨论香港民主”听证会；后又在媒体上发表二十多篇文章抹黑特区政府修例。当被人指出其前后矛盾时，他又三缄其口，企图浑水摸鱼。

李柱铭（资料图）

无独有偶，2013年时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庭煽动香港青年“占领中环”，并公开叫嚣：“希望有一万人参与整个活动，有一定数量的人在‘公民抗命’后，可主动自首和在法庭不作抗辩。”结果真到2018年受审时，戴耀庭却想方设法发动舆论媒体造势，试图脱罪，显露出两面三刀的懦夫本色。

戴耀廷（资料图）

反对派对“法治”这一概念采取双重标准的背后，隐藏著耐人寻味的政治投机图谋，他们妄图与外部势力里应外合，以香港为支点，在地缘政治层面掀起风浪，而“法治”不过是他们掠取私利的幌子罢了。

反对派的另一招是无所不用其极地抹黑香港警队。

众所周知，香港警队始终活跃在维护法治的第一线。不论是之前的“占中”运动、旺角暴乱，还是此次风波，香港警察始终秉持“维护法纪、维护治安”的目标，尊重市民个人权利，用行动坚守香港的法治。

但可悲的是，在尝到“七警案”的甜头后，反对派政客和激进港独分子进一步利用Facebook、Whatsapp群组、论坛讨论区等香港青年常用媒介，宣扬所谓“勇武抗争”“违法达义”。一小撮香港青年更对逾千名警员开展“人肉搜索”，污蔑他们为“黑警”，甚至连无辜警员家属也收到骚扰、恐吓。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当这些青年选择站在警察的对立面时，似乎忘记了香港警察也是香港人的事实。

反对派的手段，让有罪的人洋洋得意，无辜的人受到迫害，最终受到损害的却是“法治”这一香港的核心价值观。

但就算反对派们再怎么扰乱视听、美化包庇暴力分子及其行径，大部分香港市民仍能看清真相，理解香港警察的正当合理执法，并愿意为支持警队发出自己的声音。

六月三十日，笔者亲历了在添马公园举行的“撑警游行”，目睹近16万香港市民为了表达对香港警察的支持及敬意，自发身穿白色和蓝色衣服，冒著大雨参加这场“撑警察 护法治 护安宁”的和平集会，为香港警察发出公义之声。

当中既有香港知名艺人，也有不少在政治上鲜有发声的“沉默大多数”。每一句“阿Sir Madam 我撑你”的口号，均表达了他们为受伤的警察打气，为维护香港和谐稳定而共同努力的深切之情。十数万人的呐喊，正是在告诫那些激进分子，尤其是其中的香港青年，不要被反对派议员的政治操纵蒙蔽耳目。

笔者参加“撑警”集会

香港青年应该明白，反对派的目的从来就不是自由、民主、正义。试问，真正的自由，难道就是那些罔顾事实、散播恐慌的谣言吗？真正的民主，难道就是扰乱治安、破坏社会的极端暴力行径吗？真正的正义，难道就是将受害者潘晓颖一家弃之不顾，而将一桩凶杀案件高度政治化吗？

众多时刻，所谓的“自由民主正义”沦为反对派政客争权夺利的政治工具，制造冲突、煽动分裂是一门稳赚不赔的生意，每当有市民走上街头，就能激化这些人对特区政府和建制派的敌意，也就越能为了11月的香港区议会选举以及下一次立法会选举争取到更多票源。反对派议员在街上散播恐惧、仇恨、对立思想时，从不会忘记高举横幅、大呼口号，让人们为自己投票，意图可为昭然若揭。美其名曰“民主派”的一干政客，早已将香港政治集体行动时“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共识抛诸脑后，为反对而反对。他们正是将香港青年引上歧途的罪魁祸首。

失德教育从业者：对香港青少年灌输“反中”意识形态

作为塑造青少年价值观的重要一环，学校本应是教书育人的一方净土。然而，后殖民时代的香港教育体系受港英政府时期遗毒甚深，已成为建制派、反对派和极端“港独”分子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力场。

在此次风波中，部分教师工会屡次协助反对派进行政治动员。

作为香港教育体系中重要的一部分，香港的教师工会所属教师会员广泛分布在高等院校、中小学校和幼儿园之中，其影响力渗透至整个教育体系的方方面面，通过教师向香港青少年施加影响力。但自六月五日起，部分教师工会多次公然挑唆教师罢课，与反对派组织“民阵”勾连，鼓动其教师会员走上街头，开展罢课行动。

不仅如此，这些教师工会还唆使所属教师会员本著所谓“专业精神”“公民教育的原则”和“客观原则”向中小学生“解读”《逃犯条例》。但自相矛盾的是，这些工会却预先发布官方公开信和宣传单，与反对派统一阵线，传播立场偏颇、偷换概念的《逃犯条例》简介，意图误导教师和学生。

在中小学校中，教师对学生而言占据著主导、支配地位，教师可利用自己的地位单方面将其政治立场施加给学生，学生群体之间的同辈压力又会放大这些政治观念的影响力，对于尚未心智成熟的中小学生的意识形态产生重要影响。这种通过教育系统所进行的政治动员，也成为了六月香港部分学校罢课、罢学的导火索。

由于部分教育从业者的放任，还令“港独”思想渗透、蔓延至中小学校。

近年来，在部分教育从业者的默许之下，香港“民阵”、“学生动源”以及已被取缔的“香港民族党”等团体在多所香港中小学校建立“港独”关注组，不定期派发“港独”宣传单、制作发放含有诱导式问题的调查问卷，试图向香港下一代灌输“港独”思想。

一小部分教师、学校也主动参与到洗脑教育之中。比如，针对此次风波，港校圣士提反书院在小学二年级常识试卷中混入“占领街道不是犯罪”、攻击警方正当执法行为的插图，传播反对派政治立场，而校方也默许这一行径，避重就轻地将“洗脑”试卷归咎为教师个人行为。

“洗脑”考题（图/香港大公报）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当“反中”政治氛围在中小学校弥漫开来，所引发的后果将是一连串的：

一是加剧了香港青少年与家庭之间的对立紧张关系。在此次风波中，一些香港家长试图阻止子女的一时冲动，却反遭子女大肆批斗、辱骂；一些教师更是火上浇油，鼓动香港青少年要“勇于”反抗家长上街游行示威。家庭是一个社会的基础单元，家庭对立情绪加剧将使社会政治氛围更趋对立，也更容易爆发不理性的集体行动。

二是削弱了香港青年的国族观念。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数据显示，在支持“港独”思想的少数青年中，有高达80%的人意图移民；近日又有新闻指出，部分持英国国民（海外）护照在伦敦国会外请愿，希望英国给予其居英权和在英工作权。这些现象都直指香港青年国族观念薄弱这一身份认同核心问题，树立香港青年国族观念工作亟待加强，而教育领域正是这场斗争中的关键一环。

三是“反中”意识形态会随著青少年年龄增长逐步走向大学及社会。梁游立法会宣誓辱国、香港理工大学民主墙“港独”言论等事件，正是持“反中”意识形态青少年随代际更叠进入高等院校后产生的恶劣后果，如果不对这一势头加以遏止，香港未来一代的主流话语权将被劫持，更将引发诸多乱象。

唯有抛弃偏见才能让香港青年走出迷惘

理性包容、和而不同是香港这座城市的特质，也是港人引以为傲的核心价值，但真正爱香港的理性青年应该明白，自由并非没有底线，用暴力和极端行径与政府冲撞，对香港社会发展不会带来任何帮助和改善。香港青年本来应该肩负著创造美好未来的重任，并应该具备正确和理性分析的能力，但在无数的冲突和纷争之中，他们已迷失了正确方向。

长期以来有观点指出，香港青年生活的艰困系为香港高房价所累，但笔者认为香港青年所面临更直观的问题，是因产业结构与教育结构失衡所带来的“结构性失业”。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支撑其经济的金融业和专业服务业高度发达，这些行业虽然能产生高附加值，但增加的本地就业岗位数量却很有限。随著近年来香港作为港口城市吞吐量日趋下降、科技产业发展滞后、去工业化等诸多原因，能够集中吸纳大量本地就业人口的主要是旅游业等消费性服务业，但其提供的中低收入岗位偏多，从业者收入也因而增长缓慢。与此同时，香港的高等教育却在产业化政策导向下盲目扩张，香港青年平均学历陡然拔高，就业期望值亦水涨船高，青年希望从事高端岗位，但就业现状却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

这种香港产业结构日趋收窄、就业岗位供给不足与职业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让香港不少年轻人对前途及未来发展丧失信心，自认为向上流动无望。再加上反对派鼓噪和部分教育从业者失德，香港青年因而将情绪宣泄在政治活动之上。

香港（资料图/视觉中国）

真正能够解决香港青年问题的人，正是香港青年自身。

近年来，内地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不断提升，尤其是与香港一衣带水的深圳已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产业的中坚力量，个人发展的历史机遇在其中涌现，随著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出台，内地广阔的就业市场已向香港青年展开了怀抱。

在生活上，内地也始终心系香港青年，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纳入高铁网络为港人在工作、学习、生活的软硬件上提供了方便。“百闻不如一见”，只要香港青年能够抛弃意识形态偏见，勇于踏出“北上”的第一步，就能真正分享到祖国飞速发展所带来的成果，个人发展前途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在《逃犯条例》修订风波结束后，特区政府应充分发挥政治智慧，对香港青年恩威并施。既要对参与暴力示威者严正执法、追究到底，让用心险恶者自食恶果；也要与香港的基层青年建立真正的沟通桥梁，利用好青年发展委员会等工作机制，加大香港青年事务力度统筹并加以改革，更好地推动青年参与建设香港，鼓励更多香港青年到内地去了解、观察真实情况。

香港社会也应反思“勇武抗争”“违法达义”的代价，思考如何弥合社会撕裂所带来的伤痛。希望更多理性的、爱国爱港的青年政治领袖勇敢站出来，在香港青年群体之中发出正义的呼声。我们不能让某几个獐头鼠目的宵小之辈始终占据著青年一代的主流话语权，而要使“沉默的大多数”不再沉默，夺回那些失去的舆论阵地。

“不畏浮云遮望眼”，盼望香港能早日平息这场风波，盼望香港的青年能肩负历史的重任，再一次开启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美好时代。

本文作者谢晓虹系香港青年发展委员会委员、全国青联委员

王事通系香港公共政策观察者

来源：观察者网